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 花瓢白
编辑|Felicia
橘子长期置顶的微博有两个。一个是她开车去取快递的路上，看到的芬兰冬景。沿着那条雪花飞舞的小径穿行，一路上全是银装素裹的云杉，就像被遗落在人世间的“圣诞森林”，有一种朴素的梦幻感。
而另一个，就是她对自己的“洗脑帖”——严防对孩子进行负激励。这是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女儿到芬兰后，从当地学校学到的“正向思维”：在任何事情上，孩子做得好，就进行奖励；做得不好，就没有奖励，而不是扣分或惩罚。
比如，孩子晚上磨磨蹭蹭不睡觉，她不说“再不快点去洗漱，今天晚上的故事就要取消了哦”，而是说：“快点去洗漱，早点躺到床上，我就讲3本故事哦！”
这或许是橘子全家移居芬兰后，最重要的两件事：拥抱并赞美日常生活，以及让自己和女儿都成为更好的人。
橘子自称是一个“钝感人”。卖车卖房、离开北京到芬兰留学，都只是她“一拍桌”的瞬间决定，别人眼中那些“孤注一掷的勇气”，她其实懵然不知。
但是，橘子身上那些自我的锋芒，像刀尖一样锐利。她清楚地知道，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孩子”，举家移居芬兰更多是基于自己。她形容自己是一个“懒”人，是一个“不愿在孩子的学习上花太多精力”的人。
这样的“母亲”放在传统语境里，可能会被质疑，但橘子对此十分坦率：“选择芬兰，只是选择一个适合我生活的环境而已。我不觉得芬兰比中国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不对比’是我在芬兰学会的很重要的一课。”
把孩子交给一个自己喜欢的教育体系，然后更好地做自己，这跟爱女儿并不冲突。就这样，这位母亲在2020年12月，和孩子一起踏上了陌生的国土。
前往芬兰，一位母亲的决定
在前往芬兰之前，橘子曾度过一段兵荒马乱的日子。
那时候，她刚满30岁，和丈夫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小型公司，大女儿也才一岁。可正当她手忙脚乱地投入新手妈妈生活时，却意外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刚得知时，橘子整个人都崩溃了，经常在深夜痛哭，心里盘算的全是经济账：两个孩子上幼儿园得多少钱，换房子得多少钱……算来算去，橘子觉得自己在北京绝对养不起第二个孩子。但二女儿就这么来了，让这个家更加人仰马翻。
因为生育，橘子停工了近三年，公司经营也陷入停滞。正当他们犹豫着是重新创业还是去当打工人时，橘子偶然看到了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被芬兰的教育氛围深深吸引，当即拍板决定：前往芬兰，大人留学，小孩上学！
因为极强的执行力，在2020年圣诞节前，橘子一家真的移居芬兰。当时，她的大女儿4岁，二女儿3岁。尽管来之前，橘子已经对这个国度有所了解，但她没想到真正融入后，当地的育儿理念还是屡次让她感到意外，并让她不断反思母女关系。
比如芬兰的孩子们很喜欢“交互住宿”，就是互相到同学家吃饭和过夜。有一天，二女儿的好朋友Sarah要来，橘子就提前问对方妈妈：“Sarah对什么食物过敏吗？她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没想到，对方妈妈回复说：“不用担心她吃饭的问题，大部分时间里她什么也不吃。”
橘子感到很疑惑。结果到了饭点，她发现Sarah真的很抗拒吃正餐，站在餐桌旁愁眉苦脸，久久不愿意坐下。但一离开餐桌，这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瞬间活蹦乱跳，甚至还能表演一个单手侧空翻。
后来橘子发现，Sarah也不是什么都不吃，她喜欢吃一些零食和水果，更把牛奶当水一样喝。但她没有因此不健康，身高比二女儿还要高半个头，运动神经发达，性格也特别开朗。
这在一个中式家庭里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孩子不吃正餐只吃零食，妈妈们往往会特别焦虑，担心孩子会饿着，担心孩子的牙，担心孩子的身高……但在芬兰家庭中，妈妈会更尊重孩子的选择——如果孩子不想吃，那证明他暂时不需要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
母性是一种天性，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构造之一。在和芬兰家庭的来往中，橘子逐渐发现，当母亲也可以不为孩子吃喝拉撒的问题牵肠挂肚，母女关系也可以更松弛。
当女儿无缝接入“快乐教育”
芬兰的社会文化也在把橘子的认知一点点拓宽，比如她这些年在努力修正一件事：改掉中式家庭十分擅长的“打压式教育”，还有几乎与生俱来的竞争观。
有一段时间，大女儿在学习滑冰，每天回家都会高兴地报告进度：“妈妈，我可以在冰上站起来了！”“我今天在冰上转圈了！”“老师夸我了，所有同学都为我鼓掌，都觉得我是滑冰界‘大明星’！”
后来在某一个周末，橘子决定和女儿一起去滑冰，想欣赏一下传说中的“大明星”。结果一到滑冰场，橘子就傻眼了：天啊，这个小孩根本不会滑冰。
在橘子眼中，女儿只是穿着冰鞋在冰上“噔噔噔”地快速行走，丝毫没有“滑”的动作。一瞬间，橘子的中式教育“基因”被唤醒了，她急了起来，对着女儿猛一顿输出：“女儿你这样不对，你得站好了，身体半蹲，用另一只脚蹬着，然后滑出去……”
橘子忍不住一直纠正女儿的动作，直到后面才发现，女儿从最初想展示滑冰的兴奋，变成了不耐烦，再到最后脱下冰鞋说“我再也不想滑冰了”。橘子的脑子里突然“嗡”地一下：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一直纠她的错？为什么我潜意识里一直要求女儿“学会”？
