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遇重大滑铁卢，周总理等共产党人只能转入地下斗争。
正是这一时期，周总理发现我党在情报工作上存在严重缺陷，尤其创建电台的工作刻不容缓。
为此周总理不但敦促我党同志抓紧时间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而且还亲自出马编制了“豪密”，任凭敌人绞尽脑汁也无法将之破译。
诞生于危难之际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随时可能遭到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周总理只能开始领导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痛定思痛后，周总理总结了过往的工作经验教训，提出要建立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中共中央的安全。
随后不久，通过周总理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央特科正式挂牌成立，这在白色恐怖遮天蔽日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时的国民党反动派非常猖狂，共产党人只要落到他们手里就绝不会有好下场。
偏偏国民党仗着特务众多和情报技术先进，能够易如反掌地刺探我党的情报，进而精准地给我党接下来的行动搞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确实需要中央特科，因为这个组织能先一步探知敌人对我党的阴谋，让共产党人早做准备。
更重要的是，中央特科具有反间谍性质，如果党内出现叛徒，根据中央特科提供的情报，我们也可以更容易地揪出内鬼。
一旦有其他同志落入敌手，中央特科则可以立马组织人员展开营救行动，从而有效地保卫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作为中央特科的创建者和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周总理当时也是国民党全力搜捕的对象。
要知道的是，国民党不少人都认识甚至熟知周总理，毕竟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大革命期间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职务，所以他的处境其实更加危险。
可就算是这样，周总理依然要留在最危险的上海，领导中央特科刺探敌人情报、保卫中央安全，丝毫不顾个人安危。
也正是这个过程中，周总理更直观地感知到我党在情报工作上的严重不足，我们甚至连敌人早就用惯了的电台都没有。
于是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开展我党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周总理也成为了此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其实在此之前，周总理就已经对这件事有了准备，中共六大期间，周总理出席会议的同时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派专人在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共产国际对此表示支持。
在莫斯科时，周总理还特意抽空去慰问正在学习的党员们，嘱咐他们抓紧学习，因为国内的革命需要他们。
回国后周总理也没闲着，他指派了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在上海研制无线电台，很快便取得进展。
最开始时，我党的通讯电台设立在上海和香港。可惜由于技术上的缺陷，很快香港的电台就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破坏。
英国人甚至用英文向我党发电报：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
这部电台之所以很快就被发现了，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党无线电技术还不成熟，尤其是电台密码的设置实在过于简单，很容易就能被破译。
得知此事以后，周总理意识到绝不能再让我党在电台密码上吃亏，于是在他的苦心孤诣之下，大名鼎鼎的“豪密”应运而生。
颠覆以往密码体制
自打周总理亲手编制的电台密码“豪密”诞生以来，从来没有敌人能成功破译。
虽然共产党的电台和“豪密”都很晚才被研制出来，但其实电台技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传入了中国。
那是1871年，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丹麦的一家电报公司私自在中国开设了电报业务，并且迅速引来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随着电报技术的普及，政府和军队也开始使用电报传递消息，可惜中国却在后来因为这项技术吃了大亏。
那是甲午海战期间，日本人截获了中国的军情电报，并且没费多少功夫就成功破译了电文。
这不但造成了清政府的军情泄露，而且后来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期间与国内的往来电报，也没能瞒得住日本人，中国的利益因此一损再损。
后来虽然无线电收发技术在进步，但哪怕是蒋介石、张作霖之类的大人物，用的还都只是“单表代替密码”，保密效果很一般。
所谓的“单表代替密码”，简单来讲就是用一个固定密码代替一个固定的汉字，编制这种密码方便快捷，但却很容易被破译。
共产党在香港被破坏的那部电台，虽然在密码编制上进行过一些改良，但终归只是复杂版的“单表代替密码”，并没有像“豪密”一样彻底将密码体制革新。
