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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向来强调能动性的发挥，共产主义革命中，能动性可谓马克思主义自带的底色，渗透到革命的每一环节，中共革命也深受能动性思维的影响。
中共革命中常常可以看见的突击运动，作为效能导向政治运作模式的一种，即为革命能动性发挥十分独特的一环，通过突击造成的纵深推进，可以大大强化政策落地生根的效能，实现跳跃式发展。
1、劳动竞赛的缘起
和中共革命中的大多数新鲜事物都能追溯到苏联一样，塑造积极分子以及由此为基础展开的突击、劳模运动，基本模型也源自苏联。
共产党人强调效率优先和能动性，区分先进、落后并努力以此塑造争先恐后的进步氛围，本为这支政治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因此，苏维埃革命刚刚成功，列宁给出的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就包括组织竞赛：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
斯大林对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竞赛也心领神会，20世纪20年代末期，经由苏共的号召，群众竞赛在苏联广泛展开，如斯大林所言：
“目前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1935年苏联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苏联劳动竞赛进入高潮。
苏联世界革命样板的地位，使劳动竞赛迅速在中共党内激起回响。
1931年，中共中央发出在苏区展开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号召“开始革命竞赛，模范队，轻骑队，共产党礼拜六等的运动”。
轻骑队、共产党礼拜六、革命竞赛这几个概念实际都直接来自苏联。苏区时期的革命竞赛基本也限于在生产和练兵中展开，和苏联别无二致。
同时，各种各样的冲锋运动在苏维埃时期广泛存在，冲锋季、冲锋月，都代表着通过冲锋、突击，以超常的动员获取额外能量的思路。
劳动竞赛的关键是通过相互促动，造成争先恐后的局面，抓重点、树典型是落实劳动竞赛的必由之路。
抗战时期，此前的竞赛思路进一步拓展，扩展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和领域。
和中国传统政治讲平衡、守中庸的思路相异，中共把“行政命令及平均主义的领导方式”视为“深入工作的两大死敌” ，要求掌握中心、厉行突击，反对平均用力，这样的思路和苏共也有直接关系。
黄敬曾经引用斯大林关于直接领导的论述：
“找出问题的中心，形成具体的工作计划，接着组织这一计划的执行；然后考察执行的程度。”
从中不难看到苏联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抓主要矛盾的影子。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提纲——《唯物论辩证法讲授提纲》中阐述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后来正式发表的《矛盾论》延续了这一提法，指出：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由于中共政治文化覆盖深广，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路，迅速浸润整个干部阵营，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张玺在日记中写道：
“考虑问题一定要把特殊性放在头里，将共性放在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原则。”
1944年，中共淮安县委书记邹屏谈到减租减息运动抓典型的数种方法：
“实行了骨干与群众相结合：先开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动员，打通了思想，然后由积极分子团结群众，带动群众，群众思想也通了。突破一点，推动坦白：先突破了重点减租对象潘××，让潘在三个乡主佃大会上坦白，带动了别的减租对象。
一般号召与个别突破相结合：开大会号召后，亲自动手搞一个汴塘，突破了汴塘的主佃双方。”
2、突击运动
这种利用骨干、重点突破、带动一般的办法在中共的工作总结中经常可以看到。
甚至民兵训练也运用典型示范的方法：
“从群众中抽出一个典型人物，叫他作给大家看，关于步法、卧倒、跑步、齐步、利用地形地物、射击等等，然后大家评议、领导指导。这样进行比较生动，引起大家兴趣，收效较大。”
典型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工作，还是各级组织体现自己领导方式和能力的一部分：“泾口区生产代表大会上，拿一个最好的互助组的典型来教育大家，实现区的领导。并让大会各组讨论这个典型，批评与完善这个典型，推广这个典型。” 能不能找到并推出好的典型，是考验各级组织政治领导力的一部分。
突击运动的关键是要拉动革命力量中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推进工作的先导力量。
中共进入乡村地方社会、动员群众时就十分注意这一点。
青年、儿童、妇女被列为重点突击对象，基本判断是：
