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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为展现我国自1949年建国十年间取得的建设成就，党中央经商议后作出重大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大会堂。
次年9月底，人民大会举行了第一次国宴。来自北京各大饭庄的二百多名厨师和服务员，凭借着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出色的技能，圆满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
但令人疑惑的是，自那以后，大会堂的服务员再也没招过北京人。究其原因，局领导给出了四个字：“忍痛割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齐心合力 建成大会堂
1958年9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取得重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业已提前完成。值此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指示，要在北京修建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其中，人民大会堂是重中之重。
人民大会堂是一座功能性建筑，既是可容纳数万人的大礼堂和宴会厅，也是人大常委办公楼。党中央特别强调，要抓紧完成大会堂的修建工作，以便届时向世界各国的来宾展示我国的国家形象。
时间紧，任务重，接下这项重任的北京市委不敢怠慢，很快就开始部署工作。1958年9月10日，梁思成、吴良镛、张开济等30多名建筑设计师在收到加急文件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经过一番商讨，这些设计师做出了84个平面图和189个立体图。
后来，梁思成等人又基于8个综合方案，将那些图纸整合为一个方案。1958年10月14日，周总理前来审查，在得到总理的批准后，人民大会堂的修建也提上了日程。但在正式动工前，施工单位和设计师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选址附近的民房和单位的去向问题。
所幸，选址内的民众都十分理解政府的决定，拆迁和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很顺利。10月28日，施工单位进入选址，开始破土动工。为了完成这项浩大工程，所有人都铆足干劲，努力保证建设过程中出现差错。设计师们也发挥所长，积极为施工单位提供更好的改进意见。
不过，这其中有一点还要特别说明。如今的人民大会堂占地面积达17万平方米，但在设计之初，党中央给定的选址面积仅7万平方米。这并不是数据上的失误，而是周总理在和梁思成商议后，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
那时，为了更好的促成人民大会的建立，各领域的专家和机关集思广益，提出了三个方案。不同于前两个严格按照7万平方米设计的方案，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所呈交的方案面积多达17万平方米。周总理比较看好最后一个方案，但又拿捏不住，便询问了梁思成的看法。
“人民大会堂的整个建筑显得不够高大宏伟，尺度比例不好，令人感觉是‘小人放大’。”
不出所料，梁思成的观点和周总理是一致的。最终，他们敲定采用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方案，尽管仍存在问题，但总归让结构变得合理了。不久后的第二次讨论会上，设计师们又精进了方案，将上层中央大厅的空廊改成小礼堂， 用于演出和观影，可同时容纳100人。
与此同时，原定的大礼堂两侧也增加了8个会议室，替代了之前西南的两段空廊和圆柱。有人就宴会厅的设计提出“两边低、中间高”方案，但周总理并不赞同，表示可将墙顶和顶棚相交处做成“水天一色”。如此既能解决宴会厅顶棚过高的问题，还能优化宴会厅的外观。
不过，留给建筑单位和设计师们的时间仅有一年，若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消耗大家很大的精力。为此，众人都整日绷紧神经，为了赶工甚至顾不得休息。周总理很理解他们的焦虑心理，便提出“一年完成，五年检修”方针，这才缓解了大家的压力。
1959年9月9日，毛主席亲临人民大会堂视察，将其命名为“人民大会堂”。次日，人民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这支由各界精英组成的建筑大军，用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国建筑师上的又一成就。
对外开放 不断完善
不过，此时的人民大会堂仍不对普通游客开放，主要作用仍为国家机关的政治办公场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否对外开放人民大会堂再次成为热议焦点。与会的各位领导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赞成，也有人反对。这时，其中一位高级领导人提出了他的看法。
“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场所，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都是极其重要的。不过，为了密切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我建议在没有重大活动时，将人民大会堂面向各界群众开放。”
会议最终通过了这项提议，1979年1月21日，“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次年7月5日，大会堂东门的警戒护栏撤除，普通游客可进入其中游览拍照。据统计，仅开放的第一年，大会堂累计接待的国内游客总数，就已经高达1亿1千多万人次。
随着人民大会堂越来越受到民众重视，党中央又继续完善其功能。为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领导们立下了“五年内实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的目标。很快，人民大会堂开始施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又开辟了餐饮业这个新领域，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提供就餐服务。
不久后，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厅堂也开通了对外租借的服务。1991年，人民大会的营业收入额创下2亿人民币新高，领导们趁势而上，成立了“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这标志着人民大会堂全面公司化，而作为中央直属单位的它，对人员的筛选上也颇为严苛。
严筛人选 为何不用北京人？
人民大会堂的服务组编制约三百余人，每四年轮换一次。这些人来自于全国各地，都是在达到相应条件后，才被予以录用的。服务于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必须相貌端正，男性身高要在1米75至1米80之间，女性则要在1米65至1米70之间。此外，他们还必须经过政审。
不难看出，人民大会堂在服务员的筛选方面十分严苛。而即使能在数万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中的人也并不能因此松懈。他们要事先经过异常严酷的培训，掌握全部技能后才能真正走上岗位。曾在人民大会堂当过服务员的侯桂珍，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培训，第一项便是叠餐布。餐布的样式很多，有荷叶型、孔雀开屏型等等。第二项是托砖头，新人要用传菜的托盘举着报纸包裹的砖头，反复练习走线和站姿。可以说，它的技术难度比一般的五星级酒店还要高。”
不过，虽然培训的过程困难重重，但入选的每个人都十分努力，为自己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工作而感到荣幸。培训结束后，他们一般都会被分配到所在省份的省厅服务，但唯有北京除外。北京从来没进行过服务员选拔，这又是为什么呢？
或许会有人下意识的认为，这样的现象是地域歧视的体现。但实际上，领导们之所以不录用北京本地人，也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北京人离家近，不必非得等到逢年过节再和亲人团圆。虽然这是好事，但免不了会有别有用心之人泄露国家机密，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诚如文章开头的那位领导所言，此举一是为了照顾外地服务员的情绪，二则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表面虽毫无行动，但背地里却仍在想方设法的套取我国机密。因此，为了整体大局，领导们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数十年来，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们始终践行着“万无一失”的企业文化。当大会堂召开会议时，分布于大会堂各处的服务员随时待命，为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他们会及时为宾客指明卫生间的位置，如果碰上年长而行动不便的代表，他们还会主动上前搀扶，提供帮助。
据说每次会议前，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都会将桌子上的便签、铅笔等物摆成一条直线，椅子的位置和距离也要保持一致。为防止疏漏，他们会用一根细绳来进行检验，正是因为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才使得人民大会堂成为国家的最高标准，成为我国服务业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