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主席一生高瞻远瞩，英明果断，几乎很少会有事情一直困扰在他的心头，但凡事总有例外，有这么一件事就困扰了毛主席18年，18年后，毛主席找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自此，这件事情重新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1949年11月里的一天，刚审阅完繁杂文件的毛泽东从中南海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此时的北京秋高气爽，万里晴空，趁着如此的大好天气，旁边的秘书给他端过来了一杯茶：“主席，您休息会吧！”
毛泽东笑了笑接过茶杯，坐在一把藤椅上，然后拿着茶杯里的茶叶吃了起来，这是毛主席多年的习惯，喝完茶后喜欢吃茶杯里的茶叶。
可嘴里刚嚼完茶叶，毛泽东眉头不禁一皱，望着远处像是在思考什么事情，旁边的秘书见状不得其解，这时，毛泽东说道：“把罗瑞卿叫到这里来吧！”
秘书不敢耽误赶紧通知了罗瑞卿，来到后，罗瑞卿想顺着向秘书打听一下，看秘书知不知道主席叫他是什么事，自己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可秘书只知道主席找他有急事！
罗瑞卿赶紧略整了一下军装，三步并两步地来到了中南海菊香屋：“报告主席，罗瑞卿前来报到！”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罗长子，你来了，”然后示意先让罗瑞卿坐下。
罗瑞卿见主席思绪万千，低声问了一句：“主席，是有什么事情吗？”
毛泽东停止了踱步，然后两人先后坐了下来，毛泽东说：“罗长子，这次叫你来是让你帮我解开一个心结啊！”
罗瑞卿连忙站了起来：“主席，您说什么事，保证完成任务！”
罗瑞卿
毛主席点了点头，也站了起来，握着罗瑞卿的手：“好，18年了，要尽快破案！”
罗瑞卿高声回答道：“是！”
那么18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案子让毛主席耿耿于怀呢？
我们回顾到1931年，这一年，一起发生在上海松江的离奇大案，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8年的悬案。
1931年的老上海
1931年初冬，这个冬季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四处彰显着危难，那时，党的武装力量红军正在江西苏区进行着残酷的反围剿，另一边，报共产国际批准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也进行着艰难的革命活动。
当时的整个上海几乎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特务到处在悬赏和抓捕共产党的高级领导，所以，上海中党的高级领导就不得不以较高的社会身份进行隐藏。
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临时中央在开一些重要会议的时候，相关工作人员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会多安排几个地方，有时候如果遇到情况不对，会议地点就直接放弃，久而久之，党组织活动的经费就出现了困难。
老上海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党出现了一个极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这个人的叛变给当时的党组织造成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供出了很多党的重要领导的活动地，在他的迫害下，几乎每天都有党的优秀干部被捕，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和安置他们的家庭，上海党组织需要一笔钱，而且是一大笔钱。
可党组织在上海既无法公开筹款，又不能公开开展募捐。一时，临时中央万番焦急，一筹莫展。
被捕的领导干部
就在这时，有个党的领导提出了两个渠道，一个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二是由江西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拨款。
然而共产国际虽财大气粗，却山高水远，在国民党的封锁下，辗转过来至少半年左右，所以临时中央向苏区发了秘电，请求财政支援，其实当时的苏区经济也十分拮据。
但面对这样的困境，毛主席心急如焚，表示全力支持临时中央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即刻发动力量筹集经费，刚好这里也有一些反围剿中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金首饰。
苏维埃政府开展筹集经费
随后，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要求对这笔经费“按额调拨，”由于金饰不好携带，林伯渠指示，把它们冶炼锻造成一根根金条，一共12根，然后一根根装入专门制作的白铜盒子，用锡焊封。
