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随时查阅一系列优质文章，同时便于进行讨论与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新左派将学生看成是“潜在的反抗力量”，《新左派评论》的一篇社论陈述道:“通过学生斗争，学生能够逐渐破坏统治阶级权力的重要堡垒(高等教育)，并帮助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冲突。
对于新左派来说，争取学生权利成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挑战的一部分。英国新左派为学生反抗所提供的战略思想，是关于学生抗议本身的意义和红色基地理论。
提供战略反抗思想
虽然英国的代议民主制度已经确立了好几百年，但是英国却没能在教育领域确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学生在高校中一直备受压制，这是学生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学生抗议之所以有可能挑战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教育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是相当薄弱的环节。
"红色基地’的假设是左翼可以通过选举(或内战)就可以立即改变一切，要理解'红色基地’的设想，首先需要知道提出该思想的是新左派，红色基地的战术体制大多来自于法国五月风暴以及1968年的事件和中国、越南和南美的游击战。
新左派提出这一构想目的是让群众更多的参与其中，提高他们坚决捍卫已经取得的革命成就的意识。为了使革命者可以在大学中长期拥有的"红色基地”的想法变得合理，新左派发展了这一理论。
这意味着，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反资本主义路线，统治阶级都无法消灭他们，而同意他们共存。在大学中建立“红色基地”可以使革命者控制大学，而对大学的控制可以使革命者培养更多的干部，使他们有机会进行进一步的反抗。
“红色基地”可以推进对当权者意识形态的批判，从“红色基地”出发，学生也可以在社会上从事其他反抗斗争。此外，“红色基地”理论还要求不同阶级和群体结成联盟。
新左派看到了“红色基地”这一思想的特殊性，因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决定性斗争不是唯一的资本主义斗争，它把学生斗争的相对自治与阶级斗争本身联系起来”。
对于新左派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社会主义者必须找到一个地方，比如教育机构或地方政府，在那里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
按照琼斯的说法，大学内部出现了一种永久性的矛盾，那就是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非理性劳动者，而这一群体的潜力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资本主义与非理性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当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矛盾体现在大学时，学生就可以发挥先锋作用。
文化理论青年亚文化的形成
新左派的期刊《新左派评论》在塑造激进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乍一看，新左派和反文化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新左派往往是那些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或19世纪历史时最快乐的学者，而大多数嬉皮士在毒品、迷幻音乐和自由爱情的世界里更自在。
汤普森认为，反文化是一种“心理自残……自我吸收、自我膨胀和自我戏剧化”的形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与反文化最密切的运动就是新左派运动。
他们拒绝传统的老左派向官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融入，拒绝老左派对劳工运动中的中央集权化方法的严格坚守，拒绝老左派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拥护，对现存体制的尊重，对管理的技术的和工业的增长的关注，以及对抑制草根阶层自发性的政治模式的依恋。
老左派及其政治根源于工会和工党左派的阶级政治，而新左派根源于一些具有更松散结构的活动。新左派甚至有自己的咖啡馆，这有助于新左派与年轻人的联系。
正如汤普森所表达的那样，这一代人不是与“生活”，而是与“政治”疏远，甚至与西方和东方现代政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既定制度运动疏远。因此，新左派在许多方面是抗议学生和其他年轻激进分子的天然核心。
《新理性者》提供了劳工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并且实质上为新左派提供了政治理论的基础，《新左派评论》也同样发挥了为学生和激进分子以及迅速发展的激进和平运动提供桥头堡的作用。
新左派从来都不是一个成员或宣言清晰可辨的同质运动。相比之下，它更加短暂和不稳定，涉及的领域和活动广泛，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辍学者、嬉皮士、学生，他们主要是由于反对越南战争、乐于探索自我表达以及想要人身自由的而团结在一起的。
新左派对普通人的困境谈了很多，除了少数经典作品外，它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说教式的、抽象的，而且往往难以理解。与此同时，在学院之外，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非常小，甚至大多数工党支持者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说，“实际上，这些新左派虽然在思想上富有成效，但却微不足道，既没有产生新的左派政党也没有产生持久的有意义的新组织……甚至没有产生个别的国家领导人。”
然而在大学和文化机构，新左派的影响力更大。许多左翼派别，从声援组织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到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工人控制协会，都对威尔逊政府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呼吁英国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毕业生参与到抗议运动中来。
促成新左派与反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是越南战争。到1967年初，工党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学生、年轻的活动家、旧的全国民主联盟支持者、和平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认为“战争是淫秽的，英国的同谋是不可饶恕的”。
在大学校园和前卫圈子里，威尔逊和他的大臣们被视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可鄙的”。就在1966年圣诞节之前，首相甚至被剥夺了剑桥大学劳工俱乐部名誉主席的职务。
在60年代末英国的大学里，人们的情绪高涨，以至于很少有来访的部长会避开“杀人犯”的欢迎口号或者是“法西斯”、“猪”"大多数人模仿美国抗议运动的风格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运动很时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做法，比如把权威人物称作“猪”和“法西斯分子”。
在美国，这种语言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紧张局势和对越战的激烈争论。然而在英国，它听起来老套而不协调。苏迈尔斯认为她的同时代人“都在模仿美国文化”，并承认:“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重大问题的影响，就大多数反文化而言，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前沿在美国。"
活动家兼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说：“越南战争，不管有多少人在这里反对，都是他们的个人做法。”所有这些都意味着60年代末的英国和平运动是一个特殊的混合体，用一种既借用了新左派又借用了反文化的语言说话。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