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华东新华广播电台接到通知，要将电台从山东潍坊市临朐县临时转移到济南，并且要绝对保密。
两天后，他们到达济南，将电台安置在济南教育局的一座小楼内，将解放济南时缴获的一部无线电报话机修好。这部机器功率是2000瓦，比电台原来用的机器要好一些。
此时电台的同志们才收到通知，王耀武要来此处与蒋介石通话！
播音室一切准备就绪，只有20多平米的房间里，四周都钉上了隔音用的军毯。当天晚上，王耀武被带来了。
蒋介石和王耀武
响应号召来广播讲话的战俘有好几名，王耀武是第一个，也是单独前来的。
他显得格外紧张，播音员们向王耀武讲解播音时的注意事项，他立正站直，低着头，目不斜视，就像面对长官的士兵，连声说：“是、是、是！”
王耀武坐在播音的桌子前，拿着稿子的手都在发抖，他调整了情绪，正式播音，还算镇定：
我要贡献蒋先生一点意见……你坚持独裁，完全为四大家族利益打算，因兵连祸接，全国无一片净土……以现在局势看，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注定，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多么不智。最好命令全国国民党的军队，立即向人民解放军实行无条件投降，使全国立即恢复和平，国家民族多保存一点元气。
王耀武念完之后，走到临时的调音台前，小心翼翼询问正在工作的技术人员：“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转播了吗？”技术人员回答：“转播了！”王耀武又问：“传播得好吗？”技术员答：“传播得很好。”
王耀武露出了高兴的表情。身旁的同志们都时刻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也看得出来王耀武对此十分重视。
王耀武先后来到广播电台播音了5次，他还专门念了一封给黄百韬的信。在这些天陆陆续续参加播音的战俘之中，王耀武在国民党军队之中的身份是最高的，态度也是最积极的，一再要求再播一次。
在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日记上记载着：“战俘家属由南京来军官团看望亲人，他们说，听传说蒋介石听到王耀武的广播，把收音机都打碎了。”
王耀武开了头，接下来不少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开始向国民党同僚、军官作广播讲话。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在济南解放之前就已经被俘，在解放区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非但没有遭到侮辱和虐待，还受到了尊重，生活上得到了优待。
特别是看到解放区老百姓们的生活，看到军民之间鱼水情深的关系，他们也不得不心服口服。他们将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稿子，要求一定要到广播电台亲自播出，他们还给同僚好友写信，劝他们投诚起义。
几天下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做了实况转播，对国民党统治区各个地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民解放军突破济南城垣
王耀武走出了艰难的一步，也是他被俘后关键而正确的一步。不少人说王耀武这是没骨气，是惜命，投降最彻底，认罪最快。但有两个细节，可以说明王耀武早就已经认识到，蒋家王朝即将走向末路，他也会终究和蒋介石分道扬镳。
一是在1947年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王耀武急匆匆将妻儿送走，让他们转道青岛、上海。“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他如此叮嘱自己的妻子。
二是在解放军去王耀武老家收缴武器、财物之时，发现了王耀武藏着的两台美国产拖拉机。当询问他为何进口两台拖拉机之时，他说：“我准备退役后回泰安老家种地，特意买了两辆拖拉机用于以后耕地。”陈毅听说这句话后都唏嘘不已。
济南战役前的王耀武心中是忐忑的，他清楚自己即将走的路，必定不是正确的选择。
抗战时王耀武连连立功，上高会战后，七十四军被授军中最高奖——飞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受军队最高勋章。他内心是这样盘算着的：打退日本人之后就立刻急流勇退，不涉入内战之中。
