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2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突然提到，自己与鲁迅是同乡兼同宗的关系。
解放后，在1952年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后，周恩来又郑重地说：“我还应该叫你婶婶。”
许广平与儿子海婴
关于周恩来和鲁迅的亲戚关系，很多人均持怀疑态度。尽管两人都姓周（鲁迅本名周树人），但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周恩来老家在江苏淮安，两地相隔1000里地，这血缘关系看起来稀薄得可以忽略。
可实际上，周恩来的祖籍就是浙江绍兴，家族聚集地为绍兴宝祜桥的百岁堂，也被称为宝祜桥周氏。
宝祜桥周氏人数不多，相对来说也比较穷。到了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这一辈时，因为浙江一带读书人众多，想要考上举人比现在的公务员还要难，为了谋生，他选择离开家乡做师爷。
所谓师爷，相当于主官身边的智囊团，帮助其出谋划策。周起魁19岁离开家乡，经过一番打拼，与二哥周亥祥合伙买下了驸马巷这所宅院，从此定居在淮安，这里也是周恩来的出生地。
少年周恩来
因为绍兴宝祜桥周氏家族势力不大，所以周恩来祖上这一房既没有祠堂也没有宗谱，只有两本祭祀用的《周氏破塘祭薄》和《老八房祭薄》，可以从中窥见先祖的一些信息。
和周恩来比起来，出自覆盆桥（又名福彭桥）周氏的鲁迅，家族要显赫许多。鲁迅的祖上出过5个举人，还有位大商人周绍鹏及其独子周渭靠开当铺而发财，买下7.68亩地，盖了足足65间房。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考中了进士，被点为翰林，这也是家族莫大的荣誉。
根据专家考证，周恩来和鲁迅两人，的确有着共同的先祖，即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也就是中学必备古文《爱莲说》的作者。
到了周敦颐的第十世孙周澳这里，他率领家族迁居绍兴周桥。周澳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周德、次子周宏，两人属于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鲁迅是周德的直系嫡孙，周宏则是周恩来先祖，周恩来和鲁迅同属周澳的吴江烂溪周族延伸出来的后裔。在辈分上鲁迅和周恩来分别是周敦颐的31代孙和32代孙（也有说32代、33代）。
所以比鲁迅低一辈的周恩来喊许广平婶婶是没有错的。
两人不仅是同宗的亲戚，在经历上也颇有相似之处。比如青年时期都在日本留过学，都经历过与亲人刻骨铭心的分离，经济上的窘迫也一直困扰着他们。
周恩来在出生后4个月，被过继给身患绝症且无子的小叔周贻淦“冲喜”。只可惜小叔还是病逝了，他从此拥有了两位母亲：生母万冬儿和婶母兼养母陈氏。
在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周恩来曾提到过，养母喜静，整日在屋中读书不肯出门，自己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学来的。但生母万冬儿性格爽朗，且组织能力超群，一大家子的外事全靠她张罗，因此自己又继承了一部分外向的性格。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憨厚老实得过分，只能做些文书之类的小差事，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更别提养活妻子和3个儿子了。
没办法，万冬儿只能带着儿子和丈夫到自己的父亲家居住，年幼的周恩来在外公家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没多久，他又被养母陈氏带到自己的娘家居住，光家塾都念了四、五个。
留辫子时期的周恩来
得益于陈家丰富的藏书，周恩来在童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书籍，拥有了超出常人的文化底子。
1907年，9岁的周恩来连续失去了生母和养母。因为外公家对葬礼提出了各种苛刻要求，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几乎连地皮都被刮下来一层。
因为父亲在东北工作，身为长子，不到10岁的周恩来咬牙扛起了摇摇欲坠的家。为了维持生计，他常常出入于当铺中间典当物品。
无独有偶，在小叔叔鲁迅12岁左右时，也成天在当铺和书屋之间做着两点一线的单调运动。
青年鲁迅
原本鲁迅家由于祖父周福清成功考中了翰林的关系，而被族人高看一眼。虽然周福清当官多年并没有给家里拿回一分钱，但守着四五十亩水田，鲁迅的童年是宽裕而处处受人优待的。
可惜周福清野心太大，眼看着儿子周伯宜辛苦读书多年只考取了一个秀才，他内心颇为不甘。当得知当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是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殷如璋后，他决定剑走偏门。
1893年，趁着殷如璋的座船停在苏州阊门外码头，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给其送去1万两银票。
原本晚清的官场，贿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谁知这位仆人十分没有眼力见，眼瞅着殷如璋迟迟没有回信，在外面大喊大叫，一下把事情捅破，周福清因此被判了个“秋后问斩”。在多方斡旋下，改为8年监禁。
祖父科场案发后，幼年鲁迅直接由上流社会跌落至最底层。原本人人称他为大少爷，结果变成了舅舅口中讨饭的“乞食者”。
右一鲁迅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本就是位各方面能力都平平的旧式文人，经此打击成天抽烟喝酒生闷气，没多久就把自己身体搞垮了，大口吐血一命呜呼。
身为家族长子长孙，鲁迅和周恩来一样挑起了家族重担，每天忍受着典当铺伙计的白眼，换些钱来为父亲治病。
心灵上遭遇巨大创伤自不待言，因为祖父犯下的错误，一向成绩优异的鲁迅，科举之路被堵死，最后无奈选择了学习新学，拿着母亲筹措的8块银元，在亲戚邻里的嘲笑声中外出求学。
对于鲁迅来说，1902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他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后，于同年3月选择去日本留学。
在留学的7年间，鲁迅常常与同学们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他主动选择弃医从文，走上了文化救国之路。
而周恩来人生的转折点则出现在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因为四伯父周贻赓和父亲在东北工作，12岁的周恩来前往辽宁读书。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背井离乡，那么他很大可能“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到了1912年，二伯父周龢鼐时常来天津居住，四伯父周贻赓也到天津生活，周恩来与二人同来天津，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