1931年初，周总理完成了新密码的编制工作，由于他那时化名为“伍豪”，所以这个密码也被命名为“豪密”。
周总理在编制“豪密”时可谓是煞费苦心，数学和文字知识都被他运用到了“豪密”当中。
而“豪密”不只是一次性的电文密码，更是一种可以长期使用的密码体制。
我们之所以说这“豪密”神秘，是因为它与之前的“单表代替密码”完全不同。
在“豪密”体制下，就算是相同的汉字也可以用不同的电码来表示，而电码相同时汉字却也可能不一样。
这也就是“豪密”保密性能更加强悍原因，因为破译“单表代替密码”的方法无非是通过对电文的研究，破解出哪个码代替哪个字就可以了。
自从我党用上“豪密”以后，敌人就算截获了我们的机要电文，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析数据，毕竟我们可以用完全不重复的密码进行重要电报的发送。
这可给蒋介石等反动派带去了大麻烦，因为就连国民党的密码破译专家也对“豪密”束手无策，在“豪密”的加持下我党的无线电通讯终于有了绝对的安全。
1931年3月，任弼时从上海去往中央苏区，“豪密”也被他带到了那里，此后全国的根据地都陆续建立起来了无线电通讯，这加强了各地之间的信息传递。
在共产党备受打压的岁月里，能有这样安全的通信方式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因为“豪密”不但能为隐秘战线上的工作争取主动权，而且还能有力的配合正面战场。
风雨飘摇安如山
周总理曾一手创立“豪密”，直到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出大陆都没能成功破译，为我党早期的情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戴镜元同志回忆，自打“豪密”被任弼时带到中央苏区起，它就逐渐成了我党我军各部互相联络时的“保护网”。
周总理用“豪密”发往中央苏区的第一份电报是问任弼时是否到达，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很快就用“豪密”商量起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
虽然没过几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下，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就不得不踏上长征路，但是在先进通信技术的加持下，我党我军也成功度过了难关。
说来红军长征虽走得艰难，但在长征过程中红军没有中过一次埋伏，这都有赖于我军的情报工作的到位。
“豪密”问世以后，我党有了优于国民党的电报加密方式，所以下了更多功夫在破译敌人的通信密码上，并且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徐向前元帅曾坦诚地表示，红军长征时之所以敢在云贵川湘几个老牌军阀的地盘上穿插往返，就是因为我们成功渗透进了敌人内部，并且破获了他们的电报密码。
反观蒋介石屡次吃瘪，但却怎么都破译不了我们的“豪密”。也正因如此，在“四渡赤水”时，毛主席才能毫无后顾之忧的指挥各部，让国民党损兵折将。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在早期的反“围剿”斗争中，还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里，从来都没有人能成功破译“豪密”，这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对于我党隐蔽战线和情报工作的贡献远远不止创建了中央特科和“豪密”这两样。
长征胜利后，全民族抗战接踵而至，周总理在抗日战争的情报工作中同样做出了突出贡献。
说来国共两党后来能再度合作，离不开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我们一般只知道张学良是推动事成的大功臣，却鲜少有人知道周总理在这件事中的巨大作用。
在西安事件发生之前，明面上张学良一直是亲近蒋介石的，没人能想到他愿意为了抗日直接软禁了蒋介石，但在我党看来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当年红军到陕北后不久，周总理就派人去联系了张学良，后来还亲自和他面谈过两次，正是这两次谈判让红军和东北军达成了合作的意向。
现在说来容易，但当时周总理能做到这样是极为难得的，毕竟那时候红军和共产党一穷二白，国民党却兵强马壮，两党间的差别实在太大。
可周总理却能在谈话间打动张学良，让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而张学良也因此在发起西安事变后，立刻给共产党传递消息，让共产党提前掌握了西安的情况。
更让人敬佩的是，周总理搜集情报的本领，不但用在了国内的抗日战争上，而且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德国要突袭苏联的情报，最初就是周总理传递给苏联的，这个消息在中国原本只是出现在了国民党高层的一次酒会上。
但国民党高层里有人愿意把这个情报共享给周总理，这才有周总理向苏联发去紧急的电文，让苏联提前24小时进入了战争状态，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总之，周总理在情报工作中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豪密”的横空出世，还是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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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周恩来：原来统帅是“胡公”，虢安仁，2021年04月16日，来源：湖南日报。
2、周恩来曾亲自编制密码 被评“简单却难以破译”，2014年02月17日，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