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上的庄严宣告预示了伟大东方雄狮的再次昂首，次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百年丘墟业已焕发新生。
可新生的共和国仍然面对着极大的外忧内患。
政治上，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国民党势力仍然控制着南方许多土地；
军事上，外国军队、国民党军队、土匪特务横行，人民解放军任务极重；
经济上，以上海不法商人为代表的的资本家在全国范围内挑动诸如“两白一黑”此类的“经济战争就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两个月后的12月6日，毛主席悄悄地登上了喷吐着白色烟雾的绿色专列，一路向北驶向了冰天雪地的世界。
毛主席此去，正是要同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谈判，争取世界上两强之一的苏联支持，并推翻旧中国与沙俄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1950年1月2日，北京中南海周总理的案桌上收到了一份事关重大的电报，毛主席指示他前往苏联，共同与苏方谈判。
此刻周总理的心头萦绕着两件大事，一是苏联之行能否取得预想中的成果，二是，毛主席与自己都离开了中央，值此内忧外患之刻，该由谁来坐镇政务院，主持大局呢？
关键时刻，毛主席一锤定音，从与他一同开天辟地的战友中选出一个政治成熟、资历过硬的“老将”来坐镇指挥，他不是别人，正是党的缔造者之一、做过新中国代主席、有共产党模范之称的——董必武。
两位领袖如何促成新中国历史上外交的第一个大胜？董必武又为何能被毛主席高看一眼，在关键时刻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代总理？
让我们走进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
董必武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可要问起其生平大事，似乎又知之甚少。
而走近了董必武的懵懂少年，才能走近他的赤胆忠诚，走近董必武的革命之初，才能走近他的光辉一生！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一个并不富裕的教师家庭。
湖北红安处于湖北省的东北方向，枕在大别山脚下。
由于土地贫瘠、山深水长，因此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人民参加革命的意愿很强烈。可董必武比饭都吃不到的普通农民还是要好上不少，在父亲的支持下，董必武得以识文断字。
当时正值清朝末年，一场场战争的失败打醒了中国人的天朝美梦，一张张不平等条约唤起了中国人的报国之志。
青少年时期，董必武眼睁睁看着原本“国中之国、四夷皆服”的大清朝衰败腐朽至极，原本打算通过科举考试报国，17岁那年他如愿的考上了秀才，成为有功名之人。
可他踏入官场候补行列之后才发现，官职明码标价，甚至堂堂一县之首只要花钱就能当上。
黑暗！深沉的黑暗压得董必武喘不过气来。正好此时革命思想逐渐由国外传来，董必武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对于报国有了新的认识——不光要打倒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更要反对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没落腐朽至极的清政府。
1911年10月10日，黄兴连开三枪拉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董必武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的秀才身份，奔赴武昌参加大革命。
要知道，哪怕在晚清，秀才仍然代表了跨入统治阶级的门槛。陈独秀与友人见面时，常常第一句话就自报家门“鄙人乃是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由此可见，秀才的身份之重要。
追随孙中山革命意志的董必武参与了辛亥革命，可大革命后他赫然发现，那些原来的清朝地方势力竟然变换旗帜又成了革命派，地方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一直在求索，哪一条道路可以救中国。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在接触了社会上许多思潮之后，敏锐地认为，只有“列宁的道路”可以挽救中国。
随后董必武与恽代英等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许多共产主义色彩的小组，传播党的思想，当“五四运动”的风潮掀起时，董必武也竭尽全力的支持。
时间来到了1921年，这一年董必武作为武汉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共一大，光荣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一年的他也遇到了日后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人物——毛泽东。
和人们想象中有许多不同的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是跨越了清朝、民国乃至新中国三代的人物，不像后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少年懂事时大革命的思想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
毛泽东和董必武都是在“旧学”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忠君爱国、君君臣臣才是他们从幼年到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
人的三观绝大部分受到教育影响，且成年后难以改变，但这两人一生中却从未暂停过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求索，他们的思想一直在更新变化。
两人之间又有一个不同，毛泽东1893年出生，参加“一大”时正好28岁，可谓年富力强、正值壮年。
而大他7岁的董必武已经35岁了，却仍然为了革命的信念，冒着被敌人军警特务捕杀的危险四处奔走，这是何等的风采！
正如方志敏烈士被捕前所说：“我们共产党参加革命可不是为钱呢！”是的，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信仰。
董必武在“一大”上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面对包惠僧等人不切实际的极端想法：
