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兵强马壮，有700多名开国将军从中走出。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韩先楚等人都经常会去拜访昔日的总指挥徐向前，但同样出自红四方面军的周纯全却一次都没有。
1959年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成立时，徐帅的秘书看到委员会负责人名单里有周纯全，还小心翼翼地请示过徐帅这个人选合不合适。
这就很奇怪了，周纯全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当年跟总指挥徐帅见面次数非常多，为何关系会如此不佳呢？这一切还要从红军时期说起。
周纯全1926年入党，比徐帅还早了一年，参加过黄麻起义的他，长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人物。1931年，张某奉中央命令空降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此后很多人的命运都被改变。
客观来讲，张某是个很有手段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大肆排除异己，迫害那些不配合的人。而时任保卫局局长的周纯全，就是张某达成目的的重要助手。
当时军队里的高级干部，像旷继勋、余笃三、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人都对张某的霸道行径及胡乱指挥颇有微词，因此张某也想尽办法打击这些将领。
上述几人除徐帅以外，都被张某扣上帽子杀害了，而徐帅，也被张某针对过。
1931年8月，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张某，要求部队东征，去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徐帅和曾中生率部出发后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不过二人清楚地意识到，光凭这点兵力想拿下敌人防备森严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改变了张某的错误命令，转而兵分两路南下扩大根据地。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四军歼敌5000余，连克四城，徐、曾二人的威望进一步升高。
但这个结果，让张某非常不满，他派亲信陈昌浩去接替了曾中生的政委职务。不过张某对局势还是有一定判断力的，知道前线打仗离不开徐向前，就先心里记下了此事，暂未对徐帅下手。
1932年6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徐帅在前线指挥七里坪战斗时，张某却命令周纯全将徐帅的妻子程训宣抓捕，想从她口中获取徐帅的黑料。
程训宣也是刚烈，无论怎样都没有配合，令人诧异的是，在没有任何物证以及指证的情况下，周纯全将程训宣秘密处决了。
总指挥的妻子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当年的张某也实在够跋扈。
徐帅打完仗回来，发现妻子不见了，由于之前程训宣也有过被抓走又释放的经历，他只以为这次还是被秘密关押，加上战事吃紧，就一直没深究此事。
直到西路军失利，徐帅返回延安后才从别人那里得知妻子早已被害，他愤怒地找到周纯全质问：为什么要枪毙程训宣？她究竟有什么罪？
周纯全愧疚万分，如实回答：当时她没任何过错，抓她是因为你，要搞你的材料。徐帅听后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吐了口血，但徐帅后来却没有追究过此事。
往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周纯全曾紧靠张某，处境是很尴尬的，徐帅如果要打击报复他，不是什么难事。但徐帅最多只是不愿意跟周纯全来往，其他也没再做什么。
为何徐帅能如此大度呢？建国后他跟老战友聊天时就说起过原因。
一是周纯全并非主谋，他只是奉张某命令行事，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如果周纯全不同意，自己也没什么好结果。换句话说， 徐帅拎得清刺人的刀和握刀的手谁责任更大。
二是周纯全很坦诚，没有推脱也没有隐瞒，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并且愿意为此接受惩罚。单说这一点，徐帅认为周纯全还算有担当，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对方能有这个态度，自己也就愿意给对方一个改过的机会。
三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徐帅认为自己应该展示一个革命者的胸怀，不能将所有过错都推到周纯全身上。周纯全属于次要责任，追究起来大概率也是牢狱之灾，既然这样，还不如让周纯全用那几年继续为革命工作。
徐帅胸襟非常广阔，但身边了解此事的人，都还是有些顾忌的，所以1959年秘书才询问要不要将周纯全从名单中剔除出去。
徐帅听秘书此问反而有些生气：“我没那么小心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我都没有追究，更何况现在。那些往事党和中央都已经有了定论，不必再纠缠了。
我们要尊重历史，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影响部队，周纯全是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有他在，对战史内容是有帮助的，就这样吧。”
于是，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周纯全还是参与了进来，与王树声、王新亭一样担任副主任委员。
徐帅作为主任，往后还是与周纯全有过接触，不过也是公事公办的态度。这些老革命家真的是为了组织忽略自己。只要能对党和人民有利，个人的情感都可以放在一边，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