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家百废待兴。为了推动发展,上海市政府组织策划了一场“新春工农商企业家年会”。

年会当天,受邀者们相继提前入场,在一阵阵寒暄声中等待着主持人的那声“开始”。年会很是隆重,能够受邀的基本都是上海市各行各业的领头羊一般的人物,并且也有不少政府人员到场,例如李克农、时任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等。

李克农在会场上与一位半老徐娘聊了有不算短的时间,从俩人的言语、表情来看,他们大抵是老朋友了。就在两人聊得正欢时,一位军人模样的男人向他们的位置靠了靠,然后仔细打量起了与李克农交谈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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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的表情从最初的疑惑,逐渐变得激动起来,然后径直走到女人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说道:

“董先生,您还记得我吗?”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女人着实被吓到了。眉头紧蹙思索了几秒钟后,虽然隐约觉得此人好像在哪见过,但怎么也没有想起来,只好说了抱歉后,询问对方到底是谁。

男人介绍完身份,又提及了两人20年前的渊源后,女人才想起来那年那日自己确实相助过一位落魄青年。

回想起当年相助于他,女人自觉只是举手之劳,从未想过会被铭记这么久,更没想到当时那个“无家可归”,在街上挨饿受冻的青年,如今已是兵团司令。

其实不仅男人的变化令女人惊讶,女人的如今地位也同样令其钦佩。毕竟在那个动乱的民国时期里,谁会想到一位青楼出身的女子,能在风起云涌的上海闯出一片天。

就这样,两人20年前的缘分再次得到了延续。

一、为给父亲治病,入青楼“卖唱”

1900年的一天,家住江苏上海(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直辖于中央政府)洋泾浜畔某个贫民窟的黄包车夫董同庆的妻子在又破又小还脏乱的家中诞下一女,取名“竹君”。

黄包车夫祖籍在今天的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往祖上数三代都是贫农,到了他这一代日子依旧没什么盼头。虽然他也不曾读过什么书,但在那个中国在开始和世界逐渐增加联系的时代里,他似乎也感受了未来可能会有一股“新风气”吹来。

于是他在26岁那年,跑到了上海谋生。

可是,这上海似乎压根就不适合他这样的人生活。兜兜转转之后,他只能靠着拉黄包车为生,妻子也只能去有钱人家当“粗做”娘姨挣些洗衣服、擦地板的辛苦钱。如此十来年,日子依旧不如意。

在生下了大女儿竹君后,夫妻俩又先后迎来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怎料双双生病最终全都因没钱医治夭折了。还好竹君自小懂事,深知父母的不易,故而读书很是用功。

可是上天似乎总是喜欢和穷苦人开玩笑,十几年拉黄包车的苦力活干下来,董同庆的身体越发不如年轻时,后来还患上了伤寒症。为了看病,很快就花光了家中本就少得可怜的积蓄,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董竹君先是辍了学,后又在父母偶然得知青楼中的“清倌人”可以卖艺不卖身,同她商量时同意了去青楼。就这样,她签下了三年时间的“卖身契”,给家里换了300块大洋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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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董竹君

那一年是1912年,也就说她才仅有12岁。

“卖身契”上写得清清楚楚,她只做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可是青楼自古就是烟花柳巷之地,有钱才是大爷,“洁身自好”四个字在这里根本不会被尊重,甚至显得可笑。

入青楼时她仅有12岁,但却已经出落得很漂亮。所以就算她从未将心思放在让客人舒心地点上,追捧也是自然而然就有了。3年时间说长不长,却能改变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董竹君的身形开始发生变化,青楼老妈妈便开始换着法子想让她变得和其他姑娘一样。毕竟她只为了钱,肯定不愿意放着已经开始发芽的摇钱树。

董竹君必然是不愿意的,也时刻谨记着父母亲的话,好好保护着自己。可是在这个浑浊之地待久了,她也慢慢意识到自己怕是很难熬过这3年。因此她变得忧心忡忡,有时候一阵突然的敲门声都会惊得她久久无法平复下来。

就在她身处黑暗无比渴望光明的日子里,一个名叫夏之时的男子出现了。

夏之时,四川人,1904年东渡日本专攻军事。次年,受孙中山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革命种子开始发芽。学成归国后,夏之时回川加入新军。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也加入了策划行动中,为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

随后,夏之时任北伐军四川总司令,反袁、护国、护法……坚定追随孙中山先生,一步步成长为川内影响力极高的进步人士。

1914年,夏之时到上海执行任务。为了掩护革命同志,经常将联络地点定在了青楼里。一来二去,两人便相熟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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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时戎装照

一个是迫于生活无奈,去青楼做“清倌人”的漂亮姑娘;一个是二五六岁,风华正茂的一方督军。原本理应没有太多交集的两人,竟然一见倾心了。加上一个不介意对方曾有过婚姻,并且育有一子,另一个也不嫌弃对方是青楼卖艺出身,两人便开始计划未来的长相厮守了。

