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3981期。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初衷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但实际推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上，一心为民的彭老总单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指出工农业领域指标虚高等问题，以及各地的实际困难，希望中央能够参考。
这封信引起了主席的误解，随后被要求印刷出来，作为彭总的“意见书”发给全体参会人员。彭总对于这个命名感到不理解：明明是单独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怎么成了公开引发的“意见书”呢？材料大范围印发之后，大会对老总的批判并没有立即展开。甚至有不少干部基本赞同老总的观点，认为内容实事求是，清晰的指出了“大跃进”的种种弊端，以及后续的工作建议和期望。
有一个人却很敏感，就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原本在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中央是希望适度“纠左”的，也就是改变之前工作中冒进的一面。毕竟大跃进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肯定不是只有彭总一人能觉察到。很多干部上山前准备的发言稿，都跟“纠左”这一主题有关。柯庆施也不例外，他的理论水平很高，带着厚厚的材料上了庐山。
7月16日彭总的“意见书”被印发后，柯庆施感受到了不寻常的气氛：正常的会议文件，往往不会被冠以“意见书”之名，没有征兆地发给参会人员。政治嗅觉敏锐的柯庆施，当即做了一个安排，让自己的秘书连夜返回上海，速速带“反右”材料来庐山。能做出这种非常之事的人，客观而言还是有的，但在哪里也不多见。为什么柯庆施的预判这么准，又如此急于采取行动呢？
早在1958年初，中央不少干部就提出了“反冒进”的意见，周总理和陈云都是代表人物。但柯庆施在上海写了一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与总理等人的观点针锋相对。毛主席拿柯庆施的文章做表率，指出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不能让全国人民泄劲。后来周总理因为“反冒进”一事主动做了检讨，柯庆施则迅速蹿红，成了主席口中的“柯老”。
所以紧跟中央首长，就成了柯庆施的政治信条和行事准则。果不其然，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的那套原则又奏效了。柯庆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短短几天内从反左跳到了反右，在会上猛烈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由于柯庆施的准备比其他人更充分，所以批判火力很强“站队”成功。但他在庐山上的态度转变，显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
因为这一事件，彭总在59年被免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仅挂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本进入赋闲休养状态；而柯庆施随后顺利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6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期间他还不忘提拔张春桥等人，间接培植出了日后臭名昭著的“上海帮”。柯庆施建国后的仕途十分顺畅，但他本人寿命不长，1965年4月因肺癌去世，时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