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政治家、诗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因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3岁。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小组就好似脱了缰的野马一般，开始在中央肆意妄为，王洪文甚至已经着手从沈阳“绕开”军区司令李德生调兵“拱卫中央”，理由是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
王洪文甚至还让手底下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全国各级单位，今后所有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通过他这里的“中央办公厅盟约室”，又称“王办”之后，再向上递交给中共中央。
眼见四人小组的行为日益猖獗，华国锋与叶剑英元帅当机立断，决定在10月6日这一天于怀仁堂“突袭”四人小组。
叶剑英（左）、华国锋（右）
抓捕行动开始前，吴德看着事先拟好的一份名单皱眉道：“华主席，我看这名单上是不是还漏了一个人。”
那么名单上漏掉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对这次抓捕行动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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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千帆过尽后，才知道谁心系国家安危，谁是擎天栋梁之才，谁是狡诈取巧之辈。
1976年10月6日，距离毛主席逝世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四人小组的所作所为愈发出格，几乎已经将“司马昭之心”五个大字写在脸上了。
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则更是肆无忌惮，他首先将全国政令卡在了自己这里，要求全国地方所有的大小事务都要首先经过他的“王办”，之后再传达给中央。
王洪文
这就相当于在地方和中央之间设了一道卡，王洪文横在中间，如同我国古代有不臣之心的宰相，直接垄断了全国政令的上达下至，一旦王洪文成功，就取得了实际意义上的政令合法化，谋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可即便如此，王洪文依然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敏锐的意识到自己现在仍然缺少实际意义上的“话语权”。也就是所谓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著名理论，即“枪杆子里出政权”。
熟读毛主席思想与著作的王洪文自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四人小组手上的军事力量较为薄弱，一旦局势有变，舆论方向稍显不利，或是战端开启，他们在面对华国锋时将立即陷入不利态势。
叶剑英
毕竟，中央还有叶剑英元帅、汪东兴、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遵从毛主席的遗命，辅助华国锋稳定局势。尤其是叶剑英元帅，不仅自身功勋卓著，位列十大元帅之一，还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军队内的威望巨大，尤其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更显突出。
除此之外，汪东兴也长期负责公安部与军委的工作，亦是华国锋的一大臂助。有这些人围绕华国锋进行决策，四人小组只觉寝食难安，尤其是将自己造势为国家主席，将张春桥造势成国家总理的王洪文。
于是王洪文意图绕开北京军区司令陈锡联，将电话打到了沈阳军区处。
虽然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也不会听从王洪文的命令，但王洪文联系的则是军区政委毛远新和副司令员孙玉国。有了政委和副司令员的首肯，沈阳军区的确后来调出了几辆装甲车赴京，不过也仅此而已。
孙玉国
这件事情被叶剑英元帅知道后，立即引得他大发雷霆：“好好好，真厉害啊。去查清楚，看看是谁下的命令！装甲车都开到北京城外了，好大的胆子！”
很快，事情的原委就被叶剑英元帅查出，他一个电话把孙玉国骂醒，就让这次突如其来的危机很轻易的就被解除了。
之后，叶剑英也意识到，王洪文等人已经开始进行密谋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了，局势已经迫在眉睫，于是他赶忙联系华国锋，让他早作准备。
没想到，他刚有此想法，华国锋的电话就先一步打了过来，原来是“王办”的事情通过一些渠道传到了华国锋的耳朵里，纵然他政治嗅觉比起毛主席差上许多，此时也应该明白王洪文等人已经按捺不住他们的狼子野心了。
华国锋
百密一疏
按照预定计划，当天要抓捕人员的名单早已确定，但就在抓捕行动开始前，吴德却向华国锋提出了一个“漏网之鱼”。
华国锋与叶剑英元帅互通电话后，将所有已知的消息简短的进行了交流之后，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先稳定地方，再封锁中央的消息，最终将四人小组的成员一举捉拿归案。
但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也为了避免王洪文的耳目监视他们，诸位领导人决定找个较为隐秘的地方商量事宜，并且华国锋最好不要亲自露面。
于是李先念就作为华国锋的代表前来面见叶剑英元帅，想仔细的听取一下老帅的意见。
李先念
“叶帅，依您来看，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叶剑英元帅目光坚定，话语铿锵有力：“先擒住四人小组，再扫清残余势力。”
看到叶剑英元帅的态度，李先念也暗暗松了口气，如今的北京城，叶剑英元帅的意见至关重要，他如果偏向哪一方，都将是决定性的一次加注。
好在叶剑英元帅没有辜负毛主席生前的嘱托，他作为毛主席的“顾命大臣”，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将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在短时间内，从主席归天的一派乱象中稳定了下来。