抗战结束后，王耀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届绝大部分黄埔同学望尘莫及，但当时王耀武的身体已经在走下坡路，患有严重的胃病，刚刚办完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后，就向蒋介石请了病假，躲进武汉一家医院之中。
蒋介石几次发来函电“关心”王耀武，见王耀武迟迟没有结束病假的意思，又派了专机将王耀武接到了重庆，一见面就对王耀武说：“我看你精神、气色都很好，有什么病？好好休息休息，生活正常了，不久就会好了。”
抗日名将王耀武（黄埔军校求学时期）
王耀武当时就明白，时局不会让他休息，蒋介石也不会让他休息。蒋介石要“鲁人治鲁”，认准了王耀武去山东，王耀武不得不去。
济南战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以8天8夜的时间，在“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鼓舞下，消灭了固守济南的国民党军队，解放济南，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一大批高级军官。
1934年，王耀武攻打寻淮州部时，粟裕曾经是寻淮州和方志敏的部下。而如今，王耀武成了粟裕的手下败将，粟裕也终于等到了报仇雪恨的这一天。
战败王耀武化名乔坤，透过这白毛巾，腿上贴着一张大膏药，一瘸一拐装着病人，由卫士乔玉龙护送着逃跑。
王耀武将所有的枪支弹药都丢弃了，只留下了金银钱财，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但他没有想到身上雪白的高级卫生纸和额头上因长久戴官帽而留下的印记“出卖”了他。
在审问之中，王耀武一直以标准的军人姿势站立着，从气质上看一点都不像常年经商的商人。王耀武越来越慌，前言不搭后语，双脚都开始打哆嗦，最终只好交代自己就是王耀武。
在华东局常委舒同面前，王耀武紧张而恐惧，说起内战之中的过往，一直强调自己是被动参加内战的，并且在济南之战打响之后，他并没有顽抗到底，虽然还能坚持几天，为了不让百姓遭更大的灾殃，他决定不打了，济南很多仓库他也并未叫人破坏掉。
王耀武向舒同竭力辩解，希望争取到宽大处理。舒同清楚他说的这些并不全是谎言，济南没有毁灭性的破坏。除此之外，王耀武在逃跑前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吩咐杀害关押在监狱里的200多名地下党，而是将他们全部释放，没有将事情做绝。
向舒同给王耀武讲了中共的政策，也答应王耀武会尽我方之可能找到他在南京的老母亲，给予照顾。
解放军高喊“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口号
向舒同交代完一切后，王耀武还是很害怕，他怕自己被杀头，就算这颗脑袋保住了，将来也是在“集中营”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被羞辱，被折磨。
他开始回想追随蒋介石这20多年之中的累累罪行，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精英人物”，带过大军，执行过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他杀害寻淮州，抓捕胡天桃，王耀武在军中的升职之路，踏着共产党的鲜血。
这个仇，共产党会放过他吗？王耀武每天胆战心惊。
舒同并没有为难他，还准许了他的要求，让他和国民党第九十六军中将军长陈金城和第十二军中将军长霍守义见了面。
陈金城是蒋介石的嫡系，王耀武的心腹，1948年刚刚被俘时成天在战犯管理所喝酒发酒疯，高呼“蒋介石万岁”，“王耀武万岁”。
霍守义原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国民党军队之中饱受“杂牌”的苦楚，为人处世非常圆滑，信奉“保存实力”，凡事都要犹豫再三，等到最后一刻在行动。八路军、新四军都与他有统战关系，他本来是有机会可以起义的，可惜一误再误，最终在逃跑途中被捕。
王耀武和陈、霍二人见面后整整聊了一天，中共方面没有在他们身边安排任何人员监视或者监听。
从这件事开始，王耀武渐渐放松下来。陈、霍二人也在王耀武的影响之下，下决心弃暗投明。
舒同特地设宴款待了王耀武、陈金城和霍守义，对他们的进步表示了肯定。王耀武迫切希望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他说可以劝以前的老部下起义或者投诚，争取立功赎罪。
解放战争期间，华东部队的俘虏管理机构多次迁徙，名称几度变更。不过王耀武的心理已经基本安定，生活上也是随遇而安。他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他很爽快地说：“假如以我今天的王耀武，在沈阳的话一定会像曾泽生将军那样起义。如果吴化文当时跟我打一声招呼，我也会跟着他起义的。”
