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消息立刻传遍海内外。闻知此消息后，众人反应不一。
底层民众自然无比兴奋，因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一片愁容，因为这宣告他们已经彻底失败。
但有一个人的表现却很奇怪，他看起来百感交集、左右为难，似乎很迷茫。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形下，最终他鼓起勇气寄了一份电报送给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只见他在电报中非常亲热的喊周恩来为“兄”，而且里面还写道“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这样一句话，看起来很稀松平常。
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份电报居然引得周总理动容，而且随后还惊动了毛主席、董必武等一众我党的元老亲自出面。有何隐情呢？只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叫包惠僧。
关于包惠僧此人，或许大多数人都没太多印象，但对党史有点了解的人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他曾经出现在中共一大的名单上。
要知道，中共一大代表可是建党的元老，正如党史记载，到建国时期唯一坚持下来的代表就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则是董必武，而他们两人都是我党高层核心。由此可见，包惠僧的来历不凡。
但话又说回来，党史记载：到建国时期，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只有两位在天安门城楼宣布开国。那么，其他的人哪去了呢？
——答案很简单，要么叛变了，要么牺牲了，要么脱离了共产党。很不幸，包惠僧就是当初那个脱离党的人。
在一些资料记载中，包惠僧被定义为“叛徒”，这倒并没有说错，毕竟包惠僧的确曾脱离了党组织，而且还加入国民党。
但是包惠僧的过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他的人生很复杂，后来还迷途知返回归我党。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时间回到1894年，当时的包惠僧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他和绝大多数我党的元老一样，家里穷得响叮当，但又充满斗志，从小就有远大抱负。
正如资料记载，包惠僧家里虽然穷，但是经常为朋友两肋插刀，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帮助朋友度过灾难。而且也经常好打抱不平，期间他曾经看不惯当地的地主土豪的恶行，大闹乡里，搞的动静不小。
很明显，包惠僧此举必定会惹得统治阶级不喜，所以他的青年生涯过得很不畅。要是一般人肯定会被磨平棱角，慢慢的或许会变成一个油腻的中年人。
但包惠僧却很“另类”，正如一大代表陈潭秋对他的评价——暴徒，简言之，包惠僧如同一团烈火，面对不平等的现象，从来不低头，而且做事从来不讲后果。
在这种性格影响下，1917年包惠僧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教，干了几个月就因为与校长吵架，然后愤而辞职。之后他又来到另一所小学当教师，结果还是和学校的校董产生冲突，被迫离职。
为谋生计，包惠僧转战报社，因为工作努力负责，得到老板重视，让他能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来回采访发表文章。
但由于他发表文章从不讲究遮遮掩掩，经常对现实进行针砭时弊，甚至还时不时怒斥军阀。结果不言而喻，他得罪了军阀，被取消了记者证，后来还遭到各方打压，彻底失去了生存空间。
这就是包惠僧青年时的遭遇，完全应了“暴徒”的评价，纯粹一往无前，不惧怕任何阻力。不过也正因为他的这份气魄，所以还是能得到一些报界好友的帮助，后来他还有幸采访到大名人陈独秀。
包惠僧德曾两次采访陈独秀，因为谈吐不凡，让陈独秀对他十分欣赏，之后陈独秀更是与他讲解五四运动、婚姻自由和汉学知识，随后更是手把手教他如何确定人生目标。
受陈独秀启发，包惠僧醍醐灌顶、大彻大悟，随后辞去了报馆的职务，开始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时，包惠僧又遇上陈潭秋，两人大谈十月革命，相交甚欢，很快成为好友。
不过，包惠僧直来直往的性子也得了前文提到的陈潭秋给他的“暴徒”称号。
再后来就是中共建党事宜，在陈潭秋的帮助下，包惠僧加入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随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因为能力过硬被推举为书记。
1921年的中共一大，陈独秀因为宿舍款项问题未能出席，因为很看好包惠僧，陈独秀委派他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就这样，包惠僧成为了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参加这次会议时，包惠僧认识了很多后来重要的人物，彼时他27岁，刚好结交了28岁的毛主席，双方有过戏谈，一个敬佩对方的知识渊博，一个敬佩对方的豪爽果断。
双方很快成为好友，之后也多有书信往来。
到1921年8月11日，中共在上海成立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毛主席为湖南部主任，包惠僧担任书记部的一个部门负责人。
毋庸置疑，包惠僧当初在党内非常耀眼，他做事雷厉风行，对人热情洋溢，因此在党内获得了一个新外号“包大炮”。
在那段岁月里，包惠僧给中共一大的诸多同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包括毛主席。可这还没完，1924年包惠僧又得到党组织同意，得以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部扶摇直上。
他从最开始的一个训练班委员，快速的提拔为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越干越红火。
——尤其是在1925年，当蒋介石拉着周恩来去参加东征的时候，因为蒋介石很欣赏周恩来的才华，所以硬拉着不让他走，这便导致黄埔军校缺政治部主任。
在这种情况下，廖仲恺破例提拔包惠僧为新政治部主任。也正因为如此，包惠僧又与周恩来成为好朋友，而且还和蒋介石有不错的交情，一举成为黄埔军校的大名人。
本来这一切都很顺利，包惠僧也有光明的前程，但谁都没想到蒋介石竟然叛变革命，国共分裂了。在这一情况下，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被杀，原本充满未来的黄埔军校内血流成河。
受此冲击，包惠僧病倒了，当时周恩来希望他去江西接管军委工作，但他病的不能动，迫不得已周恩来只能给他一笔钱，让他好了以后跟上队伍。
后来的发展轨迹出乎意料，包惠僧没能顶住压力，选择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为生计又跑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手下当参议。
——因为在党内颇具名气，所以他得到蒋介石重用，以共产党元老弃暗投明为宣传噱头，将他提拔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
包惠僧当年的行径，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算“叛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惠僧并没有给蒋介石提供太多“作用”，而且他一直没有实权，还在1936年早转为文职，只是在蒋介石那混饭吃，所以影响并不大。
1948年底，此时三大战役逐渐打响，蒋介石统治黑暗混乱，当时包惠僧知道蒋介石为人，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隐居。只是在澳门的日子并不踏实，因为生活窘迫，更怕国民党特务找上门。
后来得知新中国建立，而如今中共核心里面诸多关键人物也与他交好，自己目前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包惠僧在忐忑之下寄电报给周总理，表示了自己想回来的意愿。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刻找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此也很重视，拿着电报沉思了很久，最终还是批复：回来可以。
就这样，在我党的帮助下，昔日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迷途知返。
1949年11月，包惠僧带着全家来到北京，该消息震动整个中共高层。
次日，国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亲自请他吃饭。不过董必武对当年的事还印象尤深，于是也开玩笑说了一句：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紧接着，周总理也请他去家中做客，二人有过一番长谈。此次交谈，事关当年之事，周恩来对他的过去也表示谅解，表示：你一大家子，也要生活嘛！
不过对于此次回归，周总理提出一个特殊要求：“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很显然，这是让他对自己过去的叛变行为交代详细，作出检讨。
包惠僧回也欣然同意，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十分郑重的检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错误，并且还用了“罪不可赦”这四个字。
看到这份“交代”后，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也就不计前嫌，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
在后来的岁月里，包惠僧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也从内务部研究室研究员，一直干到国务院参事，到1957年的时候还写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直到1979年才去世。
参考文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迷途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