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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图片来自网络

宽容是个美德,但过于宽容,就会使大部分犯错者、犯罪者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会对规则或者道德更加无视起来。换句话说,当犯错者或者犯罪者在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就被受害者大度宽容,那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次的犯错或者犯罪。

笔者啰嗦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和军头们之所以敢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各个派系之间蹦来跳去,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究其原因,无他,就是他们为背叛所付出的代价太低了。

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说起来都是一家人,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诞生了,它,就是北洋军事集团,史称北洋军阀。

在广义上讲,北洋军事集团涵盖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系统,像在遥远的广西和云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也属于北洋系统,例外仅有一个,那就是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从狭义上来说,北洋军事集团应该主要包括段祺瑞代表的皖系、冯国璋代表的奉系和张作霖代表的奉系。这三个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都出自北洋,要么是同学、要么是袍泽,都是像当年躺在一个大通铺上的弟兄,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有的仅是利益上的冲突而已。在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互相会大打出手;没有利益冲突之时或者利益划分好了,则可以坐在一起吃吃喝喝。即便有些小矛盾,那也不至于打生打死。

到了北洋的后期,也就是曹锟、吴佩孚和张作霖掌权的时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第二次直奉大战时期,直奉两军即将开战,高级将领们却仍在北平的六国饭店推杯换盏,互相之间频频举杯互敬,一团和气,这哪里有打仗的样子?看得张学良连连摇头。

在这些将领们眼里,没有主义,只有利益。即便打败了又能怎么样?充其量就是换个主子效力而已,还不都是北洋的?因为在当初,北洋的高层们曾经约法一章,那就是打仗可以,但是对于被俘或者投降的将领一律不得伤害,除非就是倒霉在战场上挨了枪子或者炮子。没有了死亡的威胁,这些大小军头们还会害怕“倒戈”?

也有例外,那就是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帅,他在俘虏了张宗昌的部将施从滨之后,不仅没有按照潜规则行事,反而是对施从滨行使了斩首之刑,并曝尸三日。而孙传芳呢?由于坏了规矩,在失败后虽经百般努力,却再也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其中固然有着大势不再的成分在内,但北洋圈内的人再无一人肯相信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毕竟,你一次坏了规矩,谁还能保证你下次不再坏了规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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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冯玉祥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快速取胜,关键在于冯玉祥发动的政变。从性质上来看,这次政变是积极的,是革命的。它彻底完成了辛亥革命“赶走皇帝”的任务,铲除了封建帝制复辟的祸根,并且使窃取了政权的段祺瑞根本无法完成北洋政府的职能,从而促进了北南双方革命力量的增长。

从实质上讲,这次政变其实已经在根子上推翻了北洋集团,像张作霖等人其实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北洋集团的嫡系;吴佩孚虽然是北洋的嫡传,但已经偏处一隅,影响力已经无法波及到全国;孙传芳虽号称“五省联帅”,但资望都不足以支撑起北洋,因此说,到了此时,北洋其实已经亡了。

冯玉祥此次政变虽然是革命的,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却留下了三个祸根:

其一、随着北洋军事集团的垮台,原来那些受到约束的各路军头们失去了约束,开始自行其是起来。有能力的独树一帜,没能力的投靠有能力的,谁给的官大跟随,谁给的钱多跟谁,为了生存,他们不顾一切。而那些还能被称为军阀的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不断对这些军头各种许愿,分化、瓦解、收买各种手段齐出,也变相的助长了“倒戈”的风气。使得各路军头们认为,“倒戈”好像是个时髦的事,不仅不被视为背叛、不仅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反而走到哪里都受到重视,视为座上宾。既然背叛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那谁还要做那个忠心的人呢?由此,大范围的“倒戈”现象开始了。

其二、冯玉祥在政变之后,虽然没有得到最高权力,但毕竟从军头变成了军阀。虽然说,这种政变的行为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但毕竟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事情往往第一次是最难下决心的,可是当有了第一次之后,其行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反而在实力上又更进一步,那以后的行为自然是肆无忌惮起来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是这样,坏的也同样是这样。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各路将领的“倒戈”次数是最多的。像西北军帐下的韩复榘、石友三等人都是反反复复多次,而且他们付出的代价都极低,如石友三,每次“倒戈”之后向冯玉祥唯一的道歉方式就是跪地抱着冯玉祥的大腿大哭,而冯玉祥呢,则是一脸笑容的扶起,不仅没有任何处罚,反而是仍然重用。这其中固然有着冯玉祥想要利用石友三来为自己卖命的算计在内,但对外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背叛无罪,实力有理。只要有了实力,那背叛就不会付出任何代价。

其三、正是因为有了“背叛无罪,实力有理”这种不良影响在先,那自然就有了保留实力的做法在后。

无论是在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各路大小军头最在意的就是保存实力,也因此在战争中不肯卖力,望风而逃的情况比比皆是。