当记者告诉王耀武，国民党中央造谣他已经在济南“壮烈殉职”了。王耀武十分愤怒，便有了开头去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之事。
王耀武被捕的报纸报道
王耀武在华东高俘团与李仙洲、马励武等同僚见面，华野一直对他们比较优待。淮海战役之后，同僚们越聚越多，1949年春节，王耀武有感而发，写了一副对联：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
横批是：你也来了。
这是王耀武式幽默，他知道解放军必将战胜国民党的军队，为蒋介石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官早晚会有一天和他们在战俘营相见。相比于蒋介石，他更相信共产党的宽大政策，相信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胸怀，在其他国际战俘惶惶不可终日，以为自己早晚会被“审判”、“枪毙”之时，他却相信，只要努力改造，就会有他重获自由的一天。
1951年，解放军官训练团从苏州迁移到山东禹城，此时王耀武、牟中珩、孙良诚这三个都曾当过“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国民党军官被编在一组。
牟中珩非常顽固，常常大骂训练团是“集中营”，还看不起王耀武发表广播，嚣张地说：“蒋介石等于我父亲，叫儿子骂父亲，我不干。”
牟中珩的言行让王耀武等大多数国民党战俘愤怒，训练团从不喊他们“犯人”，而是喊“同学”，他们可以自由学习讨论，也允许他们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们的伙食要比一般的管理干部吃得好，鸡鸭鱼肉虾是不间断的，还供应香烟和水果，他们也被准许去附近的街上自由购物，有病及时看病。
这一点王耀武感触非常深刻，有一次他高烧到40度，训练团干事徐东伦特地去看他，请医生用了当时比较贵的药物，王耀武很快痊愈了。
听到牟中珩口口声声说训练团是“集中营”，将这里和德国、日本法西斯的集中营相提并论，王耀武非常生气，狠狠批了牟中珩一顿，牟中珩无言以对。
王耀武获得特赦
王耀武在改造之中的表现比较好，一直和组织配合，经常在中队、大队，甚至在全团发言，还被指定为学习委员，负责全所各组的学习。在所有的战俘之中，他的心理是相对平静的，对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也不隐瞒，全都坦白。
跟随蒋介石的这些年所犯的种种罪行之中，他最难以释怀的就是对红十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的审讯和迫害。
1935年，时值严冬，胡天桃身上只穿了3件打着补丁的单衣，下身穿着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的两只草鞋颜色都不一样，干粮袋很旧了，里面只有一个破的洋瓷碗。
王耀武没想到一名红军师长会这么穷苦，和战士没有什么区别。他对胡天桃莫名产生了同情心，劝他投降，告诉他蒋介石会对他宽大处理，甚至重用他。
而胡天桃却说：“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无论王耀武用什么办法向胡天桃询问方志敏的下落，胡天桃都不愿意说。出于对胡天桃的敬佩，王耀武主动提出会保护胡天桃的家人。胡天桃对他说：“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牺牲了，但王耀武却不是胜者。胡天桃和王耀武的对话，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意志和决心，他的模样在王耀武心中铭记了几十年，也是王耀武兵败逃走前决定放走战俘的原因之一。
1960年10月1日，王耀武（左一）与溥仪（右三）等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留影
当他经过多年改造，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坦诚自己的罪行之时，他才长舒一口气，放下了这么多年压在心中的愧疚和罪恶感。没想到没过多久，王耀武被按上另一个罪名，让他有口难辩。
在锦州战役之中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经由组织最终交给了华东高俘团，材料检举王耀武就是“围剿”和杀害中共中央委员、工农红军著名将领方志敏的凶手。
王耀武心理压力很大，多次找到徐东伦说明情况。
范汉杰这份举报并非毫无缘由，国民党内部不少人都以为是王耀武的部队抓住了方志敏。当年的王耀武求官心切，默认了这种说法，其实方志敏确实不是他杀害的，当时的他正在和徐海东将军作战。