而江西苏区离上海千里迢迢，如何突破国民党检查和封锁，把这笔经费安全地运到临时中央的手里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
林伯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区的同志们苦思冥想，最后得出了一个这样的办法。
运送特别经费的办法
首先把运送的整个路程分为7站，分别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到达上海。整体计算下来，一个月就到达上海了，虽然辗转的路程多，但是如果从苏区送物资直达上海，这样难免会让敌人生疑。
而“经费”途径这么多地方，万一中间出现了差池也是很麻烦的事。
于是，每两个地方之间要配备一个负责交接的交通员，交通员之间互相都不认识，这就有了一个交接的过程。
为了不让地方之间的交接过程中出现问题，交接成功后，规定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表示完成任务了，而一共途经七个地方，则需要七个凭证。
棋子笔画凭证
林伯渠同志用沸水煮过的硬木制作了一个无法伪造的老棋子，在棋子上通过特殊方法刻上了一个“快”字，然后按照快字的顺序笔画，将这个棋子切成七块，按照笔画顺序让7个地方的负责押运的交通员各持一块。
为了进一步确保安全，在任务开始之前，凭证、锁具和钥匙都按份送到了各个地点，上线完成运输任务，就把锁具和凭证（快字的一个笔画）交给下线，下线必须出具上线给的凭证（快字）的下一笔画，以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接，以此类推。
当时的棋子凭证
凭证按照交接笔画顺序（快字）全部对上，代表运输任务完成，最后，收到的凭据一一都交给地下组织送还苏区，由苏区查看原凭证有无异常。出于保密，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白铜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只知道要完成组织的任务。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令人叹为观止！它的优点是运输黄金中可以环环相扣，敌人无法冒充交接人员，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差错，能够知道是哪个环节出错了，方便组织后期追查，在这里我们也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英明智慧点赞！
然而，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如此严密的运输链最后竟出现了意外！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没有收到关于这笔“特别经费”运输到的一点消息，苏区政府很快就察觉到出问题了，经调查，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都没问题，问题出现在松江至上海的最后一站，凭证“快”字的最后一笔——捺，始终没有送到苏区，负责的交通员也离奇失踪了！
毛泽东知道后，大怒，下令彻查，可当时的条件，苏区的调查人员远离江西苏区去紧靠上海的松江进行调查，其危险是非常大的，所以就让上海这边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也加入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始终找不到那最后一个交通员。
后来，苏区要打破着敌人的围剿，由于上海形势的严峻，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也都渐渐来到江西苏区了，这件事就暂且耽搁了，再到后来，长征，抗日，解放战争，迫使这起案件不得不暂时湮没在了风云变幻的革命大潮中，所以一直也就耽搁了18年。
不过这起黄金丢失案的后果仍然记在几位当事人的心头，久久不能释怀，因为它给党带来的后果让人痛心。
由于这笔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便没有资金打通和拖延特务要目，没有及时营救被捕同志导致了九名被捕同志的牺牲。
国民党特务枪杀共产党员
还有三名地下机关同志患了伤病，因没得到这笔及时的医疗费用不幸病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组织极力去寻找也没能找到他们。
这些惨痛令毛主席等领导悲愤交加，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毛主席交代任务后，罗瑞卿立即下令上海公安局成立“悬案办，”彻查历史悬案，“悬案办”下设立调查组，由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同志负责此案。四名同志接到这个案子，心里面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毕竟时间太久了。
接受任务后，组长蒋文增随即申请了这起黄金失踪案的卷宗。很快，公安部批准了卷宗的转送。
