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曾经的苦涩与美好，尽在回忆中
我是一名重庆老知青，曾在黔江县新民公社杨家坝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年多，后来招工回到重庆。因为当时一名民办教师追求过我，招工回城后我一直也没好意思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
今年五一节过后，当年一起下乡的同学们又来喊我一起回黔江，盛情难却，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大家一起回到了阔别半个世纪的第二故乡。回到村里，我遇到的第一个熟人，竟然就是当年追求过我的那位王老师。看到满头引发一脸沧桑的王老师，当年下乡插队的情景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时间虽然过去了五十五个年头，可我还清楚记得，我们是1969年秋天在朝天门码头乘坐轮船离开重庆的，我们一帮初中毕业生要到黔江县新民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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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到达涪陵后，我们又换乘轮船到彭水，然后乘坐汽车来到了黔江县新民公社汽车站，再步行十五里山路，最终来到了杨家坝大队，我们八个人（四名男生四名女生）被分派在杨家坝六队，大家临时住在了队部的两间废弃的仓库里。那两间房子很破旧，墙壁透风，房顶漏雨，就连门板破损的都挡不住鸡狗。
杨家坝大队虽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可那里的乡亲们都很热情，看我们重庆知青来插队落户，乡亲们都自发地来给我们送蔬菜送吃的。特别是杨队长，就像我们的父亲，啥子事情都给我们操心，让他堂客义务帮我们做饭，还安慰我们说：“你们暂时在队部住一段时间，等秋收后，队里就给你们建新房子。”
帮我们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秋收生产也就拉开了帷幕。队长为我们买来了劳动工具，就在我们准备参加秋收劳动的时候，大队书记罗建国突然来找杨队长，他让杨队长挑选一名知青去学校当民办教师。
当时杨队长对我们还不熟悉，他打量了我们半天，笑着问我们：“你们哪个会教书？谁喜欢教书？”“队长，我喜欢教书。”杨队长话音刚落，一名叫黄继东的男知青抢先说道。
杨队长笑了笑说：“你们八个人数你体格健壮，依我看还是让一个妹儿去教书吧，妹儿干农活力气小，教书正合适嘛。”
就这样，来到杨家坝我一天农活没干，就到杨家坝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大家都很羡慕我，说我是最幸运的。其实，我就是沾了个子小体格弱的光。杨队长不愧是队长，他知道体格健壮的人干活有力气，我们女生干农活肯定比不过男知青。
当时的杨家坝小学规模不大，六间破旧的房屋就是学校的教室和办公室，学校算上我一共四名老师，两名男教师两名女教师。因为我之前没有教书经验，校长就让我教三年级的学生，他说一二年级的娃儿难管教，四五年级的课程有难度，三年级的学生算是比较听话的。
校长姓李，是一位老教师，他主动承担了一二年级的课程，也就是他一个人教两个年级。教四年的是大队书记的儿媳妇，小学文化，很和善的一位好老师。教五年级的老师叫王涪江，初中毕业，一年教龄，他算是杨家坝大队的文化人。
知道我没有教书经验，王老师就主动帮助我，让我听他给学生讲课，还把他的教案借给我看。在王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我慢慢熟悉了教书的流程，讲起课来也自然流畅了，不像刚开始那样，一站到讲台上就不知所措，总觉得不好意思。
王老师听说我们重庆来的知青都带了不少书，他就让我给他借书看。我问他想看什么书，他说什么书都行，最好能借到《烈火金刚》，在学校读书时，他同学有一本《烈火金刚》，还没轮到他看，就被老师没收了，王涪江说他很想看看这本书。
放学回到住处，我问了所有的同学，可惜大家都没有这部长篇小说。我又问了在其他生产队插队的同学，他们也都没有这部小说。王涪江虽然有些失望，但他还是笑着说：“吴老师（我姓吴，叫吴春梅），谢谢你，以后会找到这部小说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我和王涪江老师渐渐熟悉起来。那天是星期天，王老师让我去他家摘橘子，王老师的父母非留我在他们家吃饭。那天吃过午饭，我到王老师的房间看他的藏书，王老师的藏书还真不少，都是手抄本，他写字很工整，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就跟印刷体一样工整。我借给他阅读的那本《野火春风斗古城》，他也在一边阅读一边抄录。看王老师这么喜欢藏书，我决定把我从重庆带来的那几本书都送给他。
1972年冬季回重庆探亲过春节，春节过后我去姨妈家串门，看到表哥的书桌上有一本《烈火金刚》，我眼前一亮，立即把那本九成新的《烈火金刚》拿在手中，笑着说：“表哥，这本书你看完了吗？”“我看完了，你拿去看吧。”表哥很慷慨地说。
我把那本书抱在怀里，有些得寸进尺地说：“表哥，我想让你把这本书送给我……”我表哥犹豫了一下，依然笑着说：“喜欢就拿去吧，以后我再想办法买一本。“表哥虽然有点舍不得，他还是把那本《烈火金刚》送给了我。