方志敏烈士（中）
王耀武说：“我罪恶很大，反共反人民，死不足惜。现在我在人民政府面前将事情说清楚了，我也相信迟早会水落石出的。不然我死了，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方志敏烈士如何瞑目。”
本来，王耀武澄清自己没有多大的指望，毕竟当时在国民党就是搞错了的，现在过去这么久，证据和证人要去哪里找？
没想到，有关部门最终将杀害方志敏的凶手在新疆缉拿归案，并且在报纸上公布，王耀武一看到报纸就忍不住欢呼雀跃，高兴地大喊：“共产党真伟大，把国民党时期弄错的事情都搞清楚了，佩服！佩服！”
在山东禹城度过了7年，1956年，王耀武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毛主席知晓王耀武在狱中的积极改造后，让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
毛主席的这句话让王耀武对将来能够被特赦充满了信心，他时时盼着能早日和妻儿相聚。
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员时期的王耀武
此时的郑宜兰带着和王耀武的几个孩子正在香港，他们非常谨慎，谨遵王耀武的话，从不敢暴露身份。郑宜兰想着赶紧将王耀武救出来，曾经上过两次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也就只能算了，毕竟有这么多孩子要养活。
就这样一直到1959年王耀武被特赦，周恩来总理询问王耀武家人在哪里，王耀武肯定地告诉周总理在香港。周总理亲自过问，答应帮助王耀武找寻家人。
不久后，王耀武和7个儿女联系上了，一家人还可以通信往来。
但听闻王耀武和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人获得了第一批特赦，并且在政府的关怀下自食其力生活，之前想方设法救丈夫的郑宜兰此时却不愿和丈夫重逢，刚刚联系上王耀武没多久，就提出了离婚。
关于郑宜兰坚持离婚的原因，沈醉曾经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之中提到过，说郑宜兰是在王耀武副官王相宾的保护之下前往香港的，带走了王耀武的所有财产。郑宜兰和王耀武提出离婚后，王耀武深受打击，导致半身不遂。
王耀武的女儿王鲁云否认了沈醉的说法，她说母亲一直没有改嫁，更不可能和王相宾在一起。郑宜兰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移居哥斯达黎加，一直到1981年病逝，都没有回国。
郑宜兰是个非常简单的传统妇女，她在香港一直被蒋介石派来的人洗脑，不敢和王耀武相聚。王耀武感激她养大了这么多孩子，但也伤感于她不信任自己，始终不愿和他见一面。
王耀武和郑宜兰的几个儿子都跟母亲去了哥斯达黎加，只有女儿王鲁云留在了香港。
在组织的安排下，王耀武见到了女儿王鲁云。王鲁云在香港得知父亲得了帕金森病，还给父亲带来了些好药，在北京陪了父亲一星期。
王耀武特赦后虽然有了正式的工作，也能和老战友们经常走动，生活充实，但身边没有亲人。在周恩来的关怀之下，1950年冬天，王耀武和一名教师吴伯伦女士结婚，两人婚后平淡而幸福。
王鲁云(中间)和四个女儿
2006年，王鲁云在斯坦福大学设立了“王耀武将军奖学金”，优先颁发给大陆的学生，其次考虑香港或者台湾的学子。王鲁云的女儿黄惠珍是山东省政协委员，王耀武的后人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替外祖父回报家乡。
王耀武是黄埔系第一个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省政府主席的人物，在山东长期流传着“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三李指的是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
当一名官运亨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在老家藏着拖拉机时刻准备着回乡种田时，当一名抗日猛将坦诚说出“我是反人民的罪人”之时，他会是怎样的心情？从王耀武被俘前的种种矛盾，和被俘后的种种进步来看，他并非一名头脑简单的武夫，因为看清了局势，看清了人心向背，看清了蒋介石的阴暗狠辣，所以被俘后几乎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不指望蒋介石的翻身，更不期待蒋介石会善待他的妻儿。
他一生有功有过，可贵在能迷途知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