夏之时的家底不俗,拿钱给董竹君赎身不过是动动小拇指的事情。董竹君虽然身处浑浊之地,自尊心却极强,并且她也想得很远。于是不想自己在日后被轻看的董竹君拒绝了夏之时的好意,说她可以自己想办法逃出去,绝不花他一分钱。

彼时,受“二次革命”失败的影响,夏之时的名字早已上了袁世凯的黑名单,在高额悬赏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的情况下,夏之时一等到董竹君通过装病如愿逃离了淫窟,就带着她逃至日本避难。

二、短暂的幸福

去了日本之后,董竹君没有马上就嫁给夏之时,而是再三确认了其结发之妻确实已经病故才将婚礼提上日程。可见,董竹君的道德坚守。

董竹君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光明生活,一边与夏之时相伴的同时,还进入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以完成童年时期辍学的遗憾。起初,两人的感情很好,但没多久婚姻生活就出现了裂痕。

董竹君从前觉得丈夫是个有着远大理想的有志之士,生活中对她也是百般体贴,后来却发现夏之时的控制欲极强。

两人在东京租住的公寓外,有一天傍晚响起了尺八声。董竹君生性喜爱浪漫,也非常喜欢音乐,故而靠在了窗口安心聆听。看着美人聆听音乐,画面好不美丽,夏之时或许也曾因此又一次心动了。

起初他也会陪着妻子一起聆听,嘴里也不缺赞美话语。可这样的状态并未维持多久,夏之时竟然怀疑妻子对公寓外那个吹尺八的人产生了爱意,便再说什么也不再允许董竹君倚在窗口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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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时与董竹君结婚照

董竹君打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她不同于传统观念中,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女子。面对丈夫突然的要求,她只会觉得很不可理喻。她尝试着和丈夫沟通,但发现根本没有用。越到后面,夏之时对她的要求就越来越多。

1915年,夏之时收到上级命令,要紧急回川。董竹君因学业未结束不愿跟着一起走,夏之时拗不过就在出发前给了董竹君一把枪。当他说是让董竹君留在身边用于防身时,董竹君内心还有了一丝暖意涌出,觉得丈夫可能是有了改变。可是接下来的话,让董竹君失望透顶。

因为“关心”之后的话,一字一句都透露着夏之时的控制欲。他说,如果董竹君自己在日本期间,做了红杏出墙的事情那就用这把枪自尽。

除此之外,夏之时还特意把自己的弟弟叫来了东京陪董竹君读书。美其名曰怕她一人在这里无依无靠,找个人来陪她,实则是夏之时依旧怀疑董竹君,弟弟就是来监视她的一举一动的。

为了读书,董竹君没有多说什么,就在小叔子的监视下完成了学业。高师毕业后,董竹君原本还想留法,苦于没有得到夏之时的支持,在他的强烈反对下回了国,就一直陪在四川合江陪在夏之时的身边。

没有了那个吹尺八的人,夏之时的疑心有所收敛,两人的关系似乎也开始回暖,只是这好景不长。1919年夏之时被免去了职务,一下子从曾经的风光军长变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得知变故时,董竹君以为照着他原本不屈的个性,会想办法东山再起,继续为革命效力。

哪知道,他因此一蹶不振,还染上了鸦片。不仅脾气越来越坏,仿佛曾经所学到的先进思想完全消失不见,这个家仿佛也是可有可无。而更令董竹君失望的是,此时的董竹君已经为丈夫生了四个女儿,并且也将他和发妻生的儿子视如己出,日常生活中照顾5个孩子明明够辛苦了,得不到他的体谅就算了,竟然还会遭到打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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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中)

同时,夏之时内心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也开始展现出来。颓废的日子里,他除了在儿子生病时会表现得像个父亲外,其余时间家中大小事都不管。对女儿们更是毫不在乎,生活中不照顾董竹君都还能忍受,但不让女儿们读书这点,她忍不了。

失望攒够了,也就只有离开了!董竹君一气之下带着是个女儿回到了上海生活,再苦再难也要让4个女儿有学上。

离开夏之时后,董竹君便决定不再依靠任何人,要做足够独立的女性。于是她开始做生意,先后办过纱管厂、织袜厂、出租黄包车公司等等。不过先后都因时局的动乱而已惨淡关门收场。

虽然创业屡遭失败,每次都遭到了夏之时的嘲讽,为了度日还相继典当了家中所有的值钱的物件,董竹君始终没有想过回头。夏之时原本想着等她在外面过不下去了,自然就会回到自己身边的如意算盘也就此落了空。

不知这其中到底有几分真情实意,当夏之时发现董竹君铁了心要与自己离婚后竟然也开始慌了。写了很多悔国信,还向董竹君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

但此时的董竹君,内心远不止失望,更多的只有绝望,回头是绝对不可能的。1934年,已经分居上海、四川两地长达5年之久的两人,正式登报宣布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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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落魄青年到军团司令

