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阵》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于1939年2月16日创刊。此后，《笔阵》曾三度休刊、三度复刊。1941年11月20日，是其二度复刊，出版新一期，厉歌天主编。从新二期起，由叶圣陶、牧野（厉歌天）主编，1943年4月15日出至新八期休刊。1943年1月15日出版的新七期，头篇文章是茅盾的论文《“诗论”管窥》，刊末还登载了一封茅盾给牧野的回信。经查，新旧版的《茅盾全集》和《茅盾年谱》都没有提及此信，应当是佚信，其内容如下：
牧野先生：
十月二十七日手示奉到多日，乃因筹备赴渝，琐事丛杂，遂迟作答，殊为歉仄。《笔阵》昨始收到新五期，拙作《桂林通讯》等二稿蒙刊登新六七期，甚感，惟稿酬所不敢受。此因该二稿已在此间出板（按：原文如此，下同）之人世间及诗创作中先登出矣，该二期刊皆为在月初出板者。此事应当向先生略加说明。两稿先后寄给盛亚兄后，弟处本留有底稿，后此间友人索稿，见此二篇，询知为《笔阵》写，而《笔阵》则此间无代售，不可得见，遂谓两用无障，拿了去付印。当时弟因借此了却一事，轻减负担，固所乐意，且意谓《笔阵》出板在前，发行不及桂林，该二刊出板必后，发行不限于成都，似乎两不相碍。不料《笔阵》因印刷关系，出板反后，则该二刊先已在成都市上发见而《笔阵》登此二稿遂形同转载，此为弟所对不起《笔阵》者，稿酬自不宜再受。惟既已汇来，退回反多周折，故一面弟即收下，一面请叶圣陶先生代弟归还《笔阵》，附致圣陶先生一信，即祈代交，并与面洽为荷。弟赴渝后当续为《笔阵》再写，并望不再闹此种纠葛。盖此间文艺刊物多至十二种，一家应酬一篇，已索十二篇，弟文思迟拙，实在应付不开，而索者又颇韧性，故有上述之事，日内即赴渝，余容后详，即颂
日祺
弟雁冰启 十一月二十二日
茅盾的写信日期较易确定，为1942年11月22日。当时他尚在桂林。
需要略为说明，这封信迄今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客观原因。笔者查阅了六本不同来源的《笔阵》新七期，发现只有两本的目录中有“茅盾先生来信”这个标题，另外四本则没有。除此以外，其他篇目一样，只是页码稍作调整。就是说，新七期实际上存在两个版本。——目录中有“茅盾先生来信”那一版的封面的上下两边及木刻画呈现金黄色，另一版的封面的上下两边及木刻画呈现墨绿色。前者的发行量应该少于后者，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封信被后人注意到的概率。
《笔阵》新七期的黄版与蓝版，图片均来自“杂书馆”
这封信，对了解茅盾旅居桂林时期的创作和发表情况很有帮助。牧野在10月27日的信中，告知茅盾的《桂林通讯》等二稿将刊登于《笔阵》新六期和新七期，并且汇来稿费。茅盾在回信中，对此表示感谢，却婉拒稿费，并说明情况。原来，两稿先后寄给刘盛亚后，又被桂林本地的友人索去发表。茅盾本来以为，《笔阵》会先行刊出，不料因印刷关系，出版反后，被它刊捷足先登，造成“《笔阵》登此二稿遂形同转载”的局面，让他感到对不起《笔阵》。不过，茅盾信中称《笔阵》“发行不及桂林”，似乎有误。因为新三期、新四期的经售者之一即为桂林的集美书店，新五期则改为桂林的三户图书社。茅盾在处理稿费问题时，不直接退回，而是写信给故交叶圣陶，代他归还给《笔阵》，还说以后会继续投稿给《笔阵》。当时的桂林，用茅盾的话来形容，就是城市不怎么大，“文化市场”倒是特别大，据闻书店出版社将近七十家，短短一条桂西路，是名副其实的书店街。因此，身为名作家的茅盾，难免成为编辑的“重点照顾对象”，信中说“已索十二篇”。他将两稿交本地友人去发表，实乃无奈之举。想不到又出纰漏，欠下新的人情。