“青年、儿童是农村中最易活跃的部分，一个突击力量，经过他们可以活跃全村。妇女是一个雄厚的后备力量，也是一个落后的、难以动员的力量，这一工作如果作得好，它可以起‘动’的作用，如果作得不好，它即起‘拖’的作用。”
青年、儿童容易呼应中共的革命动员，动员起来后又可以有效调动社会，是突击运动依靠的主要力量；妇女则容易成为落后的部分，也需重点施策，补足短板。
按照中共坚持的平等理念，突击运动固然要奖勤罚懒，但又注意尊重落后分子的人格，不主张单纯用惩罚措施对待落后分子，指出：
“以落后分子为教育部队的典型，并企图以此使落后分子知道耻辱，激发其自动性，结果常是相反。他更加落后，使他恼羞成怒，‘一贯的落后’。”
提倡的正确做法是：
“对他们多鼓励，只要他们有一点好处，就讲他们一点好，少批评，但不是不批评。”
一个群体，先进、落后都是少数，中间总是大头，树立先进，不仅可以激励落后，更重要的还在于带动中间：
“凡是一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对好的就拉他一把。对落后的就挤，一头拉一头挤，把中间的就挤小了。假定不挤中间的，还可以说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二流子总好的多。
二流子被我们挤的转变了，那我们说你还不如二流子呢？这样就使中间的分子起了分化，这不仅是简单的改造二流子的问题，而是使中间都不能向下看，都向上看，中间的就没有了。”
突击运动既针对人群，也针对地区：“所谓突击，不仅是指时间，而且是按地区。”
中共的工作部署，根据抓中心、以先进带动一般的原则，通常会在地区上重点突破，即选择和创造基点，通过此一基点实现力量的扩散和覆盖。
一般来说，“选择基点时必须选大村镇，因为大村镇是农村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自然首领，它对小村有着传统的影响”。
基点的选择要尽可能顺其自然，先把中心村的工作做好，再以这个中心为基础，向四周按照“经济的联系（商业、合作社、集场等）” 自然发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当然，突击运动具体展开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起码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突击运动和日常工作的结合。
如中共自己反省的：
“突击是推动工作中起吗啡作用的一种方式，绝不是经常工作的方式。如经常地采用，不是变为不突击，就是会忽略了经常的基本工作，终于使工作陷于麻痹。”
突击要抓重点，不能用突击代替日常，以致“一切工作均突击化，所有干部都参加了突击队，而把经常工作混乱。”
过多依赖突击，则失去突击效果，所谓“样样竞赛，样样都不竞赛”。
二是要防止树先进带来的副作用。
常人都会有虚荣心、嫉妒心，树先进没有处理好，有时会使之成为出头的椽子，造成这样的问题：“对同级则嫉妒，谁好就看不起谁，缺乏虚心诚恳互相学习的态度。战士中讽刺积极分子，多数连队都成了严重的风气。”
更进一步，有可能形成为评比而评比的形式主义。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中共一直强调的群众路线，突击要深入群众，积极分子也要从群众中产生，“只有群众公认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才有作用，有力量”。
3、劳模运动
劳模运动是中共的突击工作紧紧围绕群众展开的典型。
抗战之初，中共开展劳模运动，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根据地面临的经济问题，基本还是苏联的翻版，尽管已经体现共产主义运动能动性的威力，但没有充分挖掘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及其潜力。
中共政治运作机制的独特性在于：中共通过党组织，逐渐构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政治体系，在这里，一切经过政治，一切服从政治，而这个政治的基础总是希望下探到民众当中。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劳模运动随着其不断扩大和深入，迅速向着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造运动迈进。劳模运动起码在三个方面建立了上下的通联，拓展了中共的群众基础，包括乡村精英与权威的再造、民众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中共与民众间联结的加强等。
劳动英雄的选拔自下而上，民众是直接的参与者，选拔过程中人人机会平等。如果说干部的选拔更多体现组织的意旨，劳动英雄则由于其以能力为导向，有民众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更具直观性。
推出先进分子、先进村，中共大致期待的路径是：
“运动全面展开：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从农村、工厂、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推广到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方面。英雄大量产生，从各行各业中产生了大批的英雄和模范。七十二行，行行有英雄。由个人英雄走向集体模范，模范村、模范班、排连及工厂机关中的模范单位，相继出现。
