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周恩来的遗物里，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周恩来与张云逸等人的一张合照。
这张照片的背面，是周恩来的题词：“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左起：张云逸、周恩来、孔石泉
周恩来曾经说过，劳山遇险是他人生中最为危险的一次。而在历史档案里，周恩来的劳山遇险也被称为“中共历史中领袖人物遭遇暗算的最为凶险的事件”。
这次凶险刺杀发生在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安全撤离，全靠着警卫人员的拼死保护。而那些勇敢的战士们，在殊死搏斗之后几乎全部阵亡。
刺杀行动因何而起？是谁策划？由谁实施？有多凶险？幕后真相究竟如何？
1937年对于中国而言，已到了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
就在周恩来劳山遇险之前的4个月，张学良与杨虎城于临潼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与杨虎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以周恩来为代表，前往西安从中斡旋，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并初步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协议。
然而形势瞬间万变，在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张学良等人被扣押。
因此，在这么敏感的时期，在这么微妙的形势下，国共合作能否成功，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打着大大的问号。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周恩来多次出入国民党统治区，为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积极奔走。
试想，若是合作不成，周恩来也必将置身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但周恩来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
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1937年4月25日，为了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之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再次率队赶赴西安。与周恩来同行的，还有张云逸与孔石泉。
出任红军后方司令部代理司令员的张云逸，即将前往广州、桂林、福州、香港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作抗战统一战线工作。
出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孔石泉，则是走马上任，即将前往西安开展工作。
出于安全考虑，保卫局派出了一个加强排执行护送工作，预计乘坐3辆卡车。按照最初的行程计划，周恩来一行人该是在1937年4月24日出发的。
孔石泉中将
由于周恩来临时有事，保卫局便让其中的两个班乘坐着两辆车先行一步。因此，实际上跟在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身边的，只有原先1/3的护卫兵力。
这样的安排，是否过于疏忽？为何又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这是因为保卫局分析，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统战问题总体进展顺利，从延安到西安的沿途驻军，也多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并且土匪、民团之类的也都在清剿之中，安全应该无虞。
然而，终究还是大意了。
1937年4月25日上午9时许，周恩来一行人从延安的南门兵站出发。
这辆卡车内，除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之外，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以及多名护卫队员与随行记者，总共25人。
此时的护卫兵力，相较原计划要薄弱得多，机警的陈友才尤其担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在出发之前，细心的他就与周恩来进行了换装。
周恩来穿上了军装，而陈友才则戴上了礼帽，装扮成周恩来的模样，两人共同坐在卡车的驾驶室内，周恩来坐在了外侧。
陈友才
上了车之后，陈友才一边观察着车辆前方的动静，一边听着周恩来对于沿途路程的介绍。
坐在后面车厢里的，是张云逸、孔石泉、随行记者等人，以及警卫排副排长陈国桥带领的警卫战士。
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以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过草地、翻雪山，从来都是“交通基本靠走”，哪有像现在这般坐在车里？
但他们却高兴不起来，随着车辆的快速行进，他们不禁忧心忡忡。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快的行进速度，万一沿途出了什么意外，他们的枪还能打得中人么？
接近中午时分，卡车进入劳山范围。劳山位于延安甘泉县境内，这里山峦起伏，地势凶险，树木葱郁，道路狭窄，是最有利于打伏击的地形。
开过一处山坳之后，卡车迎来了最为险要的一段路。公路的右侧是一片密林，公路的左侧是一个长满芦苇的水塘，水塘再往上去则是一段陡崖。由于此处地势较低，以至于塘水浸过路面，卡车需要从泥泞的塘边缓速通过。
猛然间“砰”的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击在了车厢上，也打断了周恩来与陈友才的闲谈。
坐在后边车厢里的陈国桥极为警觉，凝神问道：“这是什么声音？什么东西打到了我们的车？”
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皱起了眉头：“听起来像是牧羊人的鞭子声。”