这天，一个轻飘飘的卷宗袋直送到了组长蒋文增的手里，一把材料拿到手里，蒋文增心里顿时有了保障，打开一看，果不其然，是一份两页纸的材料，下面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里面是关于案情的介绍。
蒋文增认真阅看后，传阅给了其他三名侦查员，所以人了解案情后，马上研究了如何开展下一步的调查。
组员们理了理思路，认为要破案，就必须找到最后一名交通员，而要找到最后一名交通员，则需要找到他上一名交接的交通员。
在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后，组长蒋文增做出决定，先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四位侦查员即刻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林老日理万机，知道他们要调查这件事，非常高兴，见到林伯渠后，蒋文增想着重了解一下最后一站那位失踪的地下交通员的情况，这时，林伯渠遗憾地说：“哎，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邓发同志是当时时任苏区的政治保卫局的局长，案发后，邓发深入调查过此事，但遗憾的是，邓发在1946年因乘坐的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但林老又回忆了一下，只记得瑞金首发站的交通员姓秦，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
建国初，高自立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某办事处的副主任，现在在沈阳。于是，蒋文增先传递给高自立了一封函件，函件中说明了情况，随后带着人马前去沈阳。
但是到了沈阳他们没有见到高自立，高自立在收到函件后已经患了重病，在他们没到前就逝世了，好在高自立在临终前在函件上做了回复：“警卫员叫秦朴，江西萍乡人，如今在广西第十三兵团任职。”
案情初露端倪
随后，蒋文增率领着侦查组赶往了广西，顺利找到了这位第一站（瑞金）交通员秦朴，秦朴当时已经在兵团任高级职位，知道了他们的来意，非常配合。
但是由于当时两站之间的交通员双方都不知道名字，也不认识，所以他只能尽力回忆他的下一站（南平）交通员的面貌和体态特征，不知道他现在具体在什么地方。
侦查员了解了这样的情况，心里可犯了难，也就是说即使碰巧能找到第二站南平站的交通员，后面几站的交通员也都没法找了，再说凭着面貌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就在侦查组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悬办”搜集到了当时中央保存下来的有关运输黄金的绝密材料，这封材料里记载着当时从瑞金到第六站杭州联络员的大致资料，但是没有最后一站交通员的资料。
绝密资料
侦查员喜出望外，即刻赶回了上海，根据这份绝密材料，一路顺藤摸瓜找到了第六站（杭州）交通员刘志纯。
而刘志纯对那次任务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下了大雨，他身上淋得很湿，刘志纯回忆起：
“那是1931年12月1日的晚上，我和上一站金华（第五站）来的交通员做了交接，然后在12月3日上午我抵达了松江。”
来到松江，我先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了一些早点，随后去了一家客栈等待着下一站交通员的到来。第二天下午，我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人向客栈老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竹行先生是当时刘志纯的代号）然后我咳嗽了一声，看了看他，他也看了看我。
那时的松江
这时，侦查员打断了一下，连忙问道：
“这个人长什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征？”
刘志纯想了一会儿。
“长什么样不太记得了，他的年龄应该三十来岁，当时下雨了，他穿了一件黑斗篷！”
然后刘志纯接着说道：“我和他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随后去了一个房间，和他对上了暗语后，我把东西和凭证给了他，然后他拿出了钥匙和我也对了凭证，确认无误后，他拎着这个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任务完成后，我也就回去了。
令刘志纯疑惑的是，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
至此， 侦查组终于摸到了这最后一道重要的环节，蒋文增和其他组员们互相看了看，心里已经有了方向。
那么松江的这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究竟是谁，他拿着箱子去了哪里？为什么没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侦查组长蒋文增觉得下一步去松江开展调查！
1950年2月1日，四名侦查员来到了松江，在松江公安局的积极配合下，一场寻人找线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建国后的松江