他在南开的第一年学费是周贻赓帮忙筹措的，后两年完全失去了家族的帮助，全靠奖学金才得以完成学业。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在两年的留学生涯里，他最大的收获是“二十年华识真理”。此时，鲁迅已回国8年，二人的轨迹，完全没有重叠。
日本的留学经历增长了周恩来的见识，但赴法的勤工俭学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青年周恩来
原本周恩来是打算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念工科的，他认为文学和经济等科目，在课余时间自学即可。
但周恩来面临着严峻的学费问题，尽管已经收到了录取函，但申请官费的努力宣告失败，他只能选择到法国半工半读。在法国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周恩来与鲁迅，宛若两辆在平行轨道上运行的列车，虽然一生从未见过面，可是在迎头行驶四目交汇处，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能量。
周恩来最早知道鲁迅（那时还叫周作人）的名字，应该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那年周恩来只身来到绍兴老家探亲，此时的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暂管教务，正组织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还带领学生军上街维持绍兴的街头秩序。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听说鲁迅，并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等小说，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 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这时周恩来已由日本留学归国，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编写并亲自演出了很多话剧，其中《新村正》还得到了鲁迅的赞扬，并将它记载自己的日记里。
读书时的周恩来
因为仰慕鲁迅，周恩来邀请鲁迅到南开大学演讲。鲁迅本来答应了此事，却因为刚刚买下北京八道湾的房子，很多手续必须他亲自办理，只能委托二弟周作人代替自己前去。
等到鲁迅安置好新家后，周恩来已离开天津，搭乘邮船前往法国了。
两人之间再次发生接触，已是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结合后迁居到上海的时候了。
当时的上海一片混乱，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很多文学革命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等，都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不知怎么回事，著名的教育家、后来的人大校长成仿吾等人，却将鲁迅视作革命文学的障碍。
鲁迅为此非常苦恼，在《三闲集·序言》中写道：“我到了上海, 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都说我不好。”
他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一位在哈尔滨工作的朋友任国桢。任国桢在黑龙江省委工作，又将此事告诉了楚图南和王德三。
恰巧二人在哈尔滨遇到了从莫斯科开会回来的周恩来，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刻表示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尽最大所能团结鲁迅才是。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市委在文艺界做了大量工作，终于消除了各文学团体之间及个别作家对鲁迅的成见和误会，文人们在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服务等基本观点和总方向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被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西迁。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把仅有的4部电台全都带走，苏区与中央之间的通信被迫中断。
1933年10月，鄂豫皖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希望上级派军事干部来加强力量。
成仿吾
成仿吾到上海时已是贫病交迫，雪上加霜的是，原本的接头点也被敌人破坏。成仿吾在上海街头游荡了一个多月，也没遇到熟人。幸好他得知鲁迅仍在上海，就千方百计联系到鲁迅。
鲁迅原本与成仿吾因为文学争论有着很深的过节，但他以大局为重，依旧热情地招待了成仿吾，还将瞿秋白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他，使得成仿吾与党中央接上了头。
成仿吾对鲁迅不计前嫌的举动大为感慨，在 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也专程提到了鲁迅的帮助。
鲁迅对红军的帮助、支持的态度，加深了周恩来对他的尊敬。与此同时，鲁迅也密切关注着红军的行动。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鲁迅的挚友兼革命家冯雪峰得知长征结束的消息后兴奋异常，和茅盾一起发出祝贺的电报:“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周恩来与鲁迅之间还有一封经冯雪峰转告，却近乎完全直接的通信。当时鲁迅托人送给周恩来多根金华火腿，尽管火腿因为交通封锁还堵在路上，但周恩来迫不及待地向鲁迅表达了感激之情：“你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请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后，周恩来曾一度建议将绍兴改为“ 鲁迅县”。这两位互相倾慕的周姓本家，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不说，也都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树立了光荣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