陈国桥觉得不像，一边把手里的枪握紧，一边摇头说道：“不对，这附近应该不会有人在放羊。”
没等他说完，又是“砰砰砰”几声。张云逸经验丰富，迅速叫道：“这是枪声，大家准备战斗！”
张云逸大将
密集的枪声，如同炒豆子一样响了起来。子弹从正前方的路上、左上方的崖上、右后侧的林中呼啸而来，“乒乒乓乓”地打在了车上。
“冲过去！”周恩来临危不乱，果断下令。
然而，车子并没有冲出多远，刚刚过了水潭，左前轮就已经被子弹击中，车头一歪，偏离了方向之后一头撞到了路边的山壁。
只听“砰砰”几枪，子弹打碎了挡风玻璃，从周恩来与陈友才身边掠过，司机身中数弹，倒在了驾驶座上，已然牺牲。
驾驶室里的周恩来迅速打开车门，跳下车后借势滚到路边。陈友才紧随其后，但没等他完全跳下车，腿部就中了一枪。
形势之危急可想而知，若是周恩来跳车再慢一些，打中陈友才的这一枪就该打到他身上了。
看着牺牲的司机与受伤的陈友才，周恩来心疼万分，大声下令道：“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带领着陈国桥等护卫人员保护着记者们，也齐齐冲下了车。各自找好掩体之后，开始向着敌人的方向反击。
这些护卫人员都是老红军，个个身经百战，但配备的只有短枪，没有重武器。况且敌人早有埋伏，拿的多是机枪与长枪，双方火力差距太过明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时的卡车已经成了不能动弹的活靶子，众人也都知道，绝不能固守在此，这样只会坐以待毙。前方、右后方、左上方都有敌人，左边水潭是死路，必须要向右前方的密林突围。
张云逸从后面车厢下来，并没有发现陈友才已经受伤，他一边开枪一边叫道：“陈友才，你们保护周副主席突围！陈国桥，你们负责掩护。”
陈友才高声回答道：“陈国桥，你听我的，你带几个人掩护首长突围，剩下的跟我留下来阻击。”
似乎察觉到了这边的突围意图，左上方的敌人开始向崖下发起冲锋，前方、后方的枪声也是越来越近。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与记者们在几个战士的护送下，向着右前方密林冲去，陈国桥并没有走，他和陈友才一样留了下来。
陈友才尽管受了伤，但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这身装扮，就是为了要掩敌耳目的。于是，陈友才在不停反击的同时，又刻意学着周恩来的语气，大声地向战士们发号施令。
敌人们远远看到陈友才戴着礼帽，穿着黄色呢子大衣，误以为他就是首长级别的人物，于是不断加强对卡车的攻势，反而没有太在意正在突围的几人。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的突围途中，身后的战士们不断倒下，记者也接连着倒下，直到钻进树林之后，依然还有子弹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张云逸的手掌被子弹擦破，孔石泉的衣服领口上，也多了几个枪眼，好在没有打到身上。
听到身后越来越远的枪声逐渐弱了下来，周恩来神色黯然，他知道陈友才、陈国桥他们一定是牺牲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弹药打光之后，陈友才他们还想着冲上前去与敌人肉搏，但一个个都接连中枪倒地。
围上去的敌人看到了陈友才的遗体，就开始在他的身上翻找，发现大衣口袋里有带着周恩来签名的物件，认为这就是周恩来本人，又向陈友才的遗体补上几刀。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突围之后，发现敌人没有追来，但也不敢多做停留，又再向前翻了一座山头这才停下休息。
没过一会，他们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急促脚步声，正当他们举枪欲射的时候，才发现是战士曹鸿都。
曹鸿都说，敌人越逼越近，陈友才成了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早已壮烈牺牲，而接替指挥的陈国桥对他下了命令，让他无论如何也要突出重围，前来保护几位首长。
在突围途中，曹鸿都虽然受了伤，但并不怎么严重，进入密林之后，他又悄悄回头观察了一会，亲眼目睹了全部的战友们壮烈牺牲。
周恩来对着陈友才等人牺牲的山坳方向，默然良久。
逃出生天的四人决定返回延安，但此时身在劳山密林之中，根本就无路可走。披荆斩棘好不容易到了一处山谷，发现前边是一座小土崖，已经完全没了路。
曹鸿都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土崖上一棵大树的树枝往下垂着，距离地面不过两丈。他让周恩来、张云逸三人都解开绑腿，他用这些绑腿绑成了一根布条缠在腰间，然后艰难地从土崖边爬上一小段，再纵身一跃抓住树枝继续向上攀爬。到了土崖上边，曹鸿都又将周恩来三人拉了上去。
四人一路艰难穿行，终于走出了劳山，正巧看到山脚有一些老乡在田里劳作，这才问出了回延安的路。
周恩来遇刺，一行25人仅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曹鸿都这4人得以突围。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向冷静的毛泽东怒道：“必须彻查，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
延安的震怒，是有原因的。
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党的高级领导人，而他的出行时间与出行路线都是绝对保密的，就算是参与保卫工作的警卫人员，也都不知道将要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在如此严密的安排下，为何还是出了事？是事有凑巧？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如果是故意为之，那又是何人所为？
对于这场震惊延安的凶险刺杀，当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1、这是有预谋的，是日本人或是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
2、这是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干的，目的是为了破坏谈判。
3、这是土匪干的，因为敌人只是抢走了财物和武器，并没有拿走文件和密码本。
这其中，尤以第三种猜测最具可能性，可这其中也有疑点。如果是土匪，那么从他们的战斗过程来看，为什么像是冲着陈友才去的？