只用共产党的力量就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董必武体现出了革命家的坚持与“倔强”，他敏锐且犀利地指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虽然也有不足之处，对其依靠军阀的革命策略需要批评，但决不能将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划等号。
他旗帜鲜明地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是有极大进步性的，
并最终总结出一个结论：为了革命的目标——反对革命阶级的所有敌人——北洋军阀，我们应当联合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进步派。
事实证明，任何成功策略的诞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大量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牛顿绝不会被一颗苹果砸中就领悟“万有引力”。
革命理念也是如此。
董必武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渐被毛泽东等人总结完善成我党赢得最终胜利的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统一一切可以统一的力量，打败敌人。
随后，孙中山也改组国民党，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北伐军所过之处，人民纷纷箪食壶浆。
可反动势力也在暗中悄悄壮大，一个青帮出身的无名之辈逐渐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官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1927年4月12日，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大肆屠戮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士，“十年国共内战拉开序幕”。
董必武立刻抛弃国民党给予的高官厚禄，公开发文驳斥蒋介石所作所为，在“八七会议”上，董必武也十分支持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认识，随后不久，董必武就在家乡组织了“黄麻起义”，参加过此次运动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为了我党高级将领。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周恩来夜探草庐终于说动了毛泽东和大部队一起走，而此时的董必武已经48岁了，年近半百的他本想也留下来打游击，可最终组织上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担任干部休养连的党委书记。
当时，中央红军自顾不暇，成立了一支干部休养连，有一百余人。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音乐家、作家、戏剧家等，关键是还有三十多名女性，队伍中大多数人或年老体弱、或生病负伤。
这一支队伍不好带，可以说一不留神就可能全军覆没。于是乎，董必武就成了这支有“妇女队”称号队伍的队长，这支队伍的副队长是比他还大十岁左右的徐特立。
这个“妇女队”队长确实不好当，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和快到花甲的徐特立二人不但没有人照顾，还得照顾比他们更加孱弱的妇女（4名女同志怀孕）和伤病员，同时这个队伍还有60副担架需要一直随身携带。
就这样，董必武绞尽脑汁，一边身先士卒背着重重的物资、补给，在队伍最前方走最难的路，一方面还要安排好每一个人的任务，照顾好孕妇、伤病员，收容前方掉队的士兵。
董必武每率队到一个地方，首先做的不是休息，而是检查部队，同时还要安排人员筹购粮食、生火做饭、安排警戒值班。
除此之外，他在夜间还要起夜查铺、查哨。这都还好，他最怕的就是不能将这支队伍，安全完整地带到目的地，每天体力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哪怕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尚且难以承受，何况是这个头上早已斑斑白发的老人？可董必武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他对待连队同志们很有方法。由于队伍一共负责运输60支担架，去掉老弱病残之后，正好挑出30个相对健康的妇女，人手两支。
随后，他在行军中又发现有的妇女体力较弱，难以支撑两副担架的重量，于是他将妇女同志们分成强弱对子，强者组的妇女两人抬五副担架，弱者组的妇女两人抬两副担架。
虽然当时的担架简易，其实并不重，但女同志力量较小，董必武则亲自跑前跑后支援他们，为他们加油打劲，有过长距离步行经历的读者朋友们一定知道，这样的角色一般会比队伍里的人多走两三倍的路。
好巧不巧的是，队伍中的四名孕妇统统在路上分娩，这又给董必武出了一道难题，但在董必武的高超组织艺术下四名婴儿全部安全到达瓦窑堡。
行军中董必武命令部队只能夜间行走，且绝不能生火以防暴露行踪，因此在前探路的他常常摔倒在泥坑里。
为了加油打气他还编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康克清（朱德之妻）、陈慧清（邓发之妻）等人都曾对这段经历有过深情回忆。
1936年初，中央红军打了几个大胜仗，同其他部队会师陕北后不久，从不喝酒的董必武特地邀请妇女队成员喝酒吃饭。他将女同志们称为“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到达陕北后，董必武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他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奠定了人才基础。
抗战全面爆发后，董必武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延安时期就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他毅然南下武汉，作为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他长期于危机四伏的国统区工作。
由于他过去曾先后在清廷、国民党中央任职，所以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活动，在国民党上层及大量中层军官中宣传党的理念，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势力。
同时，他积极争取于右任等有交情的国民党元老支持，又支持帮助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发展。
