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让叶剑英找个人，并嘱咐无论他犯了什么错，也要给安排工作

建国后，毛主席专门嘱托叶剑英，让他去广东找一个人，并指示这个人无论过去犯了什么错误，一定要给他安排工作。

这个人是谁？为何会引起毛主席这般重视？

蒋介石“铁通计划”，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在1934年，国民党计划开始展开“堡垒政策”，将战略转为在江西苏区四周建立密集的碉堡网络，这些碉堡坚固如铁，既是防御工事，也是攻击前哨。

这种布局旨在将红军逐步压缩在越来越狭小的地带，直至彻底消灭，到了1934年9月，中央苏区的控制范围已被压缩至仅余七八个县城。

就在这时，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准备开展“堡垒政策”的最后一布——“铁通计“。他要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准备对红军主力进行最后的决战。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和国民党各个将领都信心十足，除了一个人。

他就是莫雄，他对红军有着深厚的同情，内心始终无法接受用这样残酷的方式去消灭这些为理想而战的人们。他在会后的日子里，心情越发沉重，不断在思索着是否有什么方式能够改变这种局势，或许是提供信息，或许是其他什么能让红军避免这场灭顶之灾的办法。

其实莫雄这时的身份还达不到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的资格，但他却参加了，这是因为什么呢？

莫雄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二人的特殊关系要追溯到北伐时期，当时蒋介石正率领着北伐军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就在蒋介石留守大本营之际，突然被当地“土匪”万余人包围。在这时，莫雄率领一个旅冒险救出了蒋介石，从此两人结下了非凡的交情。

但莫雄后来因为不认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而被赋闲，时间来到了1930年底，莫雄在上海偶然与旧部刘哑佛重逢。刘哑佛不仅是莫雄在粤军时期的部下，更是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的哥哥，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上海重逢后，刘哑佛向莫雄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逐步将他引入中共的视野。通过刘哑佛的介绍，莫雄结识了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学习了很多进步思想。

这一切经历，让莫雄在庐山会议中，虽然外表上慷慨激昂，但内心对于红军的命运充满了焦虑和同情，他对蒋介石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

在国民党内部，莫雄虽多次公开和暗中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但由于其广泛的人脉和深厚的江湖情义，总能在关键时刻得到朋友的支持和保护，因此没有遭受太大的政治打击，只是在官场和军界中经历了几番波折。

1933年底中央特科认识到莫雄的潜在价值，决定派他前往江西，融入当地的“剿共”军队中工作。莫雄这时找到了他的军中好友薛岳，薛岳给莫雄在南昌办事处挂名，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的职位，实际上却是给了莫雄一个观察和行动的平台。

不久之后，莫雄又在一个人的推荐下当了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的职位。肩负“剿共”大业。

当然，除了好友推荐和救了蒋介石一命外，莫雄还在一件事中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剿灭盐帮，莫雄立大功

1930年，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为了确保盐税收入，他在海州，也就是今天得到连云港建立了一支直属于财政部的缉私警察部队。

莫雄则当上了税警第三团团长，但是不久，就发生了让整个国民政府内部震动的“王赓间谍事件”。

王赓，作为民国时期少数在西点军校深造的杰出人才之一，受到了宋子文的青睐，被任命为税警总团团长。

然而之后的事却出人意料，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却被日军捕获。事件的起因有多个版本流传，一种说法是，王赓原本打算去找他的西点同学，不料走错了地方，误将一个日军军事机关当成了已搬迁的美国领事馆。

另一种说法是，他本想去日租界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寻找前妻陆小曼，不知该地已变为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结果被日军抓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宋子文安排的密谈，但王赓却搞错了地点。

无论真相如何，王赓在被日军抓获后，通过租界国际调停当局的交涉，花了三天时间才被释放。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哗然，普遍认为王赓可能泄露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种看法得到了十九路军的领导层支持，他们坚信王赓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情报，并将他押解至南京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王赓被逮捕的消息像震撼波般在税警总团内部传开，整个团体陷入了临时的混乱和无领导状态。

在这种困境中，宋子文深知无法长时间让税警总团群龙无首，尤其是在淞沪抗战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于是任命莫雄为新的税警总团长。

莫雄上任之初，面临着重重挑战，但他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领导迅速稳定了团体的士气。在他的指挥下，税警总团屡次在战场上展现出英勇的作战能力，有效牵制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为抗战的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如此，由于整体战局的不利，税警总团在“淞沪协定”签署后不得不撤退至淞江、青浦地区进行重整，之后更是退守到海州地带。

海州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产盐区之一，以其丰富的“淮盐”盐田而闻名。然而，盐业的繁荣也带来了长期而深刻的走私问题。

自民国以来，当地的盐枭不仅装备精良，常常超过中央军的标准，还通过贿赂当地官吏，公然武装保护他们的非法盐业贸易。他们的行动大胆，经常在重武器护卫下，使得轻装贩盐船只轻松越过检查，严重破坏了淮徐地区的盐税和盐政管理。

这些盐枭的胆子大到了极点，甚至不惜使用重型机枪对抗国民党驻扎在海州的独立第六师。

莫雄到了这里后，对海州地区猖獗的盐匪问题感到极为头痛。这些盐匪不仅武装精良，而且与地方官员有着深厚的勾结关系，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非法盐贸易网络。

认识到这一严峻挑战，莫雄深知单靠税警总团的常规力量难以根治这一顽疾，便向宋子文汇报了剿灭盐枭的迫切性，并得到了宋的全力支持。

在准备阶段，莫雄不仅集中了税警总团内部的精英力量，还召集了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和军械处等8个部门的领导，共同策划剿匪行动。这一筹备工作持续了近三个月时间，在此期间，莫雄亲自挑选了40余名素质过硬的营连级军官担任侦察员，对盐匪的动向进行了深入的侦查。

经过密集的侦察和信息收集，莫雄得知盐匪总数达到了2万余人，且拥有众多设施完备的碉堡，火力装备亦十分齐全。

他选定了防御设施异常坚固的一个匪巢作为首要打击目标。为了确保行动的隐秘性和成功率，莫雄还秘密联络了蒋介石，详述了海州盐匪的严重威胁，并表达了自己全力剿匪的决心，对此，蒋介石表达了支持。

1932年9月，所有筹备工作就绪后，剿匪开始了，他指挥部队高效地捣毁了淮徐地区所有盐枭的据点，并俘虏了众多涉及非法盐贸易的人物，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县长和公安局长等重要官员。

莫雄对于如何处理这些被捕者持有坚决的立场。他主张对这80余名犯罪分子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以彻底整肃盐政和恢复法纪的尊严。

在莫雄准备执行死刑的时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和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相继发来电报，要求对几名主要头目刀下留人，显然是受到了某些政治和社会压力。此外，一些被捕匪首的家属试图通过贿赂，提供数万元大洋以求保释。

面对这种情况，莫雄表现出了他的机智和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