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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发生子在1832年,在改革的过程中报刊的舆论作用一直发挥着相当的重要的作用,报刊不仅是各阶层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探讨的重要平台。而且在世纪的过程中，报刊舆论作用对于此次改革确实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议会改革缘起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成为了国家权力中心，因此对于议会改革的尝试就是为了争取国家权利。国家议会选举制度自光荣革命之后，在1832年之前一直没有变化，议会始终被大土地贵族控制。
随着时间的发展，议会逐渐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选举权狭小、议会席位分布不合理、选举方式较为腐败。尽管如此，因为这一议会选举制度能够保证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土地贵族利益，所以能够得以维持。
但是，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改变了现有格局。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拥有大量财富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开始在社会中逐渐形成。
新出现的阶层由于没有相应权利保障，他们越来越意识到现存议会选举制度的不合理，要求改变这一制度，从而掀起了持续一个世纪的议会改革。
18世纪60年代，以“威尔克斯事件”为起点，英国债掀开了国内政治改革序幕，并成为挑战贵族寡头政治的新政治力量。法国大革命后，受启发的中下层民众开始联合，挑战现存政治秩序，倡导议会改革分享国家政权，反对贵族寡头政治。
他们发起了众多的组织和活动，开展请愿运动，来促使议会进行改革。面对议会改革的呼声以及各地改革组织的蓬勃发展,处于统治地位的大土地贵族于1799年版颁布了《结社法》，禁止民众结社，严厉限制推动改革的各种组织以及活动。
随即，改革活动很快销声匿迹，即便是一些较为顽强的组织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从这一时期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结束，是英国保守政府统治的高压时期。
尽管处于高压之下,关于议会改革的运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关于“黑照灯”的传说以及卢德运动的发生都是与议会改革相关的运动。
然而这些转入地下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处于长时间的沉寂状态，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物价上涨，失业率升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意识到这些状况都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议会改革运动再一次爆发。
首先，在威廉·科贝特和约翰·卡特莱特的倡导下，以汉普顿俱乐部为领导掀起了和平改革运动。他们召开讨论会，发行宣传刊物，组织请愿运动，以此推动议会改革。
与此同时，亦出现了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斯彭斯博爱主义协会”，这一协会相信只有利用暴力手段才能改变英国的政治制度，在1816年12月2日群众大会之际，他们制造了骚乱。政府以此为借口开始镇压全国的改革运动，
1817年3月，议会终止了《人身保护法》，接着又颁布《反煽动性集会法》，禁止一切改革活动，逮捕改革派人士，汉普顿俱乐部运动因此失败。1818年英国经济状况再度恶化，《人身保护法》按期恢复，议会改革运动一次再次掀起高潮。
1819年，曼彻斯特、伯明翰、斯托克波特、利兹、设菲尔德等工业城市成为了群众运动的中心，很多地方召开群众性集会，要求议会改革。
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的工人改革派举行了一次大型集会运动，但是与会群众遭到了政府武装的血腥屠杀，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卢事件”。以彼得卢事件为借口，政府对改革运动开始了全面镇压。
为报复政府的镇压，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发动了刺杀内阁大臣的事件，被称为“卡图街阴谋”，刺杀最终失败，带头人被处死或流放。这样19世纪前20年以工人阶级为主的议会改革运动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