直到1945年4月，抗战胜利的曙光已隐隐绰绰的出现了，这时的他被派往美国旧金山，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
董必武一行人的出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正式身份在世界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同时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风貌，党中央特批给董必武一大笔经费。
董必武深知中央财政的困难，根据地许多战士、百姓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他在美国哪敢多花一点钱？到了美国之后，所有项目的开支，能省的就省，他没有多花党的一分钱。
在国际会议上西装必不可少，年近六十的他拉着驻美同志跑了一上午，就为了找到一家实用又便宜的西装店，最终只用了25美元买了一套合身且便宜的西装。
生活支出方面，董必武也厉行节俭，除了参加其他国家代表宴请之外，董必武几乎从不到大饭店吃饭，他在美七个月期间认识了不少华人小餐馆老板，他就喜欢在那里吃饭，甚至吃饭时还不忘和别人讨论国际局势，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风采。
这节约一点、那节约一点，董必武回国前用节约下的钱加上在美华侨的部分捐款给党购买了印刷机、打字机、药品等急需物资。
董必武回国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
他早年插下的两颗“暗子”，这时派上了大用场。
其中一个是熊向晖，时任西北“剿总”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胡宗南命令手下大军到那儿，师团长没收到指令时，延安就已经知晓其动态。
再一个是沈安娜，时任国民党秘书处书记员，国民党内部的高级会议她都有参与记录，因此她也被称为“游走在国府心脏”，这两人都是董必武在暗中领导的下属。
董必武及其领导的情报机构大大加速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手上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国民党时期各地实质由当地军阀自治，导致各地金融市场犹如乱麻，问题很多。
很难想象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中国内部的货币竟然还没有统一！各地军阀为搜刮民脂民膏，纷纷私发当地货币，市场杂乱无章，许多老百姓还处在以物换物的交易阶段。
为了帮助解放区经济迅速恢复，还原市场秩序，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决定：尽快成立解放区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1948年12月1日，在董必武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布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当天发出布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走进了千家万户，沿用至今，哪怕千百年后，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人民币”和“人民银行”也会永远的镌刻在中国的史书上，永不磨灭。
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一行小字“中国人民银行”也是董必武亲自手书。
新中国建国前夕，董必武率华北政府迁至北平，在此期间他不但迎接全国到来的民主人士，还领导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这为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好了法理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的百年求索总算得到了答案——新中国成立了。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过去了109年；从甲午海战到新中国成立，过去了55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过了49年，日寇全面侵华过了12年。
三座大山、如芒在背，剥削不分南北。
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牺牲何止千万？
直到这一天，中国人民才能大声向世界呐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划分时代的开国大典上，董必武也站在主席左右，回想南湖泛舟，中共一大时，他35岁，小有名气，略有所成。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然六十有三，须发皆白，三十年革命弹指一挥。
这一天，却是所有共产党人一生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仍然兢兢业业，鞠躬尽瘁。
他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随后董必武历任中央委员、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务。
1950年，当周总理接到毛主席的召唤，前往苏联之时，毛主席亲自发电报到北京中央，建议由董必武担任代总理一职。六十四岁的董必武本可以含饴弄孙，但那个时代的革命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没有二话，担任了代总理一职。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从今天的角度客观上说，苏联方面做出了极大让步，过去许多不平等条约被推翻。
董必武在担任代总理的短短两个多月期间，不但组织了多项救灾生产活动，还参与制定了《婚姻法》等工作。国务院的同志回忆：“董老永远是晚上2、3点才睡，早上7点准时起床。”
1975年4月2日，为共和国操劳一生的董必武阖然离世，享年89岁。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由衰而盛，见证了伟大共产主义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发光发热。
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热土、这方百姓，他的一生是毫不后悔，绝不唏嘘的伟大一生！
谨以此文向伟大的革命志士董必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