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引导者和发起者，鼎鼎大名，众人皆知，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孙科。
孙科是在国外长大，他在学成归来后，一直身处国民党阵营中，蒋介石曾称他为“革命元勋、气量宽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识造诣高。”
可以说，孙科对于国民党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孙中山的儿子，理应受到国民党的重视。可是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孙科却并没有跟随蒋介石一起退到台湾，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孙科晚年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孙中山第一任妻子名卢慕贞，出身书香世家，孙科就是她的孩子，同时也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
1891年10月20日，孙科出生于香山翠亨村，可他在这个村子中没有生活几年就和母亲一起在同乡的带领下漂洋过海，投奔了在檀香山经商的大伯，并在檀香山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
孙科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成绩优异，于16岁时考入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专门攻读政治以及经济学。随着年龄的渐长，孙科逐渐明白父亲之所以不经常陪在自己身边，是为了革命，为了全国人民在坚持不懈的奋斗。
因此他也深受父亲革命意志的影响，并且在回到中国后，就留在父亲身边成了一名秘书。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证明，孙科并没有像孙中山一样的能力，也没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有着满腹才华却始终“高不成低不就”。
当时广州市的师长一位有空缺，廖仲恺认为孙科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又从事过市政相关的工作，担任这一职务应该是绰绰有余。
可孙中山认为儿子缺少经验，并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职位，还是在他人的举荐下，孙科才稳稳当当的坐上了广州市市长的职务。
若说能力，孙科是有的，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重新规划了广州市的布局，并重新设立了各个行政部门，使得广州市一度成为革命基地。
可是刚刚有了一点成绩，孙科就开始有些骄傲了，他仗着自己是孙中山的儿子，变得目中无人，不仅屡屡严厉指责胡汉民，还公然违抗他的命令，拒绝为前线作战的孙中山调动军饷。
这件事便成为胡汉民和孙科之间主要的矛盾，后来胡汉民在评价孙科时也是十分嗤之以鼻：“他一共有三种脾气，一种是革命脾气；一种是洋人脾气；还有一种是大少爷脾气。有时候他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是两种，还有的时候是三种一起发。”
1925年，孙科的“保护伞”孙中山先生因为肝癌不幸逝世，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的遗言。
此时孙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他看不惯蒋介石的做法。因此在孙中山去世之初，孙科更多的是站在廖仲恺这边。
可是随着革命历程的推进，孙科逐渐意识到，自己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要想和蒋介石对抗，就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
而这个人就是汪精卫，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时，孙科虽然没有站出来公开发表反对蒋介石的言论，但是他曾明确指出，汪精卫才是孙中山的接班人。
1929年5月，孙科和汪精卫等人联手创建了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可是孙科自上任之后，财政状况就越来越不容乐观，因此上任不到一个月时间，孙科就被迫辞职了。
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孙科才迎来了自己的机会。
1931年9月18日，日军不顾国际上反对的呼声，坚持侵入了中华民族这片土地。在此情形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为统一抗日战线而来回奔走。
可是在这种紧要关头，蒋介石却始终坚持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不满。
在日军攻占东三省之后，蒋介石迫于外界压力，只好宣布下野。蒋介石“卸任”后，宁粤双方便一致推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这是孙科乐见其成的结果，可是实际上他的处境并没有因为蒋介石的下台好到哪里去。
孙科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孙科是逼迫蒋介石下野的重要人物之一，从一开始两人之间就有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蒋介石在辞职之初就对孙科的执政表示怀疑，他曾向孙科提出：“你成为行政院长之后，想要用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我认为还是伍朝枢更合适，这样可以避免国民的反对。”
且不论蒋介石在说出这番话时抱的是什么样的心思，孙科却对蒋介石的“建议”十分不以为然，他认为蒋介石此时已经下野，这番话完全是在干涉自己的职权，因此并未采纳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对此也显得十分不满。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返回了奉化老家。可是不久之后，他就又收到了孙科的来电，原来自从蒋介石离开之后，孙科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展开的并不顺利，他想邀请蒋介石前往南京支持自己工作。
可是蒋介石向来小肚鸡肠，对于孙科此前的所作所为也是十分斤斤计较，自然是不愿意理会他的这一请求。
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哲生（孙科字哲生）并不是可以担起这个艰巨任务的最佳人选，我早就给过他忠告，可他始终没有自知之明，没有觉悟，我又能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胡汉民也表示“以在野之身，随时献替一切”为由，坚决不入京。汪精卫因为早前在上海曾与胡汉民有过“进退一致”的约定，也不便入京。
就这样，无人坐镇的孙科政府陷入瘫痪，再加上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辞职，财政系统也陷入瘫痪，可以说孙科接手过来的不过是块“烫手山芋”。
