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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历时十年后，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落成，引来无数游客前来瞻仰。
然而建造之初，纪念碑的碑文曾引起众人的不断争论。最终毛主席的一句话，才将此事一锤定音。那么，毛主席到底说了什么呢？
审议通过 做足准备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召开在即，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各代表参与并讨论了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也提及到了革命先烈的纪念方式问题。经过商讨，大家一致同意建造人民纪念碑，以此来作为纪念。
从列强纵横的民国年代，到见证红军成长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的不断更迭离不开无数革命先烈的前赴后继。是这些英雄让中国走进黎明，因而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他们付出最好的纪念，也是对革命胜利成果的见证。
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后，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准备工作也提上日程。首先是纪念碑的选址，有人提议定于首都北京的东单广场，广场规模足够庞大，人们也能第一眼看到。也有人提议建在八宝山，毕竟那里也是烈士们的“家园”。
每个人提出的想法都很好，但纪念碑是关乎国家形象的“明信片”，即使是选址这种小事也务必要反复权衡，综合多方因素才能确定。最终，周总理秉持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人民英雄纪念碑将建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我国即将举办开国大典的地方，历史又极为悠久。选在这里修筑人民英雄纪念碑，自然是再合适不过，而且，这里还挂有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如果将来有外国友人来访，他们既能领略人民领袖的风采，也能缅怀革命烈士，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选址算是圆满解决，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让谁来设计、如何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事关重大，在周总理“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批示下，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面向全国发起征集。引发了社会上的巨大轰动。
国家要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缅怀英雄，是国内的各界人士心头都牵挂的头等大事。交设计稿的有国内各建筑单位的专业人士，也有教师和普通群众，人人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不止是国人，海外华侨也颇为重视，其中尤以华侨领袖陈家庚最为热心。
陈家庚祖籍是河南固始，年轻时为了经商远赴海外，彼时已经是海外华人中的代表。得知祖国要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后，他激动难耐，当即就组织同胞们绘制图纸，研究设计方案。据说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处交稿时，陈家庚等人还花钱做了个水泥柱头的模型作为参考。
陈家庚
至1951年，北京方面共收集各地设计方案达140余件。至指定交稿最后截止日期，全国共有240余件设计方案交到了北京。为节省时间，中共中央成立了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担任主任、设计师梁思成担任副主任，从众多方案中遴选最合适的那一套。
遴选最佳方案的过程漫长，委员会也为此几度发生争论。一部份人认为纪念碑应侧重于石碑整体，雕塑则作为陪衬附着在纪念碑外围。另一部分人的想法与此相反，更注重雕塑的外观设计。最终，委员会选出8套方案，但仍有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将这些方案合为一体呢？
原来，经过委员会成员们的观察，这8套方案都各自有着不同的歧义，只选其中一种的话，并不能全面概括革命先烈的所有事迹。经过反复商榷，梁思成提议在纪念碑主体的底部雕刻一组浮雕，用八个不同的历史场面来体现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历程。
正式开工 认真以待
至此，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告一段落。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处正式开工，由早年曾在法国学习过雕塑的刘开渠负责浮雕设计工作。刘开渠虽能力突出，但自感能力有限，又从全国招来了100多个专业人才，协助他一起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
浮雕图案是要凸显我国革命历史的，意义重大，刘开渠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浮雕图案，他不分昼夜的泡在书海中翻阅资料，最后向中央上交了自己的初稿。党中央收到后先是预选出十余幅作品，随后又安排中国科学院的范文澜带领小组审核、甄选和评定。
刘开渠
有人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既然是为了纪念英雄，那浮雕内容就应以领袖人物为主。但范文澜却觉得不妥，《虎门销烟》里的林则徐，还是《太平天国》里的洪秀全，这一类都是已故的名人；而《抗日战争》、《胜利渡长江》里的人物大多还健在，总不宜将他们等同而论。
要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缅怀的是牺牲的革命先烈，来参观的人们也都是拿着花篮的。如果将花篮献给还健在的领袖人物，是否会有失妥当？因此综合考量，范文澜认为浮雕内容更适宜以群体像为主，这样既能形象的向参观者展示历史，整体风格也能和石碑愈发契合。
