1949年10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欢庆声中,林彪指挥四野一路高歌猛进直入深圳罗湖,吓得驻守在宝安的国民党参军仓促逃往香港,解放军顺势占领深圳全境。15日,新华社发表全国公告,宣布广东全线解放。

当时考虑到香港与深圳不过一河之隔,加之战士们士气正旺,林彪不由得产生了解放香港的念头。于是,他果断向中央请示,希望顺势解放香港,甚至还提交了两日内拿下香港的详细作战计划。

然而,就在林彪与四野全体战士静候着毛主席下令解放香港的佳音时,中央的一纸命令却让他们原地发愣了。因为毛主席的电令如下:“停止进攻!香港,另有打算。”

要知道,香港作为我国百年国耻的起始地,这里凝结了太多中国人的血泪与挂念。如果说能够一鼓作气收回香港的话,那对于全国百姓而言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这一点,对于四野如此,对于林彪如此,想必对于毛主席,同样如此。

那么,既然如此,毛主席又为何要制止四野胜利的步伐呢?他所言的另有打算,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文章,为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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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指出的是,毛主席不让林彪直接解放香港,绝不是忌惮英国人的武力。毕竟对于他老人家来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况且英国还是最日薄西山的那只。

众所周知,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原本是具备睥睨世界的底气的,当年香港也是在这种形势下沦为弃儿。可是,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消耗后,英国已然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本钱,甚至到了要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地步。所以,对于英国,我们根本没必要放在眼里。

早在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期间,我军就在长江之上狠狠炮击了英国海军的紫石英号军舰,这件事可以看作我军与英军的第一次直面较量。

当时,紫石英号无视我军的警告,悍然进入我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主权造成了威胁。在此情况下,毛主席毅然下令炮击英舰,以捍卫主权。

经过几个小时的炮战后,紫石英号大败搁浅,前来救援的三艘英舰也遭到了我军的驱逐。而后,我军与英军就紫石英号一事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外交事宜,最后此事还是以紫石英号仓皇逃出我长江口而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在谈判过程中,英军方面屡屡想用强硬手段逼迫我军屈服,不过,在毛主席的亲自运筹下,英国代表非但没有从我军身上讨到半点好处,反而还在我方代表的强硬态度和据理力争下占尽下风,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通过这次交锋,英国人总算明白过来,他们一味崇尚的“舰炮外交”,在新生的中共政权面前根本就起不了作用。而此时的中国,已然不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羸弱可欺的“散财童子”了。

所以,通过“紫石英号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向林彪下令停止进攻香港,并非是忌惮英国,他所下命令的出发点,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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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抛开国际影响力不谈,当时英国驻守在香港的军队,也绝不在毛主席考虑的范围之内。

根据我军情报显示,当时驻守香港的英军,不过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了很大一部分的警察队伍。而四野可是一路从东北打到华南的雄师,百万大军的威慑力姑且不论,单是这支队伍的士气,就已经不是养尊处优的英军能比拟的了。因此,若是要战,英军可以说毫无胜算。

对此,连当时英国驻香港的督察葛量洪都不得不表示:“如果是真的要拿下香港,根本不需要军队,直接控制香港的供水和粮食,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香港就会撑不住了。”

由此可见,动武,英国人毫无胜算。

可是,尽管如此,毛主席却还是放弃了解放香港的这一绝好机会,甚至还让周总理督促做好香港饮用水的日常供应。而此举,在当时不仅国人不理解,英国人更是一头雾水。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当年的决策,实在是一个深谋远虑的高明之举。

概而述之,毛主席对香港的“另有打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动摇英美同盟,伺机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

我们知道,自马歇尔计划、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之后,英美似乎就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沆瀣一气在国际舞台上大搞“共产主义威胁论”,极力封锁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而新生的中共政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其重点封锁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新政权虽然取得了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的社会主义同盟国家的承认,可想要获得足够多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就离不开西方国家的承认。但在美苏争霸、我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大背景下,想要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其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条外交关系上的至理,让我们找到了突破口。这突破口,正是英国,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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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香港经营已久,他们对于这块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必然不舍得轻易放弃。因此,一旦我们不直接拿下香港,英国必然不愿在外交上与中国闹得太僵。况且,香港的大部分必要物资都来自中国大陆,得了便宜之后的英国自然不得不正视这个“命门”,同时正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