案情曲折蜿蜒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见过那个黑衣交通员一面的客栈老板实在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侦查组又请刘志纯再仔细回忆回忆当时的细节，刘某某经过回忆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说那个黑衣男子在出具凭证的时候，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里面好像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红色的纸——一张当时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
侦查员知道这个线索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黑衣人应该不是松江人，定是提前几天就在松江投宿等候交接。
那个年代的旅社票据
侦查组随即立即摸排了松江城所有的旅馆看看有哪家老板知道一些线索，遗憾的是，那个年代的客栈老板没有住房记录，也都提供不了关于黑衣人的线索，案情一度陷入僵局。
而此时的侦查组已经焦头烂额，身心俱疲，他们自从来到松江，一心扑在案情上，已经好长时间没吃过正常饭了，当地的领导比较心疼他们请他们吃了一顿便饭，没想到，这一顿饭上，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饭间闲谈时，一旁的老厨师听到了他们四人查旅馆的事情，老厨师说道：“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呢，它是保安团开的，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刻齐刷刷地盯着厨师。
随后，蒋文增四名侦查员根据厨师提供的线索和当年保安团留下的旅馆档案展开了调查，所幸那家客栈登记的有住房记录，侦查员发现18年前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符合嫌疑的只有一个人：“来自上海“祥德源”药铺的梁壁纯，”此人特在交接时间上完全符合。
侦查员随即去上海直扑这家药铺，药店老板说确实有这么一个员工：
但是18年前，梁壁纯就不在他药铺了，有一次我让他去松江进货，进货回来，他说自己偶感风寒，不舒服，就回去休息了，随后再也没来药铺，几天后，我还派人去找过他，他租住的地方也没，好像失踪了一样。
而根据老板的评价，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有一手好技艺，药店人员上下都很喜欢他，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所以老板对他印象深刻。
上海药铺
侦查员随即问了一句：“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药铺老板说道：“好像是是江苏省嘉定人。”根据老板回忆的那次进货时间推断出：“这位梁壁纯失踪的时间和黄金交接后的时间极度吻合，不管怎么说，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最后，药铺老板提供了一张嫌疑人梁壁纯的照片，然后侦查组拿着照片给第六站交通员刘志纯做了辨认，刘志纯极力回忆，最后从照片中认出了梁壁纯就是当年那名黑衣男子！
1950年2月26日，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人氏，四名侦查员赶紧开赴嘉定寻找梁壁纯！
建国后的嘉定
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得出分析：“既然梁壁纯是手艺药工，那就问问嘉定的中药铺老板有没有认识他的，毕竟这里是他的家啊。”
于是，侦查员通过公安局找到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叫梁壁纯的药工。结果，最后一个到场的老师傅说：“还调查什么，他就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
老药工们
随后顺着老师傅的指点，侦查员立马来到了梁壁纯的老家，赶到老家那一看，侦查员又傻了，梁壁纯早已经搬走多年了。
侦查组通过附近的住户，耐心打探消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终于又打听到梁壁纯的丈母娘死的时候，他老婆回来过一次，通过这条线索几经周折，侦办组终于查到梁壁纯现在在上海浦东洋泾镇，是个钟表匠！
3月4日晚上，当年最后一站的交通员梁壁纯-洋泾镇的钟表匠，被侦查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钟表铺
梁壁纯被侦查组找到的时候先是表现得很惊讶，随即也很配合，这样的一个黄金大盗，现在却落魄成一个钟表匠，侦查员满脸都是疑惑，随即对梁壁纯进行了询问，而梁壁纯的陈述令侦查员大感意外！
当时，梁壁纯不知道运输的是什么，只知道领导向他交代任务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于是他一路小心谨慎，在完成了交接手续之后，选择了水路启程返回上海。