经过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宣传，推广选举运动，把广泛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群众对此运动的认识有进步，并开始积极参加运动。”
正因为中共对劳动英雄有这样的期许，劳动英雄的评选，特别强调人格上的忠诚。
劳动英雄不仅是生产突击的带头人，还应是乡村社会风气的转换者，因此，当中共谈论劳动英雄时，人格的标准、思想的境界、处事的方法、风气的转移特别受到关注：
“处处为大众着想，了解大众困难，想法解决大众困难。特别是做事有民主精神，不独断，不强迫命令，遇事同大家商讨，不锋芒，不骄傲，为人憨厚。这样自然使人心服，大家容易齐心，事情容易办好，社会风气也会随之改变。”
劳动英雄既是群众的代表，更是效率优先的实践者，还是优良政治文化的传播者，这样的要求，远远溢出生产范围，在突击的思路下，劳动英雄效应被不断扩展，这正是中共革命实践总是力图推向极致的一个例证。
4、群众路线
中共强调群众路线，群众路线需要往下看，即代表权力的干部到群众中去；也需要群众的纳入，即从群众中来。
群众路线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应该是多层次的落实和实践，由于普遍人性带来的权力惰性，实践群众路线的难度不言而喻。
谢觉哉日记中总结：
“闷在工作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上级领导，传下去总在打折扣，甚至走样；一是新的积极分子不易产生，旧的干部又日在减少或蜕化。”
非常准确地道出了权力向下落实尤其是实施群众路线的困难。劳动英雄运动的开展，某种程度上为群众路线的落实提供一条渠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劳动英雄可以起到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
如当时文件所言：
“每一个地方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只要他们和群众密切联系着，群众信仰他，他就成为这一种核心，成了领袖，他去推动群众，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就是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和联系群众的运动，是边区生产和各项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典型示范，推动群众，突破一点影响全局，把一般号召与具体领导相结合，把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最好方法。”
或有人会怀疑对中共贯彻机制的上述解读过于合目的性，是根据结果反推得出的逻辑，这样的质疑自有其必要。
中共是一个具有高度理论和政策自觉的政党，其贯彻机制的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文化的支撑，绝非误打误撞，但也不是一马平川、天造地设。
其间，有种种曲折、回流，还会有巧合、意外，只是历史书写对于这样的复杂性常常捉襟见肘。当年中共干部以文会友时，相互之间的批评中就有“纯正话多，复杂事物的分析少” ，这样的批评放到历史研究中同样有效。
不过，的确也不能忽视中共贯彻机制的本身逻辑，读一读1942年刘少奇留下的讲话，会发现中共领导者对于政策和策略问题思考之缜密超乎想象，引文很长，但第一手的材料往往比任何解读都更有说服力：
“中心区、村在发动群众运动之前，由区政府负责人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说明群众运动要来，不要紧，不要怕，即由区政府召开几天士绅、地主座谈会（请请酒，唱唱戏），这样调虎离山，以便工作团挨家挨户去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进行情况的了解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
干部每天将调查研究所得，加以总结，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态度加以检讨，使每天的工作有进步（顶多和农民谈三四天）。个别谈话完了之后，即召集农民中积极分子开会，商讨减租减息办法。由工作团最负责的人和他们谈话，使他们彻底了解，并给他们以任务，去找更多的农民来开会。
开好了，第二天就召集全村农民大会，决定几个问题，并在大会上选举农会筹备会。……这时，就加紧教育那几个积极分子，开一个临时的比较深入的二三天训练班。马上成立农会。成立农会时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这影响一传开去，非中心区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
虽然，这样具体、细致的方法本身也是经验累积的结果，但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中共对经验的总结、提升并由此形成规律性指导意见的能力，的确不能低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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