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制度就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如果不解决节度使制度的缺陷，就算李隆基早死十年，换个皇帝来，早晚也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叛乱。
唐朝的节度使掌握的权力是非常可怕的。
唐朝的前一百年，保持了长期旺盛的扩张政策，而且唐朝周边的地缘环境也不好，北边和西北有突厥，东北有契丹、奚等部族，西部有吐蕃这一强敌，西南有南诏。
但是，随着均田制的瓦解，与之对应的府兵制体系也随之崩溃，唐朝开始采用募兵制。
募兵制就相当于建立了职业兵体系。
兵制这事儿就不细说了，咱们主要看节度使在防区的权力问题。
在恶劣的地缘环境以及扩张政策条件下，唐朝需要极力确保边关重镇在军事上的胜利，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打赢战争是第一位的。
为此，朝廷为了不让地方州郡刺史在后勤供应、军费、军队指挥等方面掣肘边镇大将的军事行动，逐渐给了节度使越来越多的权力。
简单地说，就是把各种能限制边镇大将，掣肘其行动的条条框框全部拆除，给其极高的自由度和权力，以此最大化确保各大边镇在面对战争时能快速反应，并取得胜利，以确保边境安全以及实现帝国的扩张。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节度使的权力已经大到一种令人忌惮，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边镇大将是无权管理地方财政的，也无权指挥地方州郡刺史的，就连军事指挥有时候也受到地方大员的制衡。
但朝廷不断给节度使增加权力，最后，节度使一个人就在行政权方面凌驾于州郡刺史之上，这些州郡刺史都要归节度使管理。
在财政权方面也有了管理地方财政的权力，甚至唐朝连食盐这种战略物资的管理权都交给了节度使，使得节度使又掌控了地方财政权。
此外，边镇大军的指挥权也完全集权于节度使一身，节度使由此彻底掌握兵权。
这可怕吗？此等权力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想想看，一个边关大将，把行政权、兵权、财政权统统集于一身，此等权力和有实权的异姓分封王区别已经不大了，节度使俨然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有了行政权，节度使就可以任免辖区内的官员，掌控人事权，有了财政权，节度使就可以获得财政收入，再用来供养军队，有了兵权，节度使就可以将军队私有化了。
一个边镇大将，有兵有钱，有起兵对抗朝廷的资本，这就是火药桶，随时会爆炸的那种，是致命的隐患。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一镇节度使，他再怎么厉害，实力也是没法跟朝廷相比的，毕竟一个边藩镇叛乱，附近的其他藩镇有能力集结大军随时将其扑灭。
光是一镇节度使是掀不起多大风浪的。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李隆基在位期间，居然让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这就很可怕了。
一镇节度使的实力对抗朝廷或许是以卵击石，那么三镇之力，就大概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了。
而李隆基在位期间，一人身兼多镇节度使的人只有两个，这两人也是一忠一奸。
一个是开元时代的天下第一名将王忠嗣，他是李隆基的养子，此人一生打遍周边无敌手，平生未尝一败，最巅峰时期做了四镇节度使，一人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节度使，控制大唐数千公里边防线以及超过一半的精锐边防军。
他也是安禄山在那个时代最大的克星，甚至还提前识破了安禄山谋反的意图，并提醒了李隆基，可惜被搁置。
不久之后，王忠嗣由于奸臣诬陷，李隆基听信谗言，将其贬官外放，最终死于贬所。
而安禄山则是在巅峰期担任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自从王忠嗣被整垮以后，安禄山的实力冠绝诸镇，完全有起兵对抗朝廷的本钱。
所以，节度使制度本身的缺陷就是权力过大，这是隐患。而皇帝凭个人喜好，让某些节度使一人身兼多镇，就会人为地将这种隐患放大，给帝国带来致命的危险。
可以说，只要节度使制度不进行变革，那么不管是哪一个皇帝在位，都有可能爆发叛乱战争。
即使唐玄宗早死十年，他的继任者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或者不能进行制度上的优化，那也很容易引发动乱。
要解决藩镇问题，仅从制度上来说，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节度使掌握兵权其实就可以了，财政权、行政权是万万不能给的，只要没有辖区内的人事任免权以及财政权，那么节度使即使有兵权，也会受到其他制衡，是掀不起太大风浪的。
第二，为了防止军队私人化，节度使在某一边镇的任期必须有严格的制度限制，不能太长。
第三，军队轮防机制，这一点，宋朝的机制可以借鉴一下。
宋朝经过制度上的优化以后，已经不存在藩镇军队了，最多有一些地方驻军，而且还都是弱兵，整个宋朝最庞大的军队就是朝廷掌控的禁军。
从赵匡胤开始，就设计好了制度规定，宋朝的禁军要一分为二，一半驻防京城及其附近，一半驻防边境，同时规定边境驻军和京城附近的驻军要定期轮防。
京城驻军要定期远赴边境驻守，边境驻军要定期回京城驻守。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方面，禁军一半在外，一半在京城，那么如果京城发生动乱，外面的驻军可以联合地方军队迅速进京扑灭动乱，如果地方或边疆出现战争，京城驻军可以随时出兵增援，这样一内一外，互为后援，又互相制衡。
另一方面，驻守边境的军队，由于需要和周边其他部族作战，其战斗力必然要高一些，但轮防机制下，就确保了驻守京城的军队也保持着较高战斗力。
最关键的是，赵匡胤在制度上，采取的也是募兵制，但他是以高福利、高待遇为条件，广泛地从全国范围进行严格地海选，最后筛选天下壮士，充入禁军，地方上的精壮青年都被选入禁军了，剩下的都是些歪瓜裂枣，即使地方上想组建地方武装，也是弱兵，无法对朝廷构成威胁。
最开始节度使制度还没有被彻底架空的时候，赵匡胤还从地方藩镇军队中挑选精锐战士充入禁军编制，此举导致了藩镇军队的兵源素质下降，无法对抗朝廷禁军。
唐朝中后期，其实也组建了一支叫神策军的部队，由朝廷掌控，相当于中央禁军，但这支军队的兵源都来自于京城附近的关中一带。
一方面，京城附近属于大后方，基本上不会打仗，招募到的士兵，没有机会参加战争，战斗力是弱一些的。
另一方面，由于招募条件不够严格，一些无业游民，纨绔子弟为了获得高福利，高工资，也加入到神策军，导致军队战斗力下滑。
而藩镇军队常年需要给周边异族作战，其战斗力是非常高的，这就导致中央禁军的战斗力远逊于藩镇武装。
所以说，唐朝中后期面临的是底层制度的变革，一般的皇帝很难做得成。
就算李隆基早死十年，他的继任者李亨，能力很平庸，并不具备这种变革底层制度的能力，李亨之后的唐代宗李豫，虽然能力还有一些，但也没有能力完成变革。
因此，不能说李隆基的罪过就一定很大，当时府兵制瓦解以后，采取募兵制，对于边镇大军区的军事制度，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李隆基也是在探索新的制度，并最终确立了节度使制度，只不过他玩儿着玩儿着就玩儿脱了，给节度使的权力是越放越大，甚至还允许一个人身兼数镇节度使，这是他的过错。
而且，在这种节度使权力过大的制度已经成型的情况下，即使李隆基早死十年，如果他的继任者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进行底层制度的变革，那唐朝一样会爆发叛乱。
可要实现这种底层制度上的彻底变革和优化，整个唐朝的皇帝中，恐怕只有唐太宗李世民具备这种能力，当然了，如果李隆基能够提前意识到这种问题，进而实施变革，他也是能完成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安史之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