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5年4月，亚非不结盟国家在万隆开会时。美国中情局亚洲地区特工提出一项很危险的建议，炸毁周恩来专机，向其他共产国家杀鸡儆猴，不过这项提议却被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反对。
杜勒斯告诉手下的特务，“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直接参与进刺杀周恩来的活动中，但我们可以交给其他人做，并支持他协助他，在我看来蒋介石的保密局就是不错的选择。”
兵分两路前往万隆
1955年，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书房。
定于4月18日到24日的万隆会议，谁去，怎样去，正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讨论的问题。
毛主席手中夹着一支烟，笑着看向周总理到：“恩来，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成员都定了吗？”周总理马上从口袋掏出一份名单递过去，“我和陈老总已经商定了一个名单。主席，你看这些同志行不行？”
“可以的嘛，我看挺好的。”毛主席看后点点头，“恩来，此次去万隆参加会议，美蒋都虎视眈眈。这次肯定是个危机重重的行程，你们打算怎么走。今天瑞卿在，大家好好商量一下，一定要确保安全。”
毛主席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新中国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眼中至少也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存在。
尤其看到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火速升温后，阻止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将矛头对准新中国，捏造“中国谋夺亚非世界政权”，极力破坏中国和亚非其他国家关系，人为造成对中国的恐惧、焦虑，已经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
而盘踞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本就在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伺机谋害周总理和随行人员，两股特务势力可以说一拍即合，代号为“1”的刺杀行动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但国民党保密局不知道的是，早在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之前，“1”计划的目的就被有关部门获悉。
情报是确实可靠的，所以情况是非常严峻的！去还是不去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就在代表团为此争执不休时，周总理力排众议，还是决定要去。
看到所有人不再争执后，周总理提出一份新的计划，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万隆参加会议，这样既可以保证安全，又可以空出两天时间休息。
然而经过有关方面的研究，最终却一致认为走水路是行不通的，当时来往香港和印尼之间的船只只有两艘荷兰小商船，仅单程就要走上1个星期，倘若国民党保密局派人沿途破坏安全很难保障。
海路走不通，走陆路就是给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留机会，所以只剩飞机一种交通工具选择，有香港乘飞机去印尼。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严重，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亦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可用，在和印度航空公司多次商谈后，决定包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机场出发，直飞雅加达。
蒋介石保密局的策划
历史上的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际情报汇聚之地，而其中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更是多如牛毛。所以在包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当天，这些居心叵测的特务就知道中国代表团的行程安排了。
在蒋介石、毛人凤的谋划下，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决定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香港启德机场短暂加油时，找机会安放炸弹，完成刺杀计划。
负责执行计划的是两个人，一个叫做赵斌丞，此人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组长，为人沉默寡言，善于心计，乃戴笠死前一手带出来的得意弟子。另一人则是赵斌丞的心腹陈鸿举。
在赵斌丞看来越简单的计划，越不容易败露，找到一个合适的机场工作人员，再绑架他的家人，而后许以重金利诱，就能在不知不觉间完成刺杀。
经过几天的筛选后，一个叫做周梓铭的机场清洁工，成为他们的目标，这是一个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正是赵斌丞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赵斌丞先是绑架了他的赌鬼父亲，再许以50万港币重利，这个20多岁出头的年轻人没几下挣扎便妥协了。
和周梓铭谈妥后，赵斌丞二人立即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汇报，起初毛人凤在听计划时眉开眼笑，但在提出50万港币经费后，毛人凤立刻变了脸色，破口大骂。
无奈之下，赵斌丞两人只好求到当时有“保密局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向毛人凤游说。
谷正文听过赵斌丞两人的计划后立刻表示赞成，同时停下赵斌丞要在计划前一天带周梓铭住进旅馆，防止他临阵退缩。
4月11日，周梓铭带着被做成牙膏模样的炸弹，和往常一样地去上班，在他负责的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中，其中就有“克什米尔公主号”。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李仓夹层中，周梓铭悄悄放下了炸弹，并趁人不注意悄悄爬上停在机场边上的一架飞往台湾的客机。
由于他身材矮小，很轻松地便钻进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机轮仓躲避。周梓铭藏匿的飞机不久后就起飞了，待到飞机落地，周梓铭从飞机上钻下来后，等待他的是坐在吉普车上的谷正文。
4月11日下午6点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起火，坠毁在印尼附近的海域，除了三名机组成员外，机上代表团11名成员的4名空乘全部遇难。
图、“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根据幸存者，印度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卡尼克回忆，当时正在机舱睡觉的他，突然就被爆炸的巨响惊醒了，滚滚白烟从飞机冷气管道喷出，所有人都在灭火，不论是乘客还是机组人员，但火势依旧蔓延开了。
机舱很快就被浓烟塞满，机身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翻滚，机长用尽全身的力气拉平飞机，希望做到紧急迫降。
可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机身断作三截，头部扎进海里，卡尼克和其他两个飞行员被巨大气浪甩出机舱，跌进大海，勉强捡回性命，其他人全部葬身大海。
飞机爆炸了，但周总理却不在飞机上，蒋介石为此气的差点掀翻了桌子。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周总理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当时正在起草万隆会议方案的周总理，因为连续性加班，突发急性阑尾炎，迫使他不得不住院进行手术。
出院后，周总理便接到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恩来去印尼万隆前，先到仰光休养几天。
期间他会安排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后提出的有关问题。
