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最艰难时，他隐姓埋名来到延安，牺牲时毛泽东亲自为他抬棺

毛泽东说：红军过草地时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究竟是什么令毛泽东有了如此深刻而又痛彻心扉的体会呢？

这还要从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说起。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在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之后，终于在四川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与四方面军会师了。

毛泽东原本以为，此时两军的会师则标志着长征的伟大胜利，但令毛泽东和党中央军都没有想到的是，面对筚路蓝缕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张国焘不但没有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觉悟，一位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博大胸怀，反而在膨胀内心的驱使下开始密谋如何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另立中央。

毫无疑问，面对张国焘突如其来的发难，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万般失望中还有着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但此时的党和红军太弱小了，怎么可能经受得起这种来自内部的狂风暴雨般的纷争呢？

于是，在处理张国焘向党中央伸手要权，违抗中央北上决定，以及另立中央的问题时，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是十分谨慎和克制的。包括后来党中央带三军团单独北上，也算是无奈之举的金蝉脱壳。

所以，毛泽东才会将此称为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虽说在逃离了张国焘的控制之后，党中央算是安全了，但是还有包括朱德、刘伯承等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近10万红军还在张国焘的控制之下命运难料，而此时党中央所直接控制的军队已经不足7千人，以至于不得不缩编为陕甘支队。

所以说，解决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问题，直到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依然始终是压在毛泽东心头的一块巨石。

恰在这个时候，林育英到了陕北。

林育英，化名张浩，是林彪的堂兄，曾和张国焘共同负责过职工运动，是党早期的领导人，也可以说是张国焘的老战友。

林育英是1933年去莫斯科的。他到了莫斯科后，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并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担此重任。

林育英装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化名张浩，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于11月初，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

此时，面对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林育英如何“站队”就显得尤为重要。

张国焘在得知林育英到达陕北后，决定抢先说服林育英，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尤其是在得知林育英也有前往川康与他会晤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于是，专门给林育英发了一封长电，回顾一年来的党内斗争。

可是，林育英在看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后，清醒地感到张国焘自立的“中央”不合法，所以没有为这位老战友“站队”。

要知道，张国焘虽然另立“中央”，显得非常强势，但是心中始终还是忐忑的。因为党毕竟不是普通的社会团伙，它自成立之初就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和严明的纪律规范。

林育英最终选择支持毛泽东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的“伪中央”，这也成为了压倒张国焘的最后一根稻草。

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量，估计到仅仅以中央的名义尚不能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对林育英说：目前，中央有两件大事需要你来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担当起来；二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团结问题也急需你来帮助解决。你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在与林育英在思想上基本达到一致以后，毛泽东直接表达了中央的诉求：“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

林育英怕这工作不好做，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毛泽东说：“也许能起作用。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年1月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张国焘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反复看了很多遍，始终纠结着到底该怎么回电。而在他的脑海里，毛泽东那句“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八大大字始终在他的脑海里翻滚，他也第一次感到毛泽东的雄辩天才令他着实难以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