所谓两稿，即《雨天杂写之四》和《“诗论”管窥》，分别发表于10月15日出版的桂林版《人世间》第一卷第一期、10月30日出版的《诗创作》第十五期。茅盾后来在其回忆录里，专门谈到“我还被《诗创作》的主编胡危舟高明的逼稿手段逼出了一篇《‘诗论’管窥》”，“凤子接编了上海迁来桂林的《人世间》也要我支持”。由此可见，信中的“友人”是胡危舟和凤子。不过，回忆录里所称的《“诗论”管窥》是被胡危舟逼出来的，对照信中内容，是不确的。
《雨天杂写之四》写于6月27日，《“诗论”管窥》写于8月23日。那么，茅盾先后寄给刘盛亚的日期也应该相距不远。再来看前几期《笔阵》的出版时间：新一期1941年11月20日就已出版，但新二期却延迟到1942年5月1日方才出版，中间居然相隔半年之久，新三期6月1日出版，新四期又到8月20日出版，至于茅盾信中提到的11月21日才收到的新五期，是10月15日出版的。最理想的状态，两稿安排在新四期、新五期，就不会让茅盾本人难堪了。但《笔阵》出刊的时间如此不稳定，势必造成以往稿件的大量积压和延后发表。在新二期的“编后杂记”里，就有这样一段话：“这一期总算是出版了，不过，除了《查太顿的悲哀》之外，大部分没有照预告的文章排出，原因：这刊物太难出了。同时我们也感谢孟超先生没有索回《查太顿的悲哀》底厚谊。”据牧野回忆，因为经费紧张，人手不足，《笔阵》的出刊一直存在很大的困难。再加上蓉、桂两地沟通不畅，最终《雨天杂写之四》刊登于11月15日出版的新六期，而且题目在目录中改为《桂林通讯》，在正文里又作《桂林通讯（雨天杂写之四）》，《“诗论”管窥》则发表于新七期。公允地说，发稿延期，《笔阵》编辑部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茅盾的两篇稿子，都是寄给刘盛亚，说明两人交情匪浅。刘盛亚曾是文协成都分会的理事，常在《笔阵》发表文章，还协助牧野组织稿件。刘盛亚在德国留学时，好友周文就曾向茅盾推荐过他所译的托尔斯泰的《幼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盛亚回国，辗转来到成都。在周文的鼓励下，他写出《德国文艺之鸟瞰》，寄给香港的《文艺阵地》。不久，刘盛亚收到茅盾的信，说明要用这篇稿子，并希望他继续写些德国的情况。于是，刘写了“卍字旗下”的第一篇《民间纪事》。此后，继续写出其他篇。其后是《小母亲》。后来茅盾去新疆，经过成都，在开明书店停了几个钟头，想和刘盛亚见一面而不得，还给他留下了一张名片和铅笔的字条。从兰州，茅盾又寄来一信。此后，刘盛亚常常向茅盾请益。因此，他为《笔阵》来向茅盾约稿，合情合理，成功率也高。
茅盾写信时，已经在筹备从桂林去重庆。早在1942年5月初，蒋介石就派刘百闵来桂林，邀请由港归来的文化人士去重庆。茅盾迟迟没有答应。恰好当时叶圣陶也来桂林，7月初刘百闵还委托其向茅盾等人劝说。到10月底，茅盾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去重庆。但是，他“除了买米的钱，身上并无余款”，不得不设法筹措旅费。他在信的开头说“乃因筹备赴渝，琐事丛杂”，其实是在为填补腰包，抓紧时间编几本集子。一本是《见闻杂记》，一本是《白杨礼赞》，另外一本《茅盾自选短篇集》则没有通过审查。因此，笔者冒昧揣测，茅盾收到牧野寄来的稿费，没有立即退回，恐怕也有急需用钱的考虑。《笔阵》的稿费大约是每千字十五元至二十元。
关于《雨天杂写之四》，还需要多说几句。新版的《茅盾年谱》称：这篇文章“后收入《时间的记录》，改题《雨天杂写之一》”。后面还对文章内容作了概述。此处有误，应该是改题《雨天杂写之三》。改题《雨天杂写之一》一文的出处，来自1943年4月1日出版的桂林版《人世间》第一卷第四期，原题为《雨天杂写之三》。《茅盾年谱》里的内容概述，也就文不对题。究其原因，是李标晶和王嘉良主编的《简明茅盾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的类似表述被移植过来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