到达上海码头后，已经是凌晨，他只能叫辆黄包车返回其住处，不一会，一辆黄包车拉着他上了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
苏州河曹家渡桥
而在上坡时，车夫吃了地拉着车，也没拉动他，此时桥上的两个流浪汉看到了这一景象，随即帮忙推车，老上海有许多衣食无着的流浪汉，专门在桥上或者坡道旁等候，为有钱人推车赚取小费。
当时梁壁纯并未在意，谁知就在这时，毫无防备的梁壁纯突然被这两个推车人用一条毛巾捂上了迷药！
等到第二天晚上，梁壁纯被人唤醒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家旅社的床上，头脑一片迷糊。此时梁急忙查看自己的行李，那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已经不见踪影了，梁壁纯中了那两个推车人的道了。
铜箱丢后，梁壁纯慌了神，在自杀边缘犹豫过，里面装的东西，虽然领导没说，但是他根据体积和重量大概能猜出来，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也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
梁壁纯思考万千后决定给自己留条性命，于是他让店小二立即找管事的来！
听梁壁纯说丢了一箱黄金，旅社老板惊得目瞪口呆，梁壁纯要挟着告诉老板如果不配合，旅馆将会有飞来横祸，于是让店老板出具了一张说明梁壁纯没有私吞黄金的证明，并要求他在每一页纸上签了名以作证明。
当时的旅社
梁壁纯收起证明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都不要说什么，但如果来人以上海话发音“捻七”为暗号，方可讲出实情！说罢起身而去。
也许是梁壁纯过意不去，他故意留下了这一条线索。
后来梁壁纯就秘密迁往了上海洋泾。
听完梁壁纯的自述，侦查组立即前往了梁壁纯所说的那家旅社核查，侦查员直到说出暗号“捻七，”店家老板才松了口，所言情况与梁壁纯一致。
浮出水面
既然铜箱是这样被劫到的，那下一步的方向只能放在这上面了，但在上海找两个劫匪和车夫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侦查组召集了解放前的老警察，和这些解放前的老警察开了一个会。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案件在以前的上海并不少，后来在他们的建议下，侦查组打算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入手。
而经过了几天的初步筛查，没有线索，不过，侦查组一直静静等待着。
不久后，监狱方通报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也是碰巧，前面说到侦查组和这些解放前的老警察开过会，会后一个叫曾丰的老警察因为和自己亲戚的案件有牵连，则被上海公安局暂时关了进来。
这个曾丰到监狱里，为了打磨时间，就和犯人们叫起来他以前破案的事，讲着讲着，他把侦查组重启破黄金大劫案的事情也都和他们说了，没想到，过了一天，有一个罪犯拉着曾丰咨询有关新政策的事情，并且说检举和黄金被劫案有关的事，曾丰一听有门，就告诉他只要检举属实，就是立功。
提篮桥监狱
于是，这个检举的罪犯就开始说起他知道的事情，这个检举的罪犯叫冯安保，他说他有一个表兄叫吉家贵，从小在上海就是个混混，他们喜欢在一块玩黄包车游戏，而且表兄吉家贵还总叫着两个他的结拜兄弟阿古，小克一块来玩。
后来冯安保的有钱爸爸给他买了一辆全新的黄包车，让他们玩耍，没过多久，冯安保就不想玩了，把车直接送给了他表兄吉家贵，可这位表兄没过多久也把黄包车还回来了，说自己不需要了，再到后来表兄吉家贵开了一个店，做起了生意。
得知这些线索后，侦查组又提审了检举人冯安保，根据冯安保的回忆，表哥吉家贵换黄包车的时间和黄金被盗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6天。
于是，侦查组立即对吉家贵展开了一个布控和抓捕，在其住处和床下搜得了一个白铜盒，经交通员刘志纯和梁壁纯的辨认，是当时装黄金的铜盒，后来，吉家贵交代了和结拜兄弟阿古，小克一起劫盗黄金的事实。
吉家贵交代那天晚上，他看到梁壁纯手中提的箱子，就觉得不简单，等拉他上坡的时候，就更能感觉出那箱东西的重量了，然后就起了财心，两位早已等在上坡处的阿古，小克以推车为由直接将其迷晕，盗走了铜箱。
这件惊天的特费丢失案彻底揭晓，1950年5月12日，侦查组抓捕到了阿古，并在家里找到了14件黄金首饰，疑似当时被盗黄金所锻造，而另一位罪犯小克在1937年在帮派和汉奸的斗争对抗中牺牲了，其父母主动交出儿子诀别时交给他们保存的黄金二十两，经辨认，是当时所丢的黄金。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
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因梁壁纯积极配合，且不是主观罪犯，后来他在狱中改造积极，很快就被释放出狱了。回家后，梁某某于1959年病故。
罪犯冯安保检举有功半年后获释，经调查，老警察曾朴和亲戚的案件并无多大关联，且行为也有立功表现，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至此，公安同志不负众托，悬案得以告破，困扰毛主席18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