因为陈友才穿了周恩来的衣服，这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冲着周恩来去的。有哪路土匪会这么猖狂？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为了尽快查出事情的真相，中央警卫局对延安的党内党外可疑人员都进行了摸底排查。同时，边区保安处派出边保侦察部部长谢滋群作为负责人，彻底侦查此案。
谢滋群
谢滋群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抽调了一批得力的侦察员，让他们分别深入到各个匪区进行调查，并亲自到刺杀事发地周边进行群众走访。
很快，有重大价值的线索被摸查了出来。当地有一位李老汉告诉侦察员，他在刺杀案的当天上山砍柴，碰到了一名土匪，他也认识那名土匪，是匪首李青伍的一名手下。
不久之后，潜伏于匪区的侦察员也传回消息：土匪头子李青伍最近行为反常，也很少回家，最近只有他的“坐地大爷”李凤山偷偷潜往他家联络过。
两条线索结合在一起，谢滋群初步判定，这场刺杀行动应该就是土匪李青伍所为。
然而，李青伍又是如何得知周恩来的行踪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线索明朗之后，谢滋群命令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张丕谋秘密逮捕了李凤山。在一番审讯之下，李凤山招供，劳山刺杀事件的确是李青伍等人干的。
然而，又是谁给李青伍提供的情报？
为了拔出萝卜带出泥，谢滋群并没有急着调遣力量剿灭李青伍，而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排查。这一次的排查对象，主要针对于知道周恩来出行计划的相关人员。
很快，一个名叫冯长斗的人浮出了水面。这个冯长斗，正是李青伍安插在延安南门的一个探子。
冯长斗隐蔽在凤凰山下的停车场附近，每天都会观察车辆的来往情况。看到几辆大卡车停在那里数日，又时时有人守卫，他觉得事不寻常。头一天看到了先开出的两辆卡车之后，冯长斗就向李青伍汇报了此事。
而李青伍这边，他也拥有非同一般的情报信息，因为他的背后靠山，就是国民党的民团。
中共还未来到延安之前，李青伍的匪群早已在延安以南七八十里的地方盘踞，残害百姓，抢劫物资。
1937年，中共中央由保田进驻延安
中共到达延安之后，对这里的匪群采取了“一边争取一边清剿”的策略。负责拉拢或清剿的，是“南线剿匪司令部”的司令吴台亮、政委贾腾云。
李青伍曾经接受过红军的收编，但很快他们又变节了，因为他们同时也接受了国民党的拉拢。
明面上，匪群是由李青伍当家。但暗地里，潜藏在李青伍背后的，是当地的民团团总，大劣绅姬延寿。
而“南线剿匪司令部”的政委贾腾云也早已被姬延寿、李青伍等人所拉拢，许诺只要贾腾云投靠了他们，就等于投靠了国民党，日后必将升官发财，贾腾云因此变节，并刻意隐瞒李青伍匪群的动向。
收到冯长斗传回的情报之后，李青伍判定，最近应该会有中共的大人物出行。
同时他从姬延寿处得知，由目前的国共形势来看，若是有大人物出行，大概率是去西安。
而从贾腾云那里得到的消息，李青伍猜测，这个大人物大概率会是周恩来。
1937年4月，周恩来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之后回到延安，毛泽东到机场迎接
因此，1937年4月24日晚，在看到先头开出的两辆大卡车通过劳山之后，李青伍便带领了近200名土匪上山，并埋伏于道路两侧，等待着尚未从延安开出来的第三辆。
李青伍的如意算盘，是想刺杀周恩来以立威，借此扬名立万，也可以凭借着这样的“功绩”在国民党处耀武扬威、狮子大开口。
由于担心手下的匪徒胆小怕事，李青伍并未透露他的真实目的，只跟他们说是普通的劫财。因此，一群小喽啰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才会拼了命地阻击卡车。
上山砍柴的李老汉，也无意中成为了这场刺杀案的破案关键。
刺杀案情水落石出，该是到了血债血偿的时候了。
在严密的安排之下，“南线剿匪司令部”司令吴台亮抽调了独立团的200多人增援到位，并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迅速地拿下了已经叛变的政委贾腾云，斩断了“南线剿匪司令部”与李青伍之间的联系。
同时，吴台亮提出了三点剿匪意见：
1、派出精锐力量，从南边切断李青伍退路。
2、周围各县集体出动，合围联剿。
3、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与坐探，切断李青伍与他们的联系。
很快，剿匪工作全面展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青伍、姬延寿、冯长斗等人均被捕获、处决。
借着剿灭李青伍的契机，剿匪部队顺带将附近的陈老大、范玉山等46股土匪全部消灭干净，边区的秩序大为改善。
吸取了劳山刺杀的教训，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也得以大大加强，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并从红一军团抽调出4个装备完善的连队，前往凤凰山执行护卫工作。
1937年8月，边区成立了保安司令部，统一管辖陕甘宁地方部队与自卫军。
同时为了加强情报保卫工作，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随后成立，对外又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辖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张浩担任副主任。
劳山刺杀之后，周恩来并没有被吓倒。仅仅一天之后，他又坐上了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再次为国为民奔赴西安，继续着国共合作的谈判事宜。
土匪被剿灭，可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再也无法睁眼看到光明未来。
陈友才的遗体，被收葬于延安宝塔山下。
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
1973年，周恩来再回延安，忙完工作之后的第一件事，他就提出了要去陈友才的墓地祭拜一下。
然而可惜的是，早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之时，陈友才的坟墓就已遭到了毁坏，已经找不到了。
得知这样的消息，周恩来瞬间两眼通红，止不住地流下了滚烫热泪。
他极目张望着，似乎在努力寻找着陈友才当年雄姿英发的身影。
良久沉默过后，周恩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再找找吧，尽力地再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