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在隋末动荡之际投奔李世民而成为谋士的。他们二人原本是隋朝的下级官员。
李渊起事时，房玄龄是隰城县尉，杜如晦是滏阳县尉，县尉与县丞同为县令的佐官，掌治安捕盗之事，级别较低。而他们又很有政治抱负，想要成就一番事业。
当李世民带兵围攻长安时，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就是带着早已想好的计谋，来到李世民的军中自荐。同时，房玄龄还以其才华得到李世民属下温彦博的力荐。
当时，李世民正在寻求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对于贤能之士，自然颇为重视，当即任命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
按当时制度，记室参军掌管表、启、书、疏，就是为领导者起草和处理各种表奏文书的“机要秘书”，如今的一些文章将房玄龄称作“大秘书”，就是从这点着眼的。
杜如晦则是在李渊的军队进入长安后，来到李世民身边的。就这样，形成了房玄龄、杜如晦这对著名的“黄金搭档”。然而，杜如晦在贞观四年（630）病逝；房玄龄则一直活到贞观二十二年，因此，虽然二人并称，但房玄龄的角色显然更重要。
据《贞观政要·任贤》记载，贞观二年的一天，唐太宗与宰相们一起宴饮，并让王珪点评各位宰相的长处。王珪首先提到的就是房玄龄，说他“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这个评价相当高，道出了房玄龄的勤勉和担当。
为相：忠于职守
房玄龄，名乔，玄龄是其字，公元579年生于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父房彦廉是隋朝泾阳县的县令。别看职位低，却是一个大学问家，因此房玄龄从小就得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年纪不大就已博览群书，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房玄龄不读死书，更不死读书，而是能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还在青年时，他曾和父亲一起来到京城。当时，隋朝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一些政论家们都以为杨家会有一个较为长久的天下。但房玄龄不这么看。
他私下对父亲说：当今皇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德，不过是靠欺骗手段糊弄老百姓而得到天下罢了。得到天下后，又不为自己的儿孙做长远打算，擅自废长立幼，让儿子之间拼死拼活地争权夺利。而那些无望当太子的皇子，则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一个个都欲壑难填。
照这样下去，乱必从内生。如今从表面看去天下似乎一派祥和景象，其实，杨家天下的灭亡不过早晚的事。年纪轻轻的房玄龄能对时局有如此深刻的分析，着实让他的父亲吃惊不小。
不仅如此，房玄龄十八岁中进士。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寿机以善于识人著称，他见了房玄龄，称赞不已，对宰相裴矩说：我见识的人才也算是多的了，但还没见过像房玄龄这样优秀的，此人将来必成大器。
如前文所讲，房玄龄在隋朝当的都是小官，他的才华自然难以充分施展，这也让其对隋朝的统治感到更加失望。因此，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李世民攻占渭北后，房玄龄便立即赶去投奔。
自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开始，房玄龄就一直陪伴在李世民的左右。《旧唐书·房玄龄传》说：“玄龄在秦府十余年”，这十余年中，房玄龄作为李世民的机要秘书，“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在许多重要而紧急的关头，房玄龄以其高超的文字水平和杰出的谋划能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应对时艰。当时，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也对房玄龄赞赏有加，认为房玄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对侍臣们说：
房玄龄这个人，深识机宜，足当大任。每每替我儿子陈述事情，虽在千里之外，却像面对面讲的一样。后来的“玄武门之变”，房玄龄也参与了谋划。
李世民后来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其中的“定天下”，就包含“玄武门之变”一事。
李世民登上皇位后，房玄龄被任为宰相，成为皇帝的“臂膀”，最终辅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在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出要整顿吏治，贯彻的思想是“量才授职，务省官员”。隋朝时，为了巩固政权，中央机构中吸收了大量的南北方旧官吏。
据《通典》记载，隋朝“内官（即中央政府官员）二千五百八十一”。这样就使官僚机构臃肿，官员遇事推诿，吏治腐败，这一问题在隋末尤甚。
唐武德年间，为了支撑新建政权，又大量任命官员。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向关中进军途中，“民年七十以上，皆除（任命）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
