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90高龄的董必武走到了人生的末端。
油尽灯枯之际，他在病榻上写下了一首催人泪下的《九十初度》，回忆自己风雨飘摇的一生。诗中说道：“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作为延安五老、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共和国元勋
董必武是清末秀才，后因为得到湖广总督瑞澄器重，上奏朝廷，擢为“拔贡”。他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因不满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辛亥革命爆发后愤然剪去头上的辫子，连夜赶赴武汉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远赴日本，探求拯救中国之路。
伴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日本学习法律的董必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成了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坚信能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唯有马克思主义。
1917年夏，董必武回到中国。他在武昌创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一边利用律师的职业打掩护从事地下活动，一边用做律师赚的钱补贴活动经费。
1921年7月，董必武作为湖北2名党代表之一赶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生。
在这次会议上，时年35岁的董必武与小自己7岁的毛泽东相识。
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肩作战，走到了最后。毛主席对董必武一直非常尊重，称呼他为“董老”。
抗战全面爆发后，董必武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他连续几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从1921年到1949年，从望志路106号的上海弄堂到天安门城楼上，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走到最后，见证了一个崭新的国度的诞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也曾受党和人民委托代国家主席。
董必武早年在日本攻读法律专业，后来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院院长，因此特别重视法治。
建国之初，董必武首先想到的是建立完整的法律制度，“反对一切不按规定办事的行为”。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董必武领导政治法律委员会做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主持起草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董必武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以人民的“老牛”自勉。他不仅严以律己，而且对子女及亲友要求很严格。
新中国成立后，老家的亲戚以为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经常跑来请他帮忙解决工作、孩子就学等问题，还有人让他帮忙买拖拉机。
对此，董必武一律予以拒绝。他说：“我在共产党里工作，并不是做官！”。此外，他还曾在信中委婉地对一个亲戚提出批评：“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
为了以身作则，董必武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许向地方要东西；不许以他的名义搞特殊化活动；不许接受礼物。“半生戎马为人民”，这是他清廉一生的真实写照。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当时的董必武已经90高龄，体弱多病，但他还是坚持出席了会议。会上，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是董必武最后一次参加重大的国事活动。他为了自己亲手参与缔造的共和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天安门下半旗致哀。
从一位清朝秀才，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为着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正如叶剑英在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