电报中吴努写道，他派的专机已经抵达昆明，就等周总理登机。缅甸总统热情邀请，周总理盛情难却之下，欣然同意。
在当时，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从香港离境一事早已不是秘密，毕竟包下了一架飞机，然而周总理去缅甸参加小型会晤的事却一直不被外界知晓。
不过那时，中国和缅甸尚未通航，去缅甸要么从边境出发开5天的汽车，要么加紧试航，开始形成一条航线。
此时此刻，中国代表团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抵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在香港乘坐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雅加达。
4月8日，周总理抵达昆明，等待中缅航线开通。次日，喜讯传来，中缅试航成功，5天车程坐飞机一日之内可达。
然而人分两地，心却近，就在试航成功的晚9点，关心从香港出发代表团的周总理，特意打电话到北京嘱咐妻子邓颖超：
“我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邓颖超把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转告罗青长后，罗青长便找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告知有关情况。
4月10日上午9时，不放心的外交部再次派遣西欧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并反复叮嘱说：
“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
艾惕思再三表示，一定会尽快将情况转告香港当局。
或许是出于灾难前的预感还在昆明修养的周总理，再次拨打紧急电话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指示新华社当天晚上找到香港当局，落实解决代表团安全问题。
接到通知的印航经理将信将疑地说：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
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印航的掉以轻心，后来还是在中方人员的再三要求下，印航经理才表示，到时会派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自己会亲自到场监督。
所有人都能看出印航经理勉强的态度，但为保险起见11日上午10时，新华社再次派人找了过去，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
印航工作人员也是拍着胸脯保证说，“请放心，“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总理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
闻言周总理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飞机终于安全离开香港了。
图、“克什米尔公主号”
然而下午6点左右的第二通电话，却让周总理的一颗心再次悬了起来。“总部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联系，有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大爆炸声，疑似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
电话那天的周总理听完后，立刻指示北京，“火速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实际情况，倘若飞机失事，即可采取救援行动，寻找失联人员。”
晚上第三次电话打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被证实，境外媒体报道中，“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等11人全部遇难。”
原来，为了确保爆炸计划的完美实施，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向美国要了一批新型炸药，除了周梓铭携带的“牙膏炸弹”，还有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
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游轮厨师，这个伪装身份的特务，接着掩护偷偷把四枚定时炸弹带到香港，交到赵斌丞手中。
空难发生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空军立即派出军用飞机到事发地点搜索，在中方强烈要求下，英国驻香港空军、海军部队分别从空陆两个方向进行搜救，但仅有3名机组人员被英国皇家“丹波尔号”驱逐舰在一个小岛被发现而营救出来。
图、“克什米尔公主号”机头
二刺周总理
国民党保密局飞机行刺周总理的计划失败了，但他们却并没善罢甘休，万隆会议期间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暗杀活动依旧进行。
1955年4月16日，周总理一行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飞机刚刚落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便收到一封没有写名字的警告信。
信中所述：
台湾当局在3月10日曾组织了一个28人的暗杀敢死队，参加的人都是一些逃亡到印尼的前国民党军队的中低级军官，他们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谋杀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忍心谋害周恩来。
这份信的落款是“国民党保密局暗杀成员”，这代表他本人也是这个暗杀组织的一员，因为突然反悔了，所以写下这封告密信。
根据信中所提供的信息，暗杀者将使用无声手枪，在会场空开杀人，这些人都被许诺丰厚报酬，只要刺杀成功他们没人便可获得20万盾（印尼货币）的奖励，而刺杀总理者还会多给40万盾。
这种胆大妄为的行径，令人发指之余更感到一阵凉意。收到匿名信后，中国驻印尼使馆马上将消息告诉印尼政府，要求增加总理身边的保安人员。
接二连三的刺杀无疑是对新中国赤裸裸的挑衅、威胁。
时任中国代表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陈毅，当即就发了火。熟知陈毅生平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出了名的‘炮筒子’，看到使馆送来的匿名信后，马上就召开内部会议，向所有中国代表团严肃的说道：“从今天起，代表团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要当总理的警卫员，就是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陈毅的慷慨激昂，让所有人都影响深刻，而至此之后无论是万隆的那个地方，只要有周总理的地方，身边总会出现陈毅的身影。
当时一边工作，一边警惕周围环境，把自己当做周总理身边的第一警卫员，都快被陈毅养成习惯了。
尾声
从密信告发到陈毅，陈老总的万分警惕警惕下，蒋介石保密局的“二刺周总理”计划，彻底流产。
这场会议也以一个有惊无险的结尾划上悲伤的句号。就中国而言这场万隆会议收获满满，彰显了中国的重要地位，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但在这成功的背后，却是中国代表团每一个人的竭尽全力地付出、牺牲。
很多人都不知道，整个万隆会议期间，7天时间周总理一共也就睡了不到20个小时，且很多时候都是在沙发上讲究一下。
他不曾放过任何一个发言机会，公共场合下的午宴、晚宴、外交会谈成为7天的日常行动。
“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比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紧张多了。在万隆的七八天里，他都没有怎么睡觉，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这是一般人都经受不了的，何况总理当时已经是57岁的老人了，而且是在做完盲肠手术不到半个月就出去的。”
当时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郭英，在1985年的口述回忆。
但即便在睡眠如此不足，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周总理依旧在公开场合保持精神状态的高度集中，在各国代表面前，周总理留下的只有举止从容反应机敏的身影。外人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倦容。
用美国记者鲍大可的话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