任命的人数如此之多，授官手续如此简单，导致所用之人良莠不齐，而且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这种弊病延续到贞观初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房玄龄秉承太宗的意志，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朝廷中央的文武官员被精简到640余人。当然，仅精简还不行，重要的是提高行政效率，这就必须用制度和法律作为保证，使官员“各当所任”。
房玄龄主持编写的《唐律》中，就有对各级主管官员私自“超编”的惩罚条款。有关唐朝各级行政机构的职责、官员的考核内容在《职官令》《考法》中也做了详细规定。
而且，《唐律》中还对官员贻误“公事”制定了处罚条款，同时对官员执行公务时出现的拖拉之风，也都做出了严格且详细的惩罚规定。
正因为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贞观年间的吏治大为好转，朝廷的办事效率不断提高，国家开支大为减省，政治逐渐走向稳定和清明。
荐才：网罗才俊，知人善任
房玄龄作为李世民的重要辅臣，有一个很关键的工作就是网罗人才，为主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房玄龄又是李世民的“人力资源总监”，打造优秀的团队，辅佐李世民成就事业。
据史籍记载，房玄龄在李世民的秦王府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意思是，每次李世民军获胜，众人都争着去搜罗奇珍异宝等战利品，只有房玄龄四处查访搜寻人才，交结各地的英雄豪杰，将他们引置秦王府。
每遇良臣猛将，房玄龄就倾心结交，皆为李世民竭尽死力。这些人才中比较著名的有虞世南、秦叔宝、侯君集等。房玄龄为李世民苦心打造的人力资源库，为“贞观之治”奠定了人才基础。
本文要讲的另一个人物杜如晦，也是因房玄龄的举荐而被李世民重用的。当时秦王府中人才荟萃，唐高祖李渊在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挑唆下决定将李世民手下一部分人派到外地为官，杜如晦被任陕州总管府长史。
李世民那时还不了解杜如晦的重要性，便答应了。房玄龄得知后，立即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有胆识，是个难得的人才。您如果只想做一个藩王，没有他倒也没事；如果您想‘经营四方’，就必须得到此人的辅佐。别的人调走并不足惜，唯杜如晦不能舍。”
李世民听后，立即上奏父亲李渊，将杜如晦留任府中。此后，房、杜二人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成就了“房谋杜断”的佳话。
做官：不居功，知谦退
房玄龄虽然位高权重，却懂得为官之道。他在宰相之位上越久，就越懂得谨慎小心，从不以功臣自居。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与大臣讨论高级官员世袭爵位的问题，打算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和梁国公。宋州刺史并非实职，只是对老臣的一种特别的赏赐，为的是让高官的子弟能世袭官爵。
房玄龄得知后上奏道：“臣已担任宰相，现在又封为宋州刺史，子弟过早地享有爵位，臣以为不妥，请允许我辞去宋州刺史之职。”
唐太宗接受了房玄龄的意见，只封他为梁国公。房玄龄的这一做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功之臣纷纷仿效，辞去世袭的爵位。
看到这一情形，唐太宗赞叹说：“大臣们能这样做，都是房玄龄的功劳啊！”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认为自己已经当了十五年宰相，儿子又娶了公主，女儿成了王妃，自己权位太重，显贵太过，便请求辞掉相位。然而唐太宗不允许。没过多久，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总揽朝政。房玄龄又坚决请辞。
唐太宗便派人对他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国家长久以来都依靠您，如果失去了像您这样的贤相，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般。您身体并未衰老，就不要再推辞了。”话说到这种地步，房玄龄只好接受了。
正是由于房玄龄为官的美德，唐代史官柳芳赞叹道：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终于宰相之位，总共三十二年，天下人称为贤相。可是却没什么显著的政绩可寻，他的德行真是太高了。
身为宰相，房玄龄之功正在于能看到每个人的优点，从而将不同性格、长处的人合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推动国家发展。
贞观二十二年，重病中的房玄龄仍心念国事，他对儿子们说：“如今天下太平，只是皇帝东征高丽不停，这是我担忧的。皇上态度坚决，群臣莫敢犯颜。我要是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
于是他抱病写了奏章，请唐太宗以天下百姓为重，停止东征高丽。唐太宗读罢奏章，非常感动。房玄龄病逝后，唐太宗十分悲痛，为之辍朝三日。房玄龄善识人，又能团结人，身处显位，却不自傲，始终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结语
《新唐书》则是这样评价的：玄龄执掌国政的时候，早起晚睡，恭勤自强，一心为公，尽心竭力。不愿使一物失所。他没有嫉妒人之心，闻人有善，如己有之。
他还熟悉吏治，审议法令规定，总是以宽平为原则。他从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要求他人，用人不求全责备，即使地位低下的人，也能让他尽其所能。这些都强调了房玄龄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