回到杨家坝，我把表哥的那本《烈火金刚》和一本苏联小说一起送给了王涪江。王老师看到那本《烈火金刚》特别高兴，笑着说：“吴老师，我抓紧时间抄写，抄完就还给你。”“王老师，你不用抄写了，这两本书我也送给你了，你收藏吧，我都看过了。”我笑着说道。一听这两本书都送给他了，王涪江好像有点不相信，他还要给我钱。我板着面孔说：“王老师，这两本是赠送给你不是售卖给你，咋能要钱呢？”王老师用手挠着头皮笑了笑，没再提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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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日子里，王老师对我明显热情了，经常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我有时感冒或身体不舒服，他就替我代课，替我给学生批改作业。有一次我患重感冒咳嗽厉害，吃药也不管用，王老师就到山上挖来草药，让他母亲熬汤药给我医病。草药的疗效确实比西药好，我的感冒咳嗽症状很快就消失了，我发自内心地感激王老师。
一晃就到了1974年春天，王涪江老师到了订婚的年龄，因为王涪江是民办教师，长相又好，好多人来给他介绍对象。王涪江老师却总是推脱，他说自己的年龄还不算大，想晚一年再订婚。其实我心里明白，王老师对我有意，只是他不好意思跟我说这事。
说句实话，我对王涪江老师的印象也很好，当时我也二十一岁了，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也有和王老师恋爱的冲动。只是当时我们一起来插队的重庆知青已经有好几人招工回城了，招工回城已成大趋势，我也不想在农村当一辈子民办教师。
那年秋天，新学期刚开学，那天中午放学的时候，王涪江老师突然塞给我一张纸条，转身就走开了。看王老师走远了，我打开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吴老师，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当时我心里就像跑进一只兔子，怦怦直跳，有些激动也有些羞涩，还有一种幸福又甜蜜的感觉。
可过了没几天，大队书记突然找到我，把一份招工审批表递给我说：“吴老师，你们重庆知青基本都回城了，我虽然舍不得放你走，可我也不能耽误了你的前程。这次招工单位是国营大厂，听说工种也不错，你回去填好招工审批表，明天去公社卫生院体检就行，我都给你盖好大队的公章了。”“谢谢您罗书记！”当时我心里虽然很纠结，但还是决定回重庆。
很快，我就办理好了招工回城的所有手续，离开杨家坝大队那天，学校的学生哭喊着不让我走，一直送我到村头，乡亲们也都来为我送行，王涪江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一块红纱巾和一本《烈火金刚》手抄本，然后哽咽着说：“吴老师，再见了，这块红纱巾和这本手抄书送给你做个纪念吧……”王涪江老师声音有些哽咽，看他转过身去擦眼泪，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
回到重庆，我到纺织厂当了一名纺纱工人，恢复高考后考上了重庆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又站在了讲台上，成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后来听说王涪江老师也报考过师范学校，结果没考上。再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2009年是我们到黔江插队落户四十周年的日子，同学们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当时我身体不太舒服，再加上和王涪江老师的那段感情纠葛，我就没回第二故乡。2019年大家再次回黔江，当时我在上海，也没能和大家一起回黔江。
今年的3月份，大家就提前通知我，说五一节过后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我实在找不到推脱的借口，只好和大家一起来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杨家坝。
杨家坝的五月已是花团锦簇，满目苍翠，特别是杨家坝天翻地覆的变化更是令人惊诧，真的如人间天堂一样美丽。在村口的小广场上，有一位老人在打扫卫生，他看我们一行人站在那观望，就撂下扫把来到我们面前。还没等我说话，那人突然惊讶地喊道：“吴老师！吴春梅老师……”
我打量了半天，才认出那人，他原来就是当年给我写纸条的王涪江老师。年过七旬的王老师满头银发一脸沧桑，看上去很瘦弱，但精神矍铄，双目还是那样炯炯有神。我有些激动也有些愧疚，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不由自主地溢出了眼眶。
一番交谈后才知道，我回城后王老师做了大队书记罗建国的女婿，1982年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毕业后转成了公办教师，一直在乡村学校任教，直至退休。退休后王老师和她堂客到城里帮女儿带了几年娃儿，娃儿上初中后，他夫妻俩又回到了杨家坝。
王老师是个闲不住的人，自己种了半亩责任田（王老师的堂客是农民）和一片菜园子，空闲时间就在村里义务打扫卫生。至今他还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抄写书籍，王老师家的藏书基本都是手抄本，他的字体就像印刷体一样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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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午饭是王老师请的，他说我们是客人，他理所应当尽地主之谊。分别的时候，我们互加了微信，王老师送给了我一套《红楼梦》的手抄本，他说当年我送给他的那些书籍他还保存着，特别是那本《烈火金刚》，还完好无损，那本书除了他自己阅读过，从没借给过第二个人。
抱着王老师送我的那一摞沉甸甸的手抄本，我心里五味杂陈，再一次泪水涌动。曾经的苦涩与美好，尽在回忆中。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吴春梅老师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