锦州失陷后，人民逐渐对新政府失去耐心和信任，尤其是孙科提出的“对日绝交”的外交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日军的入侵，还动摇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治地位。
因此不久之后，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联手对抗下，孙科被迫下台，并于1932年年底担任立法院院长。
那么蒋介石作为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为什么没有对孙科做出“处理”呢？
实际上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点是孙科的身份，无论孙科在政治上的作为如何，他始终是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儿子，是孙中山遗志的继承人。
在当时党派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借着这个身份，蒋介石在展开工作时会更加得心应手。
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孙科的才华和能力。尽管在管理政府方面孙科并没有表现出来过多的作为，可他毕竟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在擅长的领域可以说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发展十分困难，因此国民政府当时是肩负着救国、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三项重任的。
在这种危难的时候，孙科首先提出要解决的是全国农民贫困的问题，统筹各种农村合作社，使农民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
1940年，中国抗战进入到异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国民政府已无力支撑巨额的亏空。
在这关键时刻，孙科提出要推行孙中山的“民政主义经济政策”，通过粮食国营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回收资金。在政府购买粮食方面，孙科也通过大量研究，进行了一些形式有效的措施。
孙科“利用”自己的身份，不失时宜地进行演讲、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孙科对于中苏之间的谈判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彼时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对孙中山先生极有好感，孙科便凭借这一点成为了“中苏文华协会”的会长。
两国缔结盟约后，孙科亲自带领代表团访苏，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了苏联的支援。
三度访苏，孙科幸不辱命，先后争取到了苏联2.5亿美元的贷款和大量的军火支援，这对当时战场上处于劣势的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1940年9月，他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呼吁国际上一切反侵略的国家，摒弃成见，密切合作，一同反抗侵略者。
可以说在抗日历程中，孙科在国民党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可是1948年国民党败退之际，孙科在是否“和谈”方面与蒋介石再起冲突。当时孙科的立法院中，有人提议蒋介石应该“休息”，孙科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却和主张“和谈”的一众人等来往密切。
可以说蒋介石这次下野也是有孙科在中间的推动，可是此时在共产党的战犯名单上，蒋介石、李宗仁和孙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使得蒋介石大为恼怒，直接怒斥孙科为“投降主义”，更是在日记中形容孙科是“扶不起的阿斗”。
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孙科对国民党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便于当年3月辞去职务，拖家带口跑去了香港。
此时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对孙科也没有过多的在意。直到撤离台湾之际，也没有派人通知孙科。由此可见，在撤离台湾之初，孙科从来没有出现在蒋介石的计划名单中。
这是孙科没有前往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孙科和蒋介石积怨已久，他清楚蒋介石的为人，或许是担心因为两人之前的恩怨，到台湾后被蒋介石“秋后算账”，便没有主动提起前往台湾一事。
就这样，孙科留在了香港，并且因为国民党的失败，导致他身心俱疲，自此没有过问政事。
国民党败退台湾
可是孙科毕竟还有着孙中山之子的身份，因此在香港期间，几乎每天都会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前来拜访，向孙科借钱。
原本孙科还能用10元港币打发，可是后来借钱的人越来越多，孙科本就经济拮据，时间一久自然是招架不住。
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港英当局求来出国护照，卖掉自己在香港的房产，途径印度、希腊等地，到达法国，开始了在国外的流亡之旅。当时他已经60岁高龄了。
在法国待了一年后，孙科又带着妻子陈淑英搬到了美国。由于长期身居高位，孙科并没有储备财务的习惯，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也从来没有询问过他的情况，因此他在美国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到纽约后，他又被检查出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和高血压等疾病，使孙科更加雪上加霜。
1954年，孙科次子孙治强迁居美国，孙科就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他们向当地人租了一套全部用木板搭建的房子，这个房间就像是海边专供游人休息而临时搭建的房子一样，因为像是一个火柴盒，被人称为“火柴盒房”。
期间周总理念及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便想邀请他回到北京，可是孙科年事已高，又疲于政事，就没有回应。
他们靠着儿女们的接济，省吃俭用，自己动手种菜，在美国过着清苦的生活。
可即便如此，孙科对于自己的“精神需求”还是十分重视的，他经常徒步到图书馆看书，小小的房间中也堆满了他阅读过的书籍。国民党中像他这样爱读书的人也可谓是寥寥无几。
1965年，在国民党的邀请下，孙科回到台湾，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蒋介石，十几年的清苦生活早已抹去了孙科的锐气，再次见到蒋介石时，两位“老友”只有相顾无言，老泪纵横。
后来孙科在台湾担任考试院院长，并出任东吴大学的董事长，于1973年因病在台北逝世，就此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