这便有了国人如今看到的浮雕图案，它们分别为：《虎门销烟》、《太平天国》、《武昌起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胜利渡长江》。浮雕内容、画稿拟定后，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实际雕塑环节了。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内容要形象，碑体的建造过程也绝不能含糊。刘开渠带领众人去各地考察雕刻艺术，同时也认真挑选者合适的碑心石。碑心石质量的好坏，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质量，同样关乎着国家形象。
与此同时，兴建委员会也广泛召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地挑选了不同的石料进行对比。经过反复讨论和挑选，委员会最终确定以花岗石为人民纪念碑的碑心石。这款石料质量上乘，颜色适中，用来做碑心石正合适。至于浮雕部分所用的材料，则为汉白玉矿。
然而，另一个问题也摆在了兴建委员会的面前。花岗石的原产地位于山东青岛，汉白玉矿的产地也远在北京房山。在那个交通不算发达的年代，要想一次性运来大批量石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委员会做足了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兴建委员会面向全国发出通知，从民间挑选了一群技艺精湛的石匠。虽然他们的能力都很出众，但委员会的众人并未因此松懈。为了避免因风格不同出现混乱局面，委员会对这些石匠进行了统一培训，还带着他们练习了很多遍，这才让每个人的风格都趋于一致。
其次，在运输石料方面，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石料的完整性，避免发生浪费，开采工人们对石料进行了多次再加工。1953年7月，300吨的石料从青岛浮山大金顶被开采出来后，工人们将其表面磨平，将石料整体减重到280吨。运至半山腰后，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加工。
第二次加工过后，这块大石料的重量减至102吨。1953年8月19日，七千多名工人将这个“大块头”从车站运往青岛市区，前后总历时长达30天。又经过十几天的辗转，石料被送上火车，于同年10月13日运抵北京前门西站。三日后，石料终于顺利抵达天安门广场。
值得一提的是，从前门西站运往天安门广场中，12名工人采用的运输方式十分巧妙。他们将钢管交替着铺垫在石料下方，缓慢滚动着往前推动。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周总理还在人民纪念碑落成当天亲自接见了他们。这实属是劳动人民的殊荣呀！
碑文揭晓 伟人远见
就这样，在石匠们热火朝天的劳作中，花岗石和汉白玉相继到位，紧张忙碌的纪念碑修建工作也步入正轨。经过无数次的打磨和加工，这块重达102吨的石料最终数据确定为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度1米、两边厚度0.8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战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工作终于来到最后一步。那么关于纪念碑的碑文，采用什么样的内容才最能代表中国的革命历史呢？对此，有人提出在上面题写“中国共产党英烈”，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严肃的批评道：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重点突出人民英雄的，不能提及中国共产党！”
在毛主席看来，我国革命的胜利是由全体中国人民创造的，是无数革命英烈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漫长的历程中，所扮演的只不过是幕后领导者的角色，功劳远不如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怀着这样的心情，伟人提笔写下了那著名的150字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入门级副组长和人民革命中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十四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主席亲笔题写的这百字碑文，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历程。第一段碑文中的“三年”指的是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为了建设新中国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的革命斗争。对于在此期间牺牲的所有革命人士，理当被后世作为人民英雄永远缅怀。
第二段碑文里提到的“三十年”，指代的则是1919年到1949年时期，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众多心怀热忱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各界爱国志士，为了革命胜利牺牲自我，他们的努力奠定了新中国的根基，国人不应忘却他们的无悔付出。
最后一段碑文里提到的“一千八百四十年”，指的是从公元1840年起，西方列强以鸦片战争为导火索，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入侵行为。从慨然赴死的“戊戌六君子”，到宁死不降的我国高级抗战将领张自忠，每一个为人民自由献出生命的人，都是中国人心中的人民英雄。
碑文虽然字字没提中国共产党，但却无不体现着毛主席作为共产党领袖的谦虚和伟大。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他带领共产党为民众闯出一条光明大道，用高远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军事能力为人民带来了幸福的新生活。这样胸怀博大的毛主席，如何不令人深深感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