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下一个战役何时打、怎么打？当时中朝两军，从上到下，一致的认识是继续发展进攻。用写入志愿军党委正式文件中的一段话加以表述，就是：“争取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
然而，战场形势的变化再一次超出人们的预想。
第三次战役结束不过半个月，全线后撤的“联合国军”就以美军最强的部队打头阵，向志愿军、人民军发起了反扑，很快，这种反扑便由局部的试探，发展成全面的进攻。
朝鲜战争双方在战场上的攻防对抗，又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变换。
刚刚布置完休整，并计划于两个月后再举行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不得不匆忙结束休整，仓促应战，一时间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
1、前三次战役志愿军减员有多严重？
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当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并高岗，报告志愿军状况，指出：
“目前情况，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
第三次战役开始前，彭德怀就对部队的疲惫状态深感忧虑，认为“目前虽未到顶点，但已两个月未休息”，发起新的战役甚为勉强。
遵照毛泽东指示打过三八线后，彭德怀看到部队消耗几近极致，作战能力严重透支，已接近甚至达到顶点；他严重意识到，若不及时休整，不仅无力举行下一个攻势，甚至有导致战局逆转的危险。
这一判断，是符合当时战场实际情况的。
志愿军入朝，75天连打3个战役，几乎是一个攻势接着一个攻势，虽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但自身已成强弩之末。
有的兵团、军甚至被打残，无法继续作战。第三次战役结束时，面临的突出问题首先是部队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严重，与入朝时相比，部队减员总数几近三分之一。
其次是后勤供应不继，粮弹消耗得不到必要补充，被装、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也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天寒地冻，士兵们在雪地里行军没有鞋子，只能剪块毯子包裹在脚上。
由于部队入朝后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白天上山隐蔽防空，夜间连续行军作战，思想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均不能正常展开，不少单位组织作风涣散，事故频发，不良倾向有所滋长。
据彭德怀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志愿军西线6个军三个战役共伤亡约近3万人，冻伤、病、逃2万~2.5万人；东线第9兵团战斗伤亡和冻伤、病、逃共约4万人。按此报告，西、东两线相加，志愿军减员总数已达9.5万人。
根据有关史料核实，志愿军实际减员数甚至比上述统计数还要多一些。
20世纪80年代解方主持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志愿军战斗减员，第一次战役为12477人，第二次战役为66700余人，第三次战役为8373人，三次战役战斗减员合计87550人。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当年军委作战部的统计数。而这还只是战斗减员，不包括同期发生的非战斗减员。
列入当年军委作战部统计表中的非战斗减员数，三个战役合计为52207人，而实际上，仅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冻伤者就有51528人，其中，东线第9兵团冻伤30721人，冻伤发生率22.4%（三、四度冻伤占27.4%)，冻死者占冻伤伤员的3.7%；西线6个军也有10%的冻伤发生率，共20796人。
加上事故伤亡、病、逃、掉队等项，非战斗减员人数在总量上不会低于战斗减员人数。
也就是说，志愿军前三次战役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数估计可达15万人，并且只会多于而不会少于此数。
2、作战能力下降有多严重？
部队大量减员，势必造成作战能力下降以至萎缩。
这在以上4个军三次战役参战兵力变化中已有所反映。
第一次战役，这4个军参战兵力共约17.4万人，平均每军4.35万人；第二次战役，4个军参战兵力降至15.9万人，平均每军降至不足4万人，下降了9.1%；第三次战役，4个军参战兵力又进一步降至14.6万人，平均每军只有3.65万人，又下降了9.1%。可见，各军兵力是越打越少，后劲儿越来越不足。
到第三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各军均出现兵员大量缺编现象。
第38、第39、第40、第42军入朝时，编制兵员基本上在4.5万人至5万人之间，第50、第66军编制兵员少一些，入朝时也分别有3.6万人和3万余人。但到第三次战役结束时，除第39军尚存4.5万人外，第38军3.4万人，第40军3.5万人，第42军3.6万人，第50军3.2万人，第66军只有2.5万人。
第9兵团的第20、第26、第27军更是元气大伤，能够坚持作战的兵力更少，以致不仅不能参加第三次战役，而且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两三个月内，仍难以重新投入战场使用。
为补充志愿军兵员损耗，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采取措施，在国内征新兵和抽老兵入朝。
