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王秋赦是一个颇为令人瞩目的形象。扮演这一角色的祝士彬后来获得1987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可以说，王秋赦与影片里的另一反角李国香，组成了电影里的气场强大的负方力量，两个角色甚至比较起来，李国香的扮演者徐松子在演技上，比祝士彬更出彩，这是因为李国香这一个角色，在电影里还具有更多正常人的情感，而王秋赦完全是一个由里到外的傻瓜加懒汉，这种流氓无产者其实一直是革命唾弃的对象，而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政权会被掌舵者交给这样一个完全是好吃懒做的类型。这也是电影里的不真实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懒汉加傻瓜的二合一都是难以被一个政权所接受的。
王秋赦这一角色出现在八十年代，仅仅担负了一个漫画式的丑角形象，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王秋赦如果存在，那么就是把老百姓当成傻瓜，而老百姓的理智向来是健全的，就像电影里的芙蓉姐还有那些没有交待名字的吃客，都是很正常的一样，他们有着他们在社会基层的自身角色与能量，是不可能容忍王秋赦这样的人物上位的。
而王秋赦这一角色的设定，恰恰是否定了芙蓉姐的存在意义，因为他们被一个傻子与懒汉所控制，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更加无能。
当然，电影让王秋赦存在的成立基础，正是电影里的阶级斗争的遗痕，影片里的故事情节，仍然移植的是刚刚结束的文革中盛行的阶级斗争题材中的好人坏人模式，坏人只要依榜主流社会，就能平步青云，其实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制约，要远比电影里复杂得多。
我们即如路遥为例，他在文革期间也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但很快他就被排斥出县里的权力中心，并因为他有过这么一段造反经历而麻烦不断。
可以看出，像路遥这样的根正苗红的造反派头头在文革的浪奔浪流中还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我们很难相信王秋赦会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畅通无阻地生活在一个容忍他无所顾忌的真空中。
电影里表现了他在李国香再次当权后的讨好献媚时，用的是一种最拙劣的男色的诱惑，这同样把李国香当成了一个傻子，而对应的是把周边的群众当成了傻瓜。
有趣的是，李国香与王秋赦偷情，而同时芙蓉姐与秦书田也在偷情，一个在电影里用丑化的方式，一个在电影里被表现为真挚的情爱，但我们注意一下，两个偷情组合里，都是男性发起了主动的攻击，如秦书田首先把手伸到了芙蓉姐的身上，采用了霸王硬上弓的手段，攻克了堡垒。
而同样，王秋赦也是打扮一新地来到李国香的香闺，装可怜以柔克刚打动李国香的女人柔肠。右派那一组采用的是武力进攻，当权派一组是柔情进攻，相比之下，也许李国香与王秋赦这一组更符合一点爱情的味道，至少在这一组中，因为女人的地位问题，王秋赦至少是对女人尊崇的，而右派那一组呢，则充溢着最原始的欲望。
而电影里对右派那一组爱情的立场站位正反映了八十年代电影日益向欲望主导的情爱模式递进的潮流汹涌。
王秋赦扮演者祝士彬1945年出生，拍这部电影的时候41岁，在这之前，他还在王晓棠导演的《翔》中创造了他首次登上银幕的第一个角色。
而他的一个大名鼎鼎的弟弟祝新运，则在1974年12岁的时候，在《闪闪的红星》中扮演潘冬子而成为炙手可热的童星，而此时的祝士彬已经三十岁，尚在北京门头沟文化馆工作。
祝家兄弟的父亲在一所中学里当体育教师，还是国家羽毛球一级裁判。他们弟兄共有6人，存活5人，1981年父亲去世。而祝士彬与他的最小的弟弟祝新运相差17岁，父亲去世的时候，祝新运才19岁。
祝新运
祝士彬
可以说，祝新运是以完美的娃娃脸，塑造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少年英雄形象，而哥哥祝士彬则在41岁的年龄段，用他兄弟俩受遗传影响而面目相似的同样的娃娃脸，打造了一个猥琐、势利、懒惰的无赖形象。他们强烈的反差，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审美观念急剧变化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痕。
为什么要让祝士彬扮演二流子王秋赦？祝氏兄弟的脸形，为什么在《闪闪的红星》中如此正面，而到了《芙蓉镇》里却成为奚落的表征？
这里，我们不得不作出一点合理的推演。王秋赦在《芙蓉镇》里衣冠楚楚去见李国香的时候，他的那种娃娃脸造型，暗含着对《艳阳天》里主人公萧长春的形象的戏拟。
萧长春扮演者张连文也是一个典型的娃娃脸，他代表了文革电影里的一个国标形象，而值得注意的，张连文在改革开放后的电影里，却以他的同样的脸形塑造了完全相反的角色。
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北影版）里，他扮演了一个十恶不赦且道德败坏的农村干部形象，彻底颠覆了萧长春身上的正能量，而祝士彬在外貌上来看，与张连文非常相似。
张连文
祝士彬
祝新运
实际上，祝家两兄弟与张连文都有着相似的脸形，既然张连文带着一个文革期间的国标脸，那么，用一个相似的脸形在批判文革的电影中担负着一个负能量的角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应该是谢晋选中祝士彬扮演二流子农村干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