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轴线，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财政和金融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均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如何有效地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性，更有效率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财政和金融政策的作用十分关键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促进科技创新并利用创新成果赋能传统产业和孕育新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科技创新活动具有外部性强、风险性大和前期投入成本高等特点，容易产生技术剽窃和模仿等行为，导致市场主体创新激励不足。而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使创新活动能够接近，甚至达到比较合意的社会规模。政府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是多元化的，其中财政和金融政策的作用十分关键。
近年来，我国不断创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23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01.5万件，同比增长22.4%，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所占比重达四成以上。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投入与GDP的比值）2023年达到2.64%，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排第13位左右。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密不可分。从相关数据来看，全国财政科技支出规模稳定增长，2023年达到10823亿元，比2018年的8327亿元增长了30%。2023年6月末，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41.5%，连续3年保持30%以上的较高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5.1%，连续3年保持25%以上的较高增速；全国“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为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4%，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此外，财政和金融还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不断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式倾斜支持科技创新。例如，2018到2022年这五年，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优惠政策减免金额年均增幅达到了28.8%。
不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财政、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和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而且要注重提高财政和金融的协同效率。
改善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方式和效率
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重点围绕科技创新全链条对财政金融的差异化需求，创新协同方式，提高支持效率。
一般来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的治理。财政收入的集中度过高，无疑会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影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成长。单从激励市场主体的科技创新来说，也需要采取结构性税收优惠措施来激励创新活动。近年来，我国为保持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连续采取的减税降费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致使国家宏观税负不断降低，进一步减税降费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了。在财政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的重点主要是确保基本民生和政府机关的运转，也就是保障“三保”（保障基本民生、保工资和保运转）。可见，财政能够用于科技领域的支出近年来虽然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增长空间有限。因此，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就可能需要从财政科技支出的结构和方式优化着手，通过优化财政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财政支出效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这只是就其对经济的重要性而言的。就其本质来看，金融是跨时序和跨空间的资金融通，是需要讲究资金融通的风险和收益的匹配性，否则或迟或早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过犹不及。由于科技创新活动本身具有产出不确定性、外溢性、收益回报周期长等特征，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为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的意愿不足。而且，我国以银行信贷资金为主的金融机构相对来说更为强调金融的安全性，因此单纯地通过降低支持科技创新的信贷利息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无法高效识别科技创新的风险，不利于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这就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在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同时，创新金融工具，合理分配风险，提高支持科技创新的精准性。
科技创新是创业主体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活动将相关参与主体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的经济化过程。科技创新需要形成完整的创新链才能构成正反馈效应，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每一环节的目标不同，内容有别，所需资金的方式和强度也有差异。在科技创新的初始阶段，资金的需求量往往相对较小，依靠自有资金或一定的财政资助就能够满足创新需求；而在技术的研发、调试阶段，新技术需要在放大试验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反复设计、试验、评估，以消除技术的不确定性和财务不确定性。这是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步骤，需要一定数量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同时由于试验存在极大不确定性，项目风险性较强，需要风险资本的介入或由财政资金引导风险资本的介入；在技术推广和转化阶段，将新技术进行转化生产，需要配置较为完善的机器设备和储存大量原材料，此时生产的销售收入和现金流极不稳定，资金需求量极大，可以利用常规资本市场获得社会公众的投资，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式帮助稳定市场和降低成本进行助力；在技术运用成熟期，风险相对较小，此时可依赖自身的积累扩大自身规模或者依靠较为稳定的经营业绩获得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多渠道的资金支持。
综上所述，在匹配科技创新链的过程中，随着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不确定性和财务不确定性所面临的风险度和资金需求特点，需要通过创新财政工具和金融工具形成有效的协同才能更有效率地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一般来说，由于财政资金的无偿性取得因此能够承担较大的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但也存在着投入科技创新的财政资源有限的制约。金融资本往往是以利益交换为纽带（例如利息或分红）采取“资本集中”方式形成的有偿性闭环，资源规模较为庞大，能够弥补初创企业的资金短缺和克服财政支持的资源不足的问题，但需要按照风险分配次序形成适宜的金融产品。财政金融的协同，本质上是利用财政资金能够承担较大公共风险的优势撬动更大规模的金融资源，克服金融资源风险承担的有限性，有效满足整个科技创新链的外部资金需求的过程。
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政金融协同需要围绕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的产业链合理布局相关创新链财政金融的发力点，动态进行“补短板”和“锻长板”。
一是要针对我国促进原始创新的战略需求，在逐步增加财政科技支出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进一步提高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比重。基础研究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源头。英国、美国等科研强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其国内研发总投入12%-23%左右。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6.64%，比2018年的5.54%有所提高。以2022年为例，财政用于科学技术支出的规模达10032亿元，占当年全社会研发支出30783亿元的比重为32.59%，用于基础研究的财政支出1332亿元，占全社会基础研究2212亿元的比重为60.22%。相互对比说明，政府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占比比较高，但依然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基础研究的外溢性更强，更需要政府的投入支撑，尤其是中央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的比重，地方政府也要依据各地情况，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由此形成的财政基础研究资源，也要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引导产学研政的多种组合方式。
二是要创新财政与金融工具，引导风险资本的加快集聚。在技术的研发、调试阶段，因投入风险依然较大，初创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需要大量风险投资加以弥补。可以说，风险投资集聚的厚度和广度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发达国家因社会资本厚积和金融市场发达，相对来说风险资本供给丰度较高，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短板。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民间资本的厚实度和金融市场的健全性依然存在提升空间，需要创新财政、金融工具，鼓励成立由财政出资分担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跟进拟合，形成带有SPV特征的多样化投资基金。我国各类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教训深刻的“冷热循环”，要汲取以往经验，坚持战略定力，不断校正准星，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规范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优化财政资金引导“投早投小投科技”的绩效考核，继续倾力打造中国式创业投资基金。
三是以发展普惠金融为主轴，健全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世界性难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产是知识产权类轻资产企业，缺乏必要的抵押物，从事高风险事业，其融资难度更大。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强信息沟通、减税降费、政府性融资担保和保险、政府采购、财政奖补等诸多财政措施提质增信中小科技企业，吸引和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取得明显成效。未来，需要结合数字化发展和渗透，不断优化财政金融组合，提升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支持的效率。
四是以重大科技项目为标的，加强财政金融的保障力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要加强对战略性、关键性科技攻关项目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金融保障，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有机结合，形成强大合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五是深化科创板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融资链和创新链的匹配衔接。与此同时，要优化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养老保险、各类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丰富支持科技的长期资金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