除1950年11月决定从中南军区征调5000名新兵补充第38军和第40军外，还确定从11月至1951年3月为第一个补兵期，计划给整个志愿军补充新老兵共12万人（其中新兵8万、老兵4万)，实际入朝约10.7万人（其中新兵7.7万，老兵3万），3月上旬先后过江，最先到达的是补第20军的新兵，于3月15日至18日补充到连，其余各军补充兵员大致3月底才能到达部队。
这样，到第四次战役开始时，志愿军一线部队还是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兵员补充。
为解补充兵员一时不能到位的燃眉之急，各军均采取大量压缩各级直属队编制的做法，尽可能抽调机关、勤杂人员，甚至炮兵、工兵分队人员补充到一线步兵连队，但这一措施经三个战役反复使用，也已到了极限，没有多大挖潜余地了。
实际上，更大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一线部队兵员不足，对部队战斗力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是连排一级基层指挥员伤亡严重，缺额更多。
时任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团长李刚回忆第三次战役结束时部队情况时感慨地说：
“入朝以来部队伤亡过大，连排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入朝时的连长现在只有一名了。多么盼望有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啊！”
第40军第119师第359团反映仗打得很苦，第三次战役后，全团“营级干部换了一遍，连级干部换了三遍”。
3、严重的后勤供应问题
志愿军后勤补给也于此时进入堪称入朝参战以来最为困难、最为艰苦的时期。
后勤补给方面的最大难题，不是后方没有物资，而是无法将堆积在后方的物资及时、足额地运到前线去。
由于入朝后连续三次战役打的都是运动战，战况变化急剧，战线流动性大。
第一次战役打到清川江边，第二次战役逼近三八线，第三次战役又推进到三七线附近，部队大踏步前进，不到3个月，战线就前伸了400~500公里，原本就很薄弱的后勤运输力量远远跟不上战役发展的速度和节奏，出现中间空虚、前后脱节的现象。
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部门、单位，均是战争初期仓促组建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既缺乏思想、组织准备，又不具备相应的业务水平，保障能力与出国作战的特殊需要很不适应。
第一次战役，由于作战时间不长，运输距离较短，部队携行量还算充分，补给供应上暴露的问题不算太多。
从第二次战役开始，随着战线向前推进，运输线一再延长，部队携行量基本用完，粮弹供应便出现紧张状况。到第三次战役时，部队打过三八线，运输线进一步延长，供应物资更难及时送达，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便充分暴露了出来。
前三个战役期间，后方对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主要通过后勤分部和兵站组织实施。
分部领导前沿兵站，以“接力”方式跟随作战部队前移设站，将后沿兵站或中途兵站送来的物资，根据所供部队的武器装备、人马实力和补给标准、作战消耗等情况予以分发补充。这样的跟进补给，在战线快速推进、运输力量不足、敌机轰炸破坏严重的情况下，慢得就远远不止一拍两拍了。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前沿兵站勉强跟在作战部队后面跑，却与后方兵站失去了衔接，中间形成断档，前线急需的物资运不上来，只有干着急。
第二次战役后期，兵站设在德川、兰田一带，与已进至三八线附近的部队拉开350公里左右的距离。到第三次战役时，前面的兵站虽已赶到加平、抱川一带，但后面的兵站还在中坪地区，前后相距约450公里。
按说这么个距离，在能够保持正常运输效率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成为多大问题，但当时最大的短板出在运输环节，不仅运力少，而且组织运输的方法相当落后。
开始时，汽车部队按班、排、连建制单位跑群车，敌机来袭时一炸一大片，有的分部入朝第一个月就被敌机炸毁141辆汽车。
为躲避敌机轰炸，便改为单车分散行驶，可这又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增加了翻车、偷盗、失火、失踪等损失，且怕死保命、车辆久待不回等行为”也屡屡出现。
去前方的运输车辆十天半个月不能往返一次，运输效率大为降低。
由于运输不力，各种物资在鸭绿江边和北朝鲜后方大量堆积，前线部队却缺粮少弹，士兵衣衫褴褛、饥寒交迫。
加上战线流动性大，作战部队位置变化频繁，急需的物资好不容易送到指定地点，部队已经前进或转移，需要的物资仍然到不了手。
于是，有的部队干脆派人在公路上拦截物资，如第42军有一个团一次就将全师的主食悉数领去，造成供应上的苦乐不均，加重了补给上的困难。
就三个战役的情况看，粮袜（包括主副食）和被装最为紧缺，其次为马料、油料、装具、器材、药品等。
弹药补给尚未发生大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各分部和军的大部分运力用于突击运送弹药，而部队重武器不多，作战消耗少，缴获量又较多。
以第38军为例，第一至第四次战役弹药消耗量仅占补给量的57.8%，占缴获量的38%，二者相抵，还有一个不小的富余。
第26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消耗的弹药量，轻武器只有0.2个基数，重武器也只有0.5个基数，远小于部队携行量。弹药补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种类不大相符，分部送达的多为日式弹药，而入朝较早的各军多为美式武器。有的部队申报弹药补充时没有讲清楚品名，弹药送上来后却发现型号对不上，出现所供非所需的现象，带来浪费和损失。
