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不少皇帝在史籍中的评价都不高，虽然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缺点，但在论及他们的问题时，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普遍都不喜欢参加朝会和经筵。朝会好理解，是皇帝召集大臣们讨论处理朝政。那么经筵又具体是做什么呢？
经筵最初形态只是帝王们为了学习某些内容或知识而设立的御前讲席。最初它只是皇帝们为了学习特定知识的一种临时性方法，例如汉昭帝任命蔡义为光禄大夫，专门为自己解读《韩诗》。
描绘古代御前讲习的画作
从汉朝开始诸皇朝在进入稳定期后均大力提倡文治并将儒学提升为“国教”，所以也在整个皇朝组织和号召臣民们学习儒学。这也给皇帝的御前讲习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皇帝除了自己的需要之外，为了向皇朝的臣民阐述文治儒学的重要性，他也需要规律性地学习儒学起到表率作用。这就让御前讲习越来越偏向于儒学，为了彰显其重要性，也越来越注重整个过程的仪式性。
到宋朝，宋仁宗对这种讲习的场地、时间、过程、科目、人员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经筵正式从御前讲习中脱离出来，演变为一种制度。
说明：皇帝的御前讲习并没有因为经筵的诞生而消失。皇帝们日常补充学习仍然通过御前讲习，例如学习字画、音乐、诗词等等。
通过经筵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经筵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学习教育，演变为类似于祭祀天地、亲耕的仪式化表演。
皇帝亲耕，仪式远重于犁地
明朝的经筵，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它不是太祖朱元璋确立推行的。太祖起身底层确实很清楚知识的重要性，也很重视学习和教育。但是他更喜欢更加实用的御前讲习，而不怎么喜欢各种仪式化的表演（实际后嗣皇帝们也是一样）。
洪武十五年，桂彦良向朱元璋上奏，提出“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但朱元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明朝的经筵正式开始于正统时期。英宗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作为皇帝还无法理政。为此杨士奇上《请开经筵疏》，请求重启经筵制度。
原因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让皇帝学习。因为皇帝虽然年幼无法理政，但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是整个皇朝的表率。所以八岁的英宗学习就完全不同于民间的小孩学习。
让英宗率领群臣参加经筵，一则可以让幼年皇帝系统学习儒家理学，二则可以向天下强调儒家理学的重要，以及皇帝和朝廷要在这些经典中寻求治国方法的决心。那么天下的臣民们能不重视儒家理学么？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英宗之后的皇帝们，普遍都厌恶经筵呢？所有的原因都在明朝的经筵制度之中。
因为经筵是为英宗量身打造的，所以制度上也有了很多变化。类似现在的学生一年分两个学期有寒暑假，经筵也避开寒暑每年也分为两期，分别称为“春讲”、“秋讲”，每期3个月左右。春讲2月开始，5月结束；秋讲8月开始，10月结束。
英宗是个小孩，这么高频率地经筵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其后的皇帝们，是要理政的。他们日常哪里有那么多时间（这也是太祖不同意重开经筵的主要原因）？而且经筵制度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极其的不公平，让皇帝们很难不厌恶。
明朝的经筵实际是分为经筵和日讲两种形式。
经筵每月三次，在初二、十二、二十二日进行， 其余各天进行日讲。这两者的区别主要是规模不同，经筵参与人员多，规模大；日讲参与人员少，规模小。
说明：古人特别在意等级，因为规模不同所以经筵和日讲的具体地方也不同。经筵在文华殿正殿举办，日讲在正殿和后殿（主敬殿）之间的穿殿举行。穿殿实际是连接文华殿和主敬殿的走廊。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日讲场景 可以看出位置是在廊道中
这么分的主要原因是臣子们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天天参加，他们日常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但是皇帝日常没有工作么？他不需要娱乐休息么？不用去后宫陪伴自己的儿女、妻妾么？过于密集的安排使得皇帝们并没有足够的精力去一一应对，这导致他们逐渐厌恶经筵。