至于“英美同盟”这个桎梏,毛主席相信,在利益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毕竟英国人永远不会傻到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这份所谓的盟友关系。

从这方面考量,毛主席直接就断定,我们与英国在外交关系上可以期待。而事实也证明,他老人家所作的预见完全正确。

1950年1月,新年伊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欧洲炸开了一个重磅消息——英国政府承认了新中国,并愿与新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这个消息一出,西方世界顿时一片哗然,因为英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承认了我国政府合法性的国家。

随着英国在对华态度上的转变,欧洲各国纷纷向我国投来橄榄枝,我们也由此迎来了新一轮的建交热潮。虽然在美国的震慑下,西方国家还不敢和中国走得太近,但它们对华态度的转变,却足以打破我国被完全封锁的局面,使我国有了更多接触世界的可能。

接触世界,走向世界,这是新中国必须走出的一步。而这就是毛主席没有直接收回香港的第二个原因:要将香港视为窗口面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之时,美苏争霸已然成为态势,而我们又将“一边倒”定为了基本国策。毫无疑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倒向苏联的我们必将遭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和封锁,这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留下香港,画地为牢,无疑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绝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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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世界上掀起了一阵“归去来兮”的回国热潮,无数青年留学生都是在这一时期回国的。而纵观分散在各国的浪子回巢,他们无一不是通过香港辗转回国的,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皆是如此。

除了人才以外,我国还通过香港购买一些西方国家所“禁购”的商品,比如石油、技术等。像我们熟知的华润公司,就在此期间充分充当了我国的外贸使者,为大陆购买了大量的工业材料和技术。

这些人才和技术的涌入,是我国得以发展起来的关键,不得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当时还归于“西方阵营”的香港。

当然,要说起香港作为我国窗口最大的作用,还是让我国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选择,从而避免过度依靠苏联。

靠山山倒,靠人人走。这个道理,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早就明白。因此,就算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他们也早就未雨绸缪,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中苏关系破裂做好了准备。而这个准备,其中就包括香港。

毛主席明白,苏联人不求回报的给予我国支持,还要帮助我国搞社会主义建设,除了有一小撮友好互助的意味外,最主要的缘由还是国家利益。毕竟在美攻苏守的态势下,有我国在远东牵扯住美国,他们便可无所顾虑地将目光放在欧洲,因而他们必然会与我国打好关系。

但是,一旦美攻苏守的态势被打破,那么中国这个“盟友”便不再重要,这时的中苏关系也必将接受挑战。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在与苏联交好时,要有一个能与外界保持联系的窗口。这样一来就算苏联变脸,我们也不至于被完全孤立,而香港就是那个最好的选择。

结果,事实证明,当初留下香港,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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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就迅速交恶,特别是美苏两国展开国事访问后,苏联就更没有把中国这个盟友放在眼里了,两国间后来甚至还发生了形势颇为紧张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险些由此完全破裂。

前有美帝国主义的孤立政策,后有苏联说翻脸就翻脸的威压,我国在当时可以说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之中。好在,香港特殊的窗口作用在这时凸显了出来,通过香港,我们不仅成功向外释放了友好信号,更顺利的走了出去,到非洲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后来,中美关系冰破,基辛格秘密访华,也都是通过香港进入了大陆。从释放信号到提供通道,香港可以说为我国的外交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毛主席当年的英明决定。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毛主席当年制止林彪解放香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认为时机还不到,将来会有更好的时机收回香港。

自从清政府割让香港岛,至新中国成立,英国人已经占领了香港接近一百年的时间。在这百年的时间里,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自由港,这个过程显然是十分艰难的。

和全球所有殖民地一样,香港的发展是在无数劳工的血泪上发展起来的,其间艰辛,只有当时的香港人才能感受。

好不容易发展起来后,香港又受到战争的侵蚀,其工业和市场几近崩溃,人口一度从战前的160余万锐减至不到70万。当时的香港,可谓举步维艰,满目疮痍。

等到二战结束后,香港才总算又焕发生机。在全球经济都处于战后复苏的态势下,香港成功抓住了自己在马六甲航线上不可或缺的这一优势,重新构建了贸易自由港。而按照当时香港的发展模式,其发展前景可谓一片大好,未来不可限量。