在这个时期，粮食供给不足是头号问题。入朝后不久，志愿军各军就相继出现缺粮饿饭现象。
第二次战役时，对作战部队的主食补给，情况较好的也只能达到标准数的40%~50%，多数在30%左右。
第39军在三次战役期间的粮食补给量仅为应得量的13%。第一次战役中，第42军在黄草岭打阻击，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第40军7个营饿饭3天。第66军在第二次战役的22天里，只得到16800公斤生熟粮的供应，还不够全军一天的食用量。
在这种情况下，前线部队除靠自身携带的干粮外，只能靠就地筹措和缴获来弥补不足。从美军战史材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对中国士兵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冲入火堆、废墟中寻找食物充饥的情景描写，足见其饥饿程度之甚。
4、后方物资供应的艰难
当时，新华社军事记者华山到前线部队采访，了解到官兵对后方物资供应普遍有意见。
官兵们向他反映，打了3个月仗，休整下来还吃不上饭，见不到油。按以往规律，战斗前吃好的，战斗下来也能吃上好的，可在朝鲜战场，战前战后都吃不饱，以致“战士冲山头，有的趴下就爬不起来，有的虚脱过去，有的眼看着敌人跑掉，没力气追，爬在山头上哭，痛失艰苦行军熬到手的歼敌良机”。
部队官兵夜盲症普遍，棉衣破了，棉鞋掉底、开口，这还没多大意见，可是战斗后休整时还是吃不上后方运来的东西，一个军只能领到十几桶豆油，“说怪话的就不只战士，高级干部也不满”。
华山认为，这表明，“祖国抗美援朝的热情，没有经过有效运输，带到前线”。
从第二次战役开始，炒面成为主要的野战食品。到第三次战役时，运送到前方的干粮大多是炒面。炒面体积小，便于携带和食用，但多为手工制作，质量不高，在缺水情况下难以下咽，长期食用易造成消化不良、体力下降。
后勤部门后来对炒面供应总结了两点教训：
一是供应炒面的同时没有相应地解决好副食供应，致使部队普遍营养不良，夜肓、口角炎等营养缺乏病日渐增多，影响了官兵体质；
二是在有做饭条件时也未及时改供生粮，致使部队对炒面产生厌恶，到处乱扔，造成不应有的浪费。
被装供应在三个战役期间也出了大问题。志愿军入朝不久，天气开始转冷，第二次战役即进入寒冬季节。
特别是东线战场，气温急剧下降至零下30℃以下，第9兵团各军仓促入朝，未能及时领取、更换寒区冬装，结果造成大面积冻伤减员，许多部队因此失去战斗力。
除冬季防寒服装问题外，当时造成很大困扰的还有鞋子和血衣、血被（即伤员替换衣被）问题。
由于部队入朝后长时间处于运动状态，翻山越岭，远距离长途行军，鞋子损耗极大，由于得不到及时补充，有的部队甚至出现战士在雪地里赤脚行军的情况。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及此事，心情格外沉重。
血衣、血被是战场上救治伤员不可缺少的军需用品。三次战役期间，后方虽然前送了10万余件血衣、血被，但大部分堆积在鸭绿江边，送到部队手里的很少。
第二次战役时，第20军一个医疗队接收伤员1800余人，仅有90床血被，血衣一件也没有。当时正值寒冬，伤员在零下30℃的严寒中身着破烂不堪的血污棉衣，十分痛苦，加重了伤情。
5、伤员救治与后送的混乱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问题，就是伤病员的救治与后送。
据当时统计，志愿军入朝初期，战场上伤员死亡率较高，达35%~45%，伤后再伤的情况也比较多。
三个战役期间的伤情分类，枪伤占31.5%，炸伤占62.8%，烧伤及其他伤占5.7%。
由于前方急救力量不足，各级救护机构位置距阵地较远，多数伤员送到团治疗点时已超过6个小时，加上接转伤员和治疗工作多在夜间进行，又没有像样的房舍和手术条件，难免造成救治效率的低下。
前三个战役，伤员后送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第一次战役时，火线距边境不远，后送伤员主要靠步行、担架及少量汽车。第二次战役时后送线延长，运力不足的矛盾加剧，伤员后送困难大增，特别是东线战场，大量伤病员停积在军、师医疗所待运，境况悲惨。
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后勤救治力量更是难以跟上去，多数作战师不得不自己组织部队回抬伤员，有的部队甚至出现丢弃伤员的现象。
当时，向后方送伤员主要靠回程汽车捎运，但运输部门没有明确规定汽车回程时有此项任务，部队只能派人在公路口拦截汽车，无车时便30~50人组成一队，用担架后送，途中时而发生伤员失落现象，死亡率也有所增加。
后送伤病员归队率低，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据志司军务处统计，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第38、第39、第40、第42军后送伤员合计15681人，归队只有584人，仅占后送数的3.7%；后送病员合计7214人，归队只有297人，占后送数的4.1%。
为解决伤病员归队率低的问题，志司有关部门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
轻伤轻病争取留队，不能留队者争取在治疗；加强后方医院和战场上的手术能力，消除途中失落现象，降低因伤致死率和病死率；各级建立归队管理机构，经常组织归队工作；各部队派出一定干部到后方医院进行归队动员工作等。
以上各种情况，无不反映此时志愿军部队确已疲惫至极，迫切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休整。然而事与愿违，美军的攻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第四次战役不得不以这样被动的方式开始……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