1976年9月26日，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在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中，几人整合了一下四人小组近期的动向与之后的打算，一致认为应该对四人小组的主要成员进行隔离审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知晓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较为严谨的对他们的罪责进行判定，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罪之人。
更何况此前，华国锋还与北京军区司令陈锡联、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达成了共识，也算是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此时的四人小组已经如同瓮中之鳖一般，难以脱逃。
会议的最后，众人一致决定在国庆假期期间，将事情盖棺定论，计划初步定于10月6日，华国锋吩咐待定，计划有条不紊的推行准备着。
可到了10月2日，吴德却拿着一份抓捕人员的名单急匆匆的找到了华国锋，华国锋看到了吴德手上的东西不禁奇怪的问道：“吴德同志，名单不是咱们之前就反复确认过了吗？还有什么问题？”
吴德
“华主席，这是我工作上的疏忽，我们的名单里漏算了一个人。”
“漏了谁？”
“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他是《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如果不将他也控制起来，我担心他会散布一些不利于我们的舆论，给我们的行动造成阻碍。”
华国锋沉吟半晌，这个张秋桥他也知道，但是经过调查他并没有参与哥哥张春桥的行动，也没有什么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履历，实在是没有理由抓他。但此次行动干系重大，华国锋不得不谨慎对待，吴德说得对，放着张秋桥不管实在是一个隐患。
张秋桥
“你说的话也有道理，那就将张秋桥一并抓捕吧，但是态度要好一些。”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正式下达了对四人小组及其党羽的抓捕命令，先是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由，迫使四人小组不得不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与会议，实则联同叶剑英元帅、李先念、汪东兴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现场宣读其罪状，并将其逮捕。
到此，四人小组的主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均被逮捕，新中国自建国以来最为深重的一场浩劫终于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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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过后，四人小组落网已成定局，后来唯一没有受到波及的便是张秋桥。
到这里，四人小组及其党羽悉数均被逮捕，主犯们被一一定罪，均给予了基本的人权待遇，主犯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要来聊聊在这次行动前提出了关键性建议的吴德，以及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
吴德1913年2月出生于河北丰润，19岁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参加了革命，次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1932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吴德一直在工人工会、铁路工会、市委等职位上辗转，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也让他更好的接触到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现状与人民生计。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出任中共河北省委与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更加坚定了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
全面内战爆发后，吴德继续在晋察冀地区进行文职工作，但也分管自己以前的铁路相关工作，后来还出任过冀东军区政委与唐山市委书记。从这些履历可以看出，吴德此时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位十分有能力的干部了。
不出所料，建国之后，吴德在平原、天津、华北局辗转，五年后当上了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还兼任吉林军区政委、天津大学校长等。
华国锋
之后又过了10年，此时已经是1966年，吴德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开始进入中央的决策层，并在1972年到1975年担任了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政委一职，这也是为什么华国锋在制定计划时对于吴德十分看重的原因。
而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在被抓捕时显得十分冷静，因为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不仅没有抱怨，还积极的配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调查，还顺带告知了调查人员一些有关于兄长张春桥的细节，使得调查工作十分顺利，甚至被算作了立功表现。
张秋桥最后也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直到1984年才退休，安度了自己的晚年，并于2010年11月逝世。
张秋桥同志在浩劫期间，没有跟随兄长张春桥的脚步行祸国之事，还在事出之后配合调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功之臣，但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坚守自己的初心而不随波逐流，实在是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学习。
看完这段有关1976年怀仁堂抓捕行动前，吴德提醒华国锋：名单上漏了一个人的往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