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针锋相对的大国，美国人在我们眼里总是带有狡猾、不靠谱的标签，而那些西方记者则更甚，他们向来喜欢大肆宣扬一些抨击中国的舆论谣言，以此来污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习惯以后，我们早已经将那些人的话当作耳旁风，因为他们不过是美国政府手里用来攻击中国的工具。
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是这样的，也并非所有美国记者都是这样的，就在上个世纪30到70年代，就有一位美国记者活跃在中国境内，他本着新闻求真的态度，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探索，用切实的语言和文字努力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作为一个记者，他严格秉持着自己的操守，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平等而友好地对待中国人，在当时那片满目疮痍、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他冒着生命危险四处采访，只为用自己的双眼看一看世界的真实。
在当时东西方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下，只有他，可以随意来往于中国，也只有他，可以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隆重接待。
在他死后，中国朋友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一部分骨灰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让他得以永远回望这片曾经无比热爱、为之奔波的土地上。
他是第一个采访中共苏区的记者，是一个被美国总统尼克松拒绝其回国的记者，是一个以美国人身份被评选为百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这个具有如此传奇经历和荣誉的美国记者，正是埃德加·斯诺。
上个世纪30年代左右，正是中华大地处于外忧内患的空前动乱中，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年轻人却也不远万里来到了这里。
斯诺原本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正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读书，完全可以远离战乱，但他对神秘的东方充满了好奇，作为记者，他毫不犹豫进入了这个动荡的世界。
年轻的斯诺奋勇地冲在新闻前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先后抵达东北、上海等地搜集一手资料进行报道。
时代也让他遇见了很多风云人物，在上海时，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在交谈之中让他对中国的发展变革以及劳苦大众的境遇产生了极大兴趣。
1934年的时候，他来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做讲师，自己就住在海淀的一间小房子里，就在如今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
斯诺很喜欢北平的人文气息和环境，他努力学习中文，而且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下开始编选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他在新闻系的学生萧乾也参与了编译。
而到了1936年时，斯诺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就已经第一次进入了陕甘宁边区，也是第一个来访此地的外国记者。
当时的中共苏区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大压力之下，在多次围剿中被完全隔绝，导致外面的人完全不清楚苏区的情况，而国民党则不断大力抹黑红军，把他们捏造成一群亡命之徒、颠覆分子。
在他们漫天造势之下，连斯诺的心中都对这群“共匪”的行为感到不满，但作为一个优秀记者，他不会听信一面之词，所以他才亲自来到了这里，但他所看到的，却是一群淳朴坚定的，即便条件极其落后，面对着非常不利的局面，眼中依然闪烁着理想的年轻战士们。
在这里，年轻的斯诺遇见了年轻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非常温和地告诉这位记者：什么都可以报导，我们会全力提供帮助。
从此，斯诺开始了对中共深刻长久的了解，接着他便发现了令自己诧异的事实，这群无产阶级战士们永远怀着坚定的信念，而且保持着优良严苛的纪律，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们都绝不会骚扰百姓，并且还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似乎希望总在前方。
而对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斯诺如此写道：
“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出的印象，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斯诺在第一次见面时根本没有将他认出来，因为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不一样，阶级划分是那么鲜明，在苏区，领导和群众在一起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毛泽东正是在大街上很随意地和两个老百姓交谈，穿着打扮也和他们没什么区别。
后来听身边的人一说，斯诺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不由大为吃惊，因为他很清楚这个人在蒋介石那里可是重金悬赏的头号大敌，可是现在他就在自己面前，没有任何的保镖，就像一个最普通的红军战士。
在两人进行了深入交往后，斯诺发现，毛泽东是个非常朴实的人，他不但没有架子，甚至于穷得叮当响，所谓领袖的财产也只是几件破衣服，几床破被子而已。
但他的学识却极其渊博，目光也很长远，而且酷爱读书，无论是历史、诗文还是哲学都爱不释手，即便在最艰难的战争年代，也绝不放下学习的精神。
坦白来说，斯诺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国统区，这种出身底层的领袖带领着底层人民建立的政党，的确正散发着全新的光芒。
斯诺感到异常兴奋，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之前在北平看到的“一二九”爱国游行运动的经过和情况讲给了毛泽东听，帮助他了解了很多苏区以外的情报。
不久后，斯诺回到北平，马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自己在陕北地区所见所闻的真实报道，还在各大院校向当时的青年学生加以展示，不但打破了国民党想要无端抹黑中共的阴谋，同时也让许多国统区内的志士仁人见到了真实的红军生活，从而心生向往。
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书《西行漫记》，书中详尽地记录了他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并且含有对很多红军领导、高级将领的采访，非常深刻地体现中共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
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在伦敦被公开出版以后，在海内外顿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不久后又在上海再次出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而斯诺当时就在北平亲眼目睹了战争是如何开始的，所以在日军的记者招待会上严词质问，逼得对方发言人灰头土脸。