在他们眼里,只要有了实力,那就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事实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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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像西北军,在抗战时期涌现的汉奸伪军最多,这一方面是根不好,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背叛无罪,实力有理”的潜规则。

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的时候,日本已经知道单凭自身的实力是根本是无法征服中国的,于是就把目标盯上了那些军头。而这些军头则发现,本来在军阀混战时期生存的法则在日本人这里竟然也好用,于是,大范围的投降潮又开始了。

抗战胜利后,这些汉奸伪军们则又摇身一变,凡是手里握有兵马的,几乎都没有受到清算,像孙良诚、庞炳勋等人就是如此。而那些仅有虚名而无实际兵马的,则都是处死,如齐燮元。

其实,蒋介石是深知这些军头们的心理的,也深知“背叛无罪,实力有理”这个潜规则的害处。但其一,他是从中受利的。他就是通过迎合了这个规则而在中原大战中取得了胜利,才奠定了他在民国时期的统治地位;其二、他也想把这个“毒瘤”给去除掉,因此每逢战事,他总是尽可能把这些部队派到一线作战。可这些军头们也不傻,要是部队打没了,他们拿什么当师长、军长?当没有了实力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命运用脚都能想得出来。因此,我们在民国时期的历史记载中每每就会发现XX部保存实力,不战而溃的记载。

这种现象本来是集中出现在以北洋军事集团派生出来的军阀和军头之间,发生的主要地区是在中原一带。可是由于这种思想太过于“得人心”,很快就在全国的军事系统中蔓延开来。

在当时,最著名的军校有两所,一是南方的黄埔军校,另一所是保定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培养的军官生们还未成长起来之前,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撑起了当时中国军事系统的半边天。

在北洋初期,这些在日后叱诧风云的人还都是学员或者下级军官,但在北洋后期乃至于中原大战期间,这批人绝大部分都是军、师级将领,他们这批人虽然守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军事思想的教育,但是前辈们那些做法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毕业后,一批人跟着老前辈亦步亦趋,把这套“背叛无罪,实力有理”的规则学了个十足十,而那些分散回各自家乡的保定军官生们,则把这个“好传统”带回到了家乡。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川军。

在川军中分为三派,一派是以邓锡侯为代表的保定系;一派是以刘湘为代表的速成系;还有一派是毕业于保定军校但却和速成系的刘湘是叔侄关系的刘文辉。

川军中的“倒戈”又和中原各路军头的“倒戈”不同。虽然说,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为了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又和川外的军队不同。川军各部之间最大的矛盾是出川还是不出川的问题。以速成系的领袖刘湘的态度来说,守住四川比什么都强,何必要插手川外的事情呢?而以邓锡侯和刘文辉等保定系的人来说,他们的同学在川外叱咤风云,早就惹得他们眼红,都想出川来搅动风云。于是,大战爆发了。但是,按照川军将领的话来说,打仗归打仗,可是肉都烂在锅里。别看今天打生打死,到了年节,大家还是要坐在一起团圆的,像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川军的内战很有一些北洋初期的气象。同样,川军将领的“倒戈”也就是左手换右手,只要是利益到了,那就啥事也没有了。

难道就没有例外吗?说起来还真有,那就是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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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竑 图片来自网络

在新桂系的三巨头中,除了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外,白崇禧和黄绍竑都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按理说,白崇禧和黄绍竑还是应该继承了北洋老前辈们的作风的,但是,却因为有了李宗仁在,新桂系的历史上绝少发生“倒戈”事件。

李宗仁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从不说假话,而白崇禧则是个狡诈的人,从不说真话,这可不是笔者说的,而是国民党大佬们给的评价。

由于新桂系有了李宗仁这个老实忠厚的人在坐镇,他本身又对这种“倒戈”现象深恶痛绝,因此,不仅新桂系自己很少“倒戈”之事,连分化瓦解对手的事情也很少去做。这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吧。

也因此,新桂系的内部相对于国民党其他派系是比较团结的。连蒋介石都对新桂系的这种团结很无奈,因为新桂系在最凄惨的时候,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可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背叛。

随着北洋军事集团的倒塌,各路军头失去了约束,派系开始由大变小,由过去的直系、皖系分化为奉系、西北军、晋系、川系、粤系、新桂系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有了派系的存在,那自然就有了利益上的摩擦和冲突,而那些小军头们则专门是吃“派系饭”和“摩擦饭”的,只要有了派系和摩擦,他们就有了生存的土壤,同样,也涌现出了像何成浚等一批专门会做、能做分化、瓦解、拉拢军阀们之事的人。

可是,当各路军阀和军头们为了利益而在进行分化、瓦解、厮杀、“倒戈”的时候,我们的大中华早已经是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了。

因此说,莫要过于大度,莫要过于宽容,大度和宽容虽然都是美德,但要是过度,很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君不见,当日寇投降之时,蒋介石所谓的“以德报怨”吗?

这种大度和宽容,要不得!

最后,让我们以孔子的话来结尾吧。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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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和白崇禧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