也是那一刹那，橘子仿佛看见了芬兰“快乐教育”的具象化。在北欧人眼中，运动并不是为了迅速精通或去参加比赛、获得名次，仅仅是为了快乐，所以学校老师并没有急于灌输技巧，而是和大家一起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内驱力。
这几乎是一次“大脑爆炸”的体验，橘子当即跟女儿道歉。她慢慢理解，在芬兰的教育中，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只有“不同”。假如一个孩子学“1+1=2”三年都学不会，芬兰的老师和家长不会给他贴上“笨蛋”的标签，而是会想：“这个孩子不知道‘1+1=2’，但他知道别的吗？”
这也让橘子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两个女儿。大女儿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如果她要到同学家玩，致电家里只是“通知”，没等父母同意就挂了。
但二女儿不同，她是一个“把自己放得很靠后”的人，更会关照他人。她有一种能把身边人都逗得很开心的治愈力，全班同学都很喜欢她。橘子每天早上送她去学校，都会惊奇地发现同学们在门口排着队、张开双臂前来拥抱她，无论男女。
两个女儿性格差异巨大，但橘子觉得都很好，不以此来分高下，还常常会在中间做“和事佬”。
有一回，姐姐想要独自去玩，严词拒绝妹妹做“跟屁虫”，妹妹苦苦哀求，但姐姐也无动于衷。
橘子很羡慕大女儿这种坚决，觉得她很酷，但同时也很共情二女儿——她常常从二女儿身上看到自己，因为她也是家里的“老二”，小时候也是这样巴巴地求她的哥哥。
一开始，橘子会尝试拿糖和玩具“诱惑”姐姐，希望姐姐能带着妹妹。当她的“热脸”同样被“贴冷屁股”后，她只能选择尊重姐姐，把快要落泪的妹妹牵走，边走边对她说：“妹妹，我非常理解你，我的哥哥跟你的姐姐是一样的。你知道我的哥哥有多狠心吗？你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
不一会儿，二女儿就完全沉浸在妈妈的年少故事中，伤心也被转移了，两个“老二”开始“互相取暖”。
在学习上，两个女儿同样呈现巨大差别——姐姐是偏创造型的，妹妹是偏学习型的。有一回，妹妹过来说：“妈妈，我觉得姐姐特别会画画，我没有姐姐画得那么好。”
橘子就安慰她：“你也画得很好啊。不要和姐姐比较，你们都有各自擅长的部分。你看你每天都能让身边人变得开心，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你知道吗？”自那以后，妹妹很少再拿自己和姐姐比较，还常常回家汇报自己在学校如何很“聪明”地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
因此，橘子觉得很多所谓的“竞争”，可能只是一个被设定的圈套，或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环境。当大人把小孩硬生生“套”进去，这个圈套便永远存在；相反，如果不预设这一切，这些问题压根就不存在。
她首先是人，而不是谁的女儿或母亲
和女儿们共处的这些年，橘子觉得最舒服的母女距离，就是人和人的距离。“把她们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而不是‘我的女儿’。”
这也是她到芬兰之后意识到的一点。在这里，孩子们在学校不会叫“××老师”，而是直呼其名。即便遇到同学的爷爷奶奶也一样，不需要顾忌对方是长辈。
这和很多亚洲家庭形成强烈反差。刚留学时，橘子的老师解释芬兰语中的关系词，让大家写下家族成员的名字。橘子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爷爷奶奶叫什么。但她不是最夸张的，班上还有一个泰国同学，她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爸爸妈妈叫什么。
橘子深刻感受到这当中的文化差异和权力关系。在中国社会，人们习惯通过家庭关系来连接彼此，但在芬兰，从称呼上就强调了人首先是“自己”，而不是“谁的谁”。
这也逐渐改变了橘子对自己妈妈的认知。从小到大，她的妈妈都是个忙碌的生意人，是一个为了事业可以“六亲不认”的工作狂。
小时候，她总觉得自己被忽视，但如今，她开始理解妈妈的“非传统性”：妈妈在那样一个不太开放的环境中，拼尽全力做自己的事业，个人意志如此强悍，没有被社会文化裹挟和吞噬，也没有变成社会构造的母亲的样子。
自那以后，每当妈妈带着歉意说自己“是一个失职的妈妈”时，橘子都会对她说：“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妈妈，你只需要成为最好的自己。”
成为母亲后，橘子也重新理解了“女儿”这个身份。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非常像妈妈，“野蛮”生长，也不恋家。自2020年出国后，橘子三年多没有回家了，只是偶尔会和妈妈打视频电话。
她也觉得自己和大女儿的关系，很像自己和妈妈的关系——当初她告诉妈妈自己要移居芬兰，就是一种“告知”，而非商量。
妈妈没有表示支持或反对，只是询问了具体计划，也没有当面表示担忧。直到橘子移居芬兰的第一年，某天晚上，妈妈在电话里聊着聊着就哭了，因为她和一个客户聊天得知，客户的女儿在美国十年没回家。于是她问橘子：“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在橘子的记忆中，妈妈少有这样真情流露的时刻。每次回望童年，橘子都觉得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太少了，彼此之间很少开口表达爱。有了孩子后，橘子在尽力弥补这种缺憾，每晚睡觉前，一家四口都会紧紧拥抱在一起，使劲地感受对方，哪怕只是简单说一句——
“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可爱吗？我真的太爱你了。”
内容：花瓢白
编辑：Felicia
排版：杨盼盼
题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