但是，随着托利党的分裂，改革运动出现转机。20年代初，以坎宁、罗伯特·皮尔、威廉·哈斯基森为首的托利党自由派与威灵顿意见不合，以他们退出政府为标志，托利党开始分裂。《天主教解放法》的发布，更是进一步加深了托利党的分裂。
1830年，英国发生了“斯温上尉”暴动，动荡的社会局势下，在激进派、自由托利党人以及极端托利党的支持下，辉格党击败了威灵顿政府。随后格雷上台组建内阁，开始了议会改革。
但是由于议会控制在保守托利党手中，改革在议会中有着被否决的危险，因此格雷要求册封足够多的新贵族来促进法案通过。被国王否决后，格雷以辞职相威胁，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保守托利党被迫妥协，法案通过，英国迈出了贵族制向民主制度转变的第一步。
报刊对于议会改革的推动作用
自从18末产生议会改革的倡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议会改革的呼吁逐渐普遍。报刊作为民众呼吁的发声平台，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战后时期，随着报刊的发展关于改革要求开始变得更加响亮，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加入了自由派抗议者的行列，要求扩大制造业和商业城镇的直接代表，激进政治家和工人阶级团体越来越多地联系着该国的经济弊病，来诟病特许经营的狭隘性。
尽管当时经济形势恶化并且不断发生骚乱，但如果不是因为这项措施背后公众舆论的推动，那么“改革法案”的通过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通过前所未有的请愿程序，民众向议会提交了3000份改革请愿书，政治联合会的组织工作以及报刊新闻界的共同努力，使议员们明白了议会改革的必要性。
在1830年，《谢菲尔德鸢尾花》就曾宣称“这是一个舆论正在全面反对国家巨大商业利益的荒谬的时代，因为他们与某些制造业城镇是一致的,在有名无实的选区市镇成员的岌岌可危的支持下感到不安。”
根据约翰罗素勋爵的说法，这种强大的议会外的声音来自制造业城镇，这些觉醒的大众很容易被流行的讨论、新闻界、大型公开会议以及煽动性的报刊所激起和兴奋。
正如一些议员和政治家所看到的那样，其实在战后，尤其是改革前夕，大部分国内报刊坚决支持改革。例如《泰晤士报》就特别坚定。1831年3月，该报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大危机的抉择时刻.....所有的英格兰人都希望改革:他们反对谁?“
各郡报刊也对该法案提供了巨大支持，《利兹水星》、《莱斯特·克罗尼克》和《诺丁汉评论》等报刊多年来一直在为议会改革而宣传。
除了传统的保守党报纸如《伯明翰阿古斯》、《莱斯特郡先驱报》和《诺丁汉杂志》之外，当时的大部分地方报刊，如《曼彻斯特卫报》、《曼彻斯特时报》和《利兹爱国者》等也迅速加入了议会改革宣传事业。
《阿格斯》抱怨伯明翰没有国会议员，并断言：“伯明翰的交易所遭受的非常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是完全被阻止的话，可能会大大减少，如果我们中有两位忠诚的代表”。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报刊的报道使得很多政治家相信，如果不进行改革，民众的愤怒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约瑟夫·汉堡认为激进的政治家利用新闻来威胁威斯敏斯特的人们制定议会改革，因为担心否则会引发革命。
詹姆斯·穆勒对其他激进分子的建议是,媒体应该让人们看起来已经准备好并且会发生不耐烦地突破行动，而不会实际爆发。确实，如果法案被撤销或消解，媒体确实有助于召唤出无法控制的民众愤怒的幽灵。
例如，1830年2月，《梅德斯通公报》的编辑声称，如果改革失败，英国会“为后果而颤抖”。《肯特先驱报》则断言:“如果改革的祈祷现在被否定，那么国内骚动将迅速增长，这一需求谁敢拒绝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穷人的卫报》发表了马塞隆上校的《人民防卫指示》摘录，这是一本关于街头斗殴的手册，在其中表达了民众应对改革失败的防卫行动。总之，这些关于改革的报刊宣传对于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
尽管，激进政治家的工作有多少这种威胁性的表达方式值得商榷。例如，政治联盟经常参与当地的宣传活动。
事实上，伯明翰政治联盟理事会每个成员的第七项职责是考虑组织行动系统的方法,这一方法使得公共报刊新闻可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通常报刊会起到支持公共利益的作用。
但报纸并没有被这些机构所控制，相反，它们是报纸编辑在复杂的流行情绪构成中考虑的一个因素。毫无疑问的是，报刊的这种宣传形成的压力确实使得很多政治家相信改革的紧迫性。
1830年3月，格雷指责报刊“摧毁所有尊重等级和驻地以及政府机构”，一年后，威廉四世向格雷抱怨“一个放荡的、畅通无阻的报刊新闻界的有害影响”。由此，可见报刊舆论对于议会改革的推动。比较幸运的话，在四十年的最后三十年里，已经拥有了议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