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认为女子结了婚,就该在家相夫教子的年代里,敢于登报宣布离婚的人不多。虽然很多人觉得如此丢人之事不该放在明面上,对其行为进行了抨击。但却也引起了不少因为传统世俗被迫与不爱之人结婚,婚后却过得不太幸福的人们的深思。同时也有很多人对董竹君的行为很是佩服,还有人在得知离婚后的她要一人养育四个孩子后,对她施以援手。

1935年3月15日,上海开了家“川菜馆”,取名“锦江饭店”。饭店老板娘是董竹君,而她开店的资金就是来自那些原本不相识,却愿意借钱给她渡过难关的人们。

饭店的饭菜味道很不错,成功将开业之日的满堂红延续了下来。随着饭店名气越来越大,上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像黄金荣、杜月笙等都成了常客。渐渐地,这个原本在夏之时眼中就该过着相夫教子生活的女子,在风起云涌的上海站稳了脚跟,逐步成为上海商界大亨,名震上海滩。

除了她本身独立坚强的性格魅力外,她也为革命的成功出过不少力,不仅相助过宋时轮,还助力过吴克坚,策反杨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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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

宋时轮出生于1907年,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人。1923年因入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学习,而和革命有了联系。1926年,宋时轮考入黄埔军校,但并未随大流加入国民党组织,入校不久就主动申请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等人想要“自立门户”,先是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启了所谓的“清党”运动,使得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3日之后,广州全城戒严,又掀起了“反革命”运动,大量共产党人被害、被抓。

宋时轮就是在“四·一五”惨案中,以“共党嫌疑”之名遭到逮捕,判刑1年。

因为宋时轮此时的共产党人身份并未被公开,出狱后的他便只能自行去寻找组织。兜兜转转之后,他在董竹君前脚刚到上海不久也去到了上海。

宋时轮在上海无依无靠,在香港打听到了有党组织在上海,也仅仅只是听人说有,具体在哪,有谁他一概不知。眼见身上的钱快见底了,宋时轮只得先在一家小报社里讨了份供稿子的兼职,继续寻找组织。

彼时的董竹君在开始筹备纱管厂,为了凑钱三天两头地往典当行跑,可见她的日子也不是那么舒心。但当她遇见了宋时轮后,还是尽可能地伸出了援手。

得幸于宋时轮在上海遇见了之前被关押在一起的几个狱友,其中有个名叫李堂萼也同为地下党人。得知宋时轮的遭遇后,便以他哥哥的名义写了封介绍信,让宋时轮带着去找董竹君。

董竹君也曾想过正式投入革命,故而联系了不少人希望自己可以入党,就这样她与李堂萼相识了。虽然她始终不曾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李棠萼觉得党员有难,她必定会相帮,就写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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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自传《我的一个世纪》

在董竹君的撰写的《我的一个世纪》中,她说初见宋时轮,他衣衫破旧,瘦弱的样子像是大病初愈。宋时轮找到人后,立即就递了信出去。读完信,董竹君赶紧将宋时轮请到了楼上。

两人没有过多的深聊,董竹君也只是问了些基本问题。在得知宋时轮的处境后,她立即取来了一笔交给他。宋时轮握着钱,点头向董竹君说了谢谢后就转身离开了。

迫于形势严峻,为了安全考虑,宋时轮让董竹君留步,不必相送。董竹君秒懂,就站在窗边目送对方离开,见宋时轮没有被跟踪才松了口气。

当日一别后,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等到再见时,已过了20年之久。而彼时的两人,一人是上海餐饮行业赫赫有名的美女老板娘,一个是三野军第九兵团司令员,便有了文章开篇的那一幕。

只是董竹君从未觉得当日的资助有多了伟大,便早已将这事儿抛之脑后。所以,年会上得以再见那个青年,并且对方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军团司令了,董竹君除了惊讶,也是佩服。

至于她为何与李克农相识,是因为在194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展开营救张澜、罗隆基的任务中,是董竹君帮忙策反了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中的有得力部下杨虎,立下了头功。

五、传奇佳话

所谓时势造英雄!提及我国悠悠历史中,最为特殊的民国时期,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心怀天下,希望尽自己所能还这世道一个安宁,然后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宋时轮是其一,董竹君虽然是一介女流,也不曾正式加入组织,但她同样是值得人钦佩的人物。

有了年会上的重逢后,两人成了好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并非同龄人,但那份革命友谊却令人动容。

1955年,宋时轮被授“开国上将”,一直为了新中国的未来坚守在岗位上,1991年9月17日与世长辞。听闻噩耗,91岁的董竹君欣然提笔,写下了:

六十年前沪识君,微博奉赠奔前程;戎马一生功卓越,将勇风范启后生。”四句诗追悼宋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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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董竹君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也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享年97岁。

斯人已逝,故事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