可是战争仍然无可避免地开始了，北平很快就沦陷了，日军开始在城内大肆迫害搜捕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看到这种情况的斯诺毫不犹豫开始顶着压力为避难者提供庇护，并帮助他们逃出北平。
而在当时，邓颖超也恰好在北平看病，战乱忽然爆发，她只能通过友人联系到斯诺，斯诺很快答应了她的请求，让她伪装成自己的保姆，利用自己美国籍的身份顺利通过车站的盘查，将邓颖超送到天津，再嘱托自己的一位朋友将其送往延安。
但其实从始至终，斯诺都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难民，他只是热爱中国，诚心帮助中国人，而并非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夫人。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斯诺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着中国人民抵抗外部侵略者，长期在战乱中奔波直到1941年才回到美国，即便在遥远的国外，斯诺仍然为中国民众的抗日之举而努力宣传着，并且连续三次前往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数次强调促中美合作问题。
1949年，在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长久的战乱终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但新生的中国依旧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内的百废待兴，还是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
而斯诺很希望能够再次去到中国访问，但是他受到了美国兴起的极端反共组织迫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记上了黑名单，根本没法拿到去中国的采访证，不得已而带着全家迁居到了瑞士。
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直到1960年，斯诺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瑞士方面签发的采访证回到了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高级领导亲切地接见了这位老朋友，并为他妥善安排参观了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地址），然后他又带着夫人陆续去到了上海、武汉、陕西各地，遍寻自己当年的足迹，在唏嘘不已的同时观察着中国在这些年里的巨大变化。
回到瑞士后他便挥笔写下《大河彼岸》一书，再一次用独特而真实的东方文化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轰动。
要知道，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几乎长期处于针锋相对之中，虽然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急需发展国际力量获得支持，但美国自恃世界霸主地位，总是将中国看作潜在的威胁，尤其是当时他们的最大敌人是和中国同为共产主义阵线的苏联。
在此期间，中美不断发生争端和摩擦，50年代发生的抗美援朝自然是不用多说，后来对中国的鼓励政策以及在武装方面支持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举措也让双方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斯诺作为一名美国人居然能够随意来华访问并受到隆重接待，也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战后的恢复，开始了国家建设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美国的封锁已经完全无法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要老死不相往来，其实无论对哪国都没有好处。
中共的领导们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们一直都希望能和更多国家建交，而美国政府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位，双方的关系趋于缓和，但迫于以往的长期对立，他们又拉不下脸来对中国低头。
而斯诺在1960年来华后，又陆续在1964年、1970年两次访问中国。
在1970年时，斯诺站在北京天安门巍峨的城楼上和毛主席进行了一番畅谈，这次他来正是受到了毛泽东的热烈邀请，因为主席知道，中美建交需要一道桥梁，需要有人能够打通这东西方的隔阂，把一些东西传递到遥远的美利坚去，而如果说最佳人选，那么必然非斯诺莫属了。
斯诺在10月1日作为当下难得的一位外宾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祝大会，他在天安门和毛主席的合照也被拍了下来，登上了次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随后他便在中国境内四处观光了一番，在两个月后再次回到北京，接着便和毛主席展开了一场长达5个多小时的研讨，主要问题都是关于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以及中美关系。
交流结束后，斯诺带着自己的使命回到了瑞士，开始不断发表文章，而且刻意地公开了自己和毛泽东交谈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将中国的意图传达给美国政府，尼克松果然会意，不久后便派出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了双方交流的第一步。
但就在1971年12月，斯诺被发现患有肝癌，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他的朋友和家人们希望能够把他送回美国接受先进技术的治疗，但尼克松却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在慌乱无措时，斯诺的夫人抱着一线希望将这个消息通知了中国政府，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表示要把他接到中国进行治疗，而斯诺竟然拒绝了，他不想给中国添麻烦。
但后来随着病情的恶化，中共派出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直接带领医护小组前往瑞士把斯诺接到了北京，让他住进了最先进的日坛医院里条件最好的一间病房。
斯诺在清醒后表示自己不愿意以一个病人的姿态来到中国，不想为这个自己热爱的地方增加负担。
领导们尊重了他的选择，将他送回瑞士，但仍旧派遣全方位的医疗人员进行24小时看护治疗，甚至于每三天就要向中国汇报一次他的病情。
可惜他的病情已经太重，在1972年2月15日，已经昏迷了一个礼拜的斯诺在瑞典的家中，于睡梦里黯然离去，那个正直、善良、对中国满怀热爱的美国记者也离去了。
当晚深夜，斯诺曾经的中国朋友们就陆续致以了沉重的哀悼，有毛泽东，有周恩来，有宋庆龄，有邓颖超等。
随后的日子里，有很多全世界各地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人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向斯诺表示悼念，而中国也为他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了一场极高规格的追悼大会。
应他的遗嘱，他一半的骨灰被送回中国，安葬在北大，这里是曾经的燕京大学，而那片未名湖也从未变过，似乎还有一位鼻梁高耸的年轻记者在湖畔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