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乡党》载：“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朱熹《四书集注》于此处注曰：“朋友以义合，死无所归，不得不殡。”孔子交友注重朋友的人格价值与精神追求，他认为人要遵循道义来行事，因此交友之道也需以义为原则。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重视交友、注重友情。《说文解字》里以“同志为友”释“友”字，告诉我们志同道合是古人择友的重要标准。先贤认为，“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若是交友得道，即使千里之远也可同心交好；而“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道不同的人，即使咫尺之间也不觉得亲近。
什么是交友得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诚心交友是看重道义，小人结交朋党是看重利益。北宋欧阳修曾撰文谈交友之道，指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他看来，小人是没有朋友的，“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却不是这样，“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他们所持守的是道义，所践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是否符合道义，决定了友谊的纯度和长度。
公元1279年，当押送文天祥去大都的船只经过吉州时，有一个人偷偷地等在码头，上下打点以求与文天祥见面，下定决心“丞相往燕，千载亦往”。
他叫张千载，号一鹗，自少年时便与文天祥是同学兼好友。两人不仅才情相仿，而且意气相投，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双璧”。文天祥年纪轻轻便考取状元，此后平步青云。张千载却在考中举人后再未有所突破，一直在家乡以耕读为业。然而，他们的友情，从未因地位的悬殊受到影响。
作为南宋最后的孤忠之臣，文天祥此去，不过是一场早已注定的死亡之旅。张千载变卖了全部家产，亦随之北上。到大都后，文天祥被关押，张千载就在附近找了间房住下，“三年供送饮食无缺”。文天祥在狱中写下的大量诗文，也都被张千载暗中通过各种方式带出，其中就包括那篇铿锵有力的《正气歌》。
文天祥就义时，年仅47岁。张千载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为文天祥收尸，此后又历尽千难万险，将文天祥的遗物、诗稿送回文家。明朝李贽称赞他为“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君子交友之道，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彼此认同。“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哪怕面临起起伏伏的阻碍、相隔长长远远的距离，只因为志向相合、道义相投，却可使山海如咫尺，天涯如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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