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般的存在”，面对每一次时代剧变，敢在其中与命运抗争的，又有几人呢？
有这样一个人，15岁加入中共地下党，21岁成为医学高材生还精通英德俄三国语言，25岁被打成“极右分子”，而后沦为阶下囚，因不服文革判决，从1969年开始了14年越狱生涯，流亡整整3万里，最终奇迹般地活着熬到了平反昭雪。
如若没有这些磨难，他注定会成为新中国医学领域的又一翘楚，奈何命运磋磨，徐洪慈也成了人们眼中的“中国最硬骨头”。
正所谓“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磨难尽头，徐洪慈依旧保持着一片爱国赤诚，虽说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去，他的故事依旧值得聊上一聊。
1933年生于上海，新中国成立之际，徐洪慈正值意气风发的年纪，就在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深造之前，他不但是华东局的青年干部，还在20岁参与全国青代会时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可想而知，成为医学高材生后，无论是政治觉悟还是专业素养，他都是同龄人望其项背的存在，自然也被寄予厚望，偏偏这一切的美好都在1957年后被打翻在地。
当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民众大鸣大放之后，徐洪慈也与同窗们积极响应国家及学校的号召起草了一份意见书，从各个方面提出了51条意见。
任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因为这份诚心诚意写出来的意见书，徐洪慈从先前积极上进的典范医学生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学籍还不算，又被关押至安徽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
本以为这场风波能够很快结束，即便他在接受改造过程中努力表现，学校那边根本就没有接收他回校继续学业的打算，深感绝望之际，徐洪慈开始与命运展开抗争。
1958年末，短短1个月时间里，他先后尝试越狱3次未果，最终在云南泸水被捕之后因“越狱、非法越境”两项罪名获刑6年。
从那之后，徐洪慈所到之处都会将他视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对此，他选择沉默也不屑于争辩，就在被关押到大盐农场后，管教王金如将他调到了医务室协助工作，这份知遇之恩温暖了他的心。
“我再也不逃跑了，6年就6年！”
1965年，本应刑满释放的徐洪慈再度被命运开起了玩笑，因为政策原因，狱方通知他还要继续留场改造，深受打击之余，新来管教毫无人性的“思想改造”再度燃起了他心中的怒火，也为后来的越狱埋下伏笔。
十年动荡来袭，已然付出惨重代价的徐洪慈居然又一次成为批斗对象，数次万人批斗大会上的受尽屈辱与殴打让他第一次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滋味，最终再度获刑20年。
谁能想到，仅是一篇响应号召写下的意见书，居然会让一位有志青年最美好的人生年华耗尽在监牢之中，他的冤屈没人理会，所有的抗争都成了大逆不道，他也成了世人眼中十恶不赦的罪犯。
在丽江五零七农机厂这座重刑犯监狱里，狱友的生活难题总能在他的帮助下解决，凭借自己的足智多谋，徐洪慈渐渐有了不小的威信，这样的情况却在无形中触怒了监狱长李德荣。
1969年，狱方在起草服刑情况汇报文书时，居然无中生有地将给他扣上“组织犯人集体暴动越狱”的罪名，此举无异于落井下石，对于徐洪慈而言更是罪上加罪，在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他极有可能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好在，因为一位知情狱友的暗中报信让他事先得知事态严重性，因为先前越狱失败的教训，徐洪慈开始了更加严密的计划，最终不但成功越狱还在回京看望母亲后开始自己3万里的流亡生涯。
1972年9月10日深夜，一路北上的他来到蒙古边防后被逮捕，不幸中的万幸，当时的蒙古刚刚通过法案，未经审判的越境者不必马上遣送回国。
就这样，徐洪慈在蒙古接受审讯后也将自己先前被冤枉的遭遇和盘托出，也因此摆脱了间谍嫌疑，虽说他拒绝了蒙古法官提出的“透露中国经济、华东局工作等情况”的要求，还因此获刑1年，刑满释放之际，他至少能在异国他乡艰难生存，静待祖国时局好转。
一番抗争下来，这位曾经前途无限的大好青年已经步入中年，直到21岁的女护士奥永的出现，让40岁的徐洪慈感受到了难得的人间温情。
两人不顾世俗眼光组建家庭又养育了2个孩子，为了妻儿以及国内家人的安危着想，徐洪慈一直低调生活着，直到1981年，老母亲在来信中告诉他，上海第一医学院已经为他的右派问题进行平反。
此后的母子俩不断写信申冤，就在云南方面因他越狱一事坚决不予平反之际，徐洪慈直接向中央鸣冤，最终于1982年6月得到彻底平反。
那一年，以偷渡形式来到蒙古的他被告知可以正常回国，面对蒙古见风使舵下的强行挽留，徐洪慈没有犹豫，在妻子的帮助下拿到护照，随后带领妻儿回到上海。
一场整整持续25年的含冤历程，最终以他成为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高级讲师收场，此后多年，他以坦然的方式与过往的人和事一一和解，最终在拿到老干部离休证书后第3天病逝。
后人将这段奇闻轶事称作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可唯有历经磨难的当事人才知道这其中的艰辛、磋磨、绝望，笔者从不歌颂苦难，惟愿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