然而,如果我国在这个时候收回香港,那么香港的自由港身份将不复存在,这势必会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后续发展。为了收复土地而破坏一个潜力无穷的城市,这绝不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愿意看到的。

反正,收复香港是板上钉钉的事,早一些迟一些,似乎并没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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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毛主席是心中有数的,他比谁都想要早些收回香港。但与此同时,他也比谁都清楚不能着急收回香港。

1975年,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访华,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希思此行的目的,除了基本的国事访问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讨论关于香港的归属问题。

我们知道,根据中英《新界条约》,英方租借香港99年,而希思访华之时,距离合约只有25年的时间。因此,试探中方的口风,为香港的回归问题做布局,是希思此行的重要任务。

可是,在希思想要谈香港问题时,毛主席却并不愿就这个话题展开对话,他只是对希思说道:“香港问题我们先不谈,到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再商量。”说罢,他又指了指身边的邓小平等人说:“具体事情就交给他们这些年轻人吧。”

不难看出,毛主席并不太关心香港问题,因为他早就已经做到心中有数。该什么时候收回?要怎么收回?他的心中都已经做好了盘算。而且,毛主席知道,自己已经81岁高龄,在收回香港这个问题上,他已然有心无力。

对于一个领袖而言,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统一,想必是他最大的心愿。可是,为了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为了更长远的国家利益,他毅然舍弃了这个心愿,放任其成为自己的遗憾。要知道,这个愿望,这项伟业,在1949年不过是一道命令的事。

国之公者,公之大者,大概也正是如此了。

好在,毛主席口中的“年轻人”没有让他失望。在邓公的努力下,香港终究是按时回归到了祖国的怀抱,分秒不差。

可惜的是,两位伟人,为香港回归操碎了心,却终归都没能亲眼看到他的回归。也许,历史的时刻,总该添上那么一两道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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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平台上,有这么一个问题有被问起过,“如果当时毛主席当时下令解放香港,香港还会达到后来的高度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一定会。

之前很多人对香港都有一个误解,认为香港是在英国人的手中发展起来的,港英时代的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但其回归后却走上了下坡路,由此得出中国人管理不好香港的结论。

其实,香港的繁荣与英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说香港的繁荣,完全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香港人的努力换来的,香港终究是香港人发展起来的香港。

香港真正取得飞速发展的阶段,是在二战以后,准确的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时期,随着马六甲航线重要性的不断显现,香港的贸易港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为香港带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

而且,由于背靠大陆,香港的区位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香港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了中国大陆这个财富密码,加之香港人成功抓住了机会,这才使得香港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了人们熟知的“东方之珠”。

如果说1949年直接解放香港,我们大胆猜测,制度变化或许会在短期内影响到香港的发展进程,但相信只要恢复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定位,香港必然会重新回到正轨。而发展到后来的高度,不过是时间问题。

至于中国人管理不好香港这个结论,完全就是无稽之谈。

我们知道,香港之所以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是因为它在上世界八九十年代重点发展了金融业,金融行业甚至成为了香港的支柱行业。在全球经济向好的情况下,金融业无疑是行业巨头,香港由此赚得盆满钵满。这一时期,正好处于港英时代的末期。

不过,在进入九十年代末期后,随着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以金融业作为支柱产业的香港难免受到相当大的波及,其经济情况随即盛极而衰,开始走起了下坡路。而这一时期,又正好处于香港回归不久。

于是,一种“英盛中衰”的错觉油然而生,而这正好成为了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攻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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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的繁荣与英国其实关系不大,不过它的衰落却和我国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缘故,倒不是中国人治理不好香港,而是中国的发展太过迅速,迫使香港对大陆的作用飞速下降。

在大陆经济并不发达的时候,香港可以起到贸易带动作用,这一时期大陆的结算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香港。但随着大陆的经济超过香港,香港就不再是大陆的唯一选择了,而这时香港就会失去原本的优势,从而陷入发展的瓶颈。

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金融业终究只是锦上添花的行业,很难起到经济支柱的作用。就像香港对于大陆而言,一旦失去某些功能,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也是香港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

总之,香港就是那个香港,不论姓资还是姓社,它的发展都是可以预见的。因此,就算当时解放军直接解放香港,也一定不会影响到香港后来的地位。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如果香港解放,在中央的调控下,香港的产业结构会不会及时得到改变,从而走向更好的方向。

只是,历史没有假设,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