一场经筵的主要参与人员如下（不含负责护卫、依仗和随侍的锦衣卫、宦官等）：
这里面人数最庞杂的是侍经筵官，除开被任命其它经筵职务外，一般情况下经筵开讲时，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在朝的勋贵都会以侍经筵官的身份参加。
所以经筵时人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有几十人参加。日讲相对而言人就少了很多，但也有讲官、展书、书写、执事官等十来人参加。一个人学习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在边上看着，这本身就难以让人提起学习的兴趣。
经筵的讲解内容为，以四书五经为主，有时也会从《大学衍义》、《贞观政要》、《通鉴纲目》等书抽取内容讲解（万历年间张居正加入了自己编撰的《帝鉴图说》）。一般由皇帝或者内阁大学士提前点题，讲官依题提前写好讲章，并呈交皇帝和内阁，审定后即可按时开讲。
明朝在永乐时期就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统一了对儒学经典的解释。虽然没有强迫天下必须依照规定的内容去理解四书五经，但是不依照《大全》的理论解释，科举就不要妄想金榜题名了。
所以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士人们对于四书五经的理解基本已经被《大全》固化了。即便是有少数勇于创新的人，他们要么入不了朝堂，要么被排除在朝廷核心之外，根本接触不到皇帝（例如王守仁和李贽）。
所以经筵讲官们也讲不出什么新意，他们针对四书五经的讲授内容，皇帝们实际在做太子、皇子的时候已经学完了。这种情况下皇帝们怎么会有学习的热情？
说明：经筵是专门为皇帝举办的，皇子们还没资格参加。他们日常跟着各自的老师在书房学习。
最后经筵有一整套复杂的流程仪式，在《礼部志稿》里有详细记载，很复杂，连桌椅书籍怎么摆放都有详细的规定。经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人员到齐互相礼节性问候之后就开始讲课。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经筵场景，位置和人员规模跟上一幅日讲的画面完全不同
从开始到结束有严格的程序流程，所有人都不能妄言妄动。整个过程由经筵执事官里的鸿胪寺官员主持，他通过高声唱和，来告知谁应该做什么，用现代的话说仪式感特别地强。
我们用“展书官”这个职务来说明一下这种仪式感。这个职务的职责是在经筵时为皇帝打开相关讲章，并在过程中对应地翻挪讲章，以便皇帝观看。
设置这个职务的目的不是因为天子尊贵，不屑于自己动手做这些小事儿。而是天子为了保持威仪，在经筵过程中需保持正襟危坐的姿态，不能乱动。
连伸手翻书或是翻讲章都不允许，其余活动四肢、变换坐姿、闭目养神、甚至于挠痒那就更不可能被允许了。皇帝如果有什么小动作或者走神，讲官就会停止讲授开始反复朗诵：
直到皇帝意识到自己的不当举止，并恢复回原本的仪态之后，讲官才会继续讲授。除此之外皇帝在听课中时常还必须忍受讲官们的非难，因为很多讲官会在讲圣贤之道时，用“暗示性”的言辞，对皇帝进行规劝和“谏言”，甚至于责难。
但是在经筵中皇帝是不能反驳、责问或者指斥讲官的，这都是很严重的失礼行为，会引来更多大臣的“谏言”。
所以皇帝们怎么会喜欢经筵。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么被骂懒惰的皇帝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年少以及做皇帝亲政前都挺勤奋的。比如正德、嘉靖、万历三帝，幼年和青年时学习都很刻苦，每日修学不休。只是成为皇帝后不喜欢经筵罢了。
那么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经筵对于皇帝们来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煎熬，他们为什么不取消这个制度呢？因为他们都清楚经筵的实际作用 – “表演”。
不少外国人初涉中国历史都会有一个疑问，在那么低的生产力之下，古代中国面对庞大的疆域、繁多的人口，靠什么维系长久的统一？
古代各皇朝治理天下，除了依靠朝廷官僚，更多的是靠千年来的儒学经典、礼仪、伦理观念，是靠孝道、“君君臣臣”等价值观。当天下人都认可这些价值观时，彼此不就互视对方为同类了么？天下不也自然而然地凝聚在一起么？同时也是这些传统观念赋予并让天下接受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以经筵虽然是个只有象征意义的仪式表演，但它却可以告诉天下臣民，皇帝和大臣们坚信实现大同之治的方法就在这些经典和史籍中，天下安宁的基础就是这些儒学经典。这种表演可以更近一步地固化传统在人们思想里的地位。
这也是明朝诸皇帝虽然各种方式逃避经筵日讲，但是直到明朝灭亡也未取消经筵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