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向没更新，也没开网课，因为在写《庄子·应帝王》的解读文章。
近日忽闻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因未申请到国家课题项目而降职、竟至自杀之事，痛心不已。
我的文章正好写到《应帝王》中的季咸相壶子寓言，由之谈及现代学术体制的生命算计与异化问题，分享片段于此，请网友批评指正。
生命的算计与突围：
《庄子·应帝王》季咸相壶子寓言义疏
柯小刚（无竟寓）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庄子·应帝王》）
咸者感也，季者末也，故“季咸”命名之义，感之末者也。日中始“以己出经式义度”而监控人民，亦以感知为治国基础，但其所感不过耳目，所服不过手足，未曾入心，故亦属“季咸”或感之末者。阳子居之明王，亦在此列。
季咸之知，在“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这其实体现了知识的终极权力欲求，即欲求精准管控人的生命。所有管控型治理方式，从古代专制帝王到现代理性主义，一直都在追求季咸式的生命管控知识和生命政治权力。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物化和机器化，以便可以像处理物质资源一样处理人，以及像操控机器一样操控人。
季咸式的相面算命虽然早已不为现代人所信，但季咸寓言所揭示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严重到每一个现代人实际上都在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季咸，以便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个越来越严密的算计和管控。今天，虽然古代帝王专制形态早已消退，或者说早已转变为更加隐蔽的存在形式，虽然现代理性主义的社会规划早已不再露骨地管控家庭和个人，但现代人并未真正摆脱季咸，而是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把季咸式的生命算计内化为自我管控的生命政治和知识权力，只不过这权力压迫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今天，第一季咸不再是国家和资本，而是每一个人自身。
今天，不只是国家和企业要制定严密的经济计划，就连数千年来最富自由创造精神的人文学科也被彻底改变为投入产出算计的课题计划。曾经旨在养成自由人格的“古典七艺”，或者“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六艺之教，早已被现代学术体系抽空根基、扼杀生命，只留下死气沉沉的古典材料被肢解重组，投入现代学术大机器的生产线，以异化的形式苟延残喘于体制边缘。本来应该是自由教养之师的学者，如今也与所有机关公务员和企业员工一样，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企业，按企业的方式算计自己的未来，经营自己的学术生命。今天，人的生命不只是政治季咸和资本季咸的异化对象，而且首先成为自我季咸的算计客体。在此时代困境中，重读《庄子·应帝王》的季咸相壶子寓言，有着非常切身的现实意义。
季咸相壶子，本欲对壶子的生命进行一番算计，但无法捕捉到其算计对象，即无法对壶子进行对象化观审，所以终告失败。在生命算计的知识权力关系中，算计者妄图超越自己的自然局限，把自己变成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理性主体；同时，算计者只有把算计对象物化为非人，才能实施其算计。这是一种双重的异化。非惟被算者，而且算计者本身，都被异化为非人的存在。这两种异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着知识权力-生命操控政治的前提。但这前提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为人之为人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而成为纯粹理性主体，也不可能被异化为纯然工具性的物质和机器。一当面对真正鲜活的生命和充满可能性的人类主体，一切生命知识的权力图谋都将失败。
季咸的生命知识之所以在壶子面前接连失败，是因为壶子回到了“立乎不测”的生命本源，从而有效地抵御了知识权力对自己的异化和计算。生命本源何在？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列子之所以会落入季咸的生命算术，是因为他有文无实、有雌无雄，脱离了生生之易的本源，使自己的生命片面化、扁平化，成为生命算计的对象化客体。壶子则反之，通过四次无相之相的示相，有效逃离了生命算计的权力摄取，且为列子做了一次生动的现场教学。壶子四示而四无相，正如王倪四问而四不知，都是阴阳之际、有无之间的生命工夫。只有生命的工夫才能超越生命政治的算计，只有道的政治可以突破知识权力的操控。
壶子的生命工夫通过四戏季咸的情节展开为四个层面：首先是“杜德机”的“地文”，也就是坤卦；其次是“善者机”的“天壤”，也就是乾；第三层是动静之间的“衡气机”，亦即乾坤并建、阴阳中和的“鲵桓之审为渊”。相比之下，“地文”即“止水之审为渊”，“天壤”即“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可见三渊只是一渊，“鲵桓”之“鲵”中已经蕴含了乾坤之端、动静之倪。第三层已经包含了前两层。鲵鱼盘桓于渊，正是环中王倪之象，亦即应帝王之象。最后一层则是“不知其谁何”的“未始出吾宗”，终归于无名。如果说壶子相当于“无名人”，那么季咸就是“天根”。生命算计就是妄图抓住天根，但壶子的“未始出吾宗”却使季咸无根可抓，“不知其谁何”则连算计对象都把捉不到。
从“地文”开始，这表明壶子的文化渊源很可能是殷商《归藏》传统，以坤为首。实际上《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也可能是归藏首坤的遗迹。总之，壶子从“杜德机”的“地文”开始，是深入到商周两代之易的共同源头，以达成自我生命的终极回归。不过，这个生机之杜绝并非死寂，而是不可执定的寂静，即“不正”之“不震”。鬳斋以为壶子“萌乎不震不正”之“不正”意为“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与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是很有启发的比较。养气与尽心工夫须时时用功，无须臾之懈怠，但同时又不宜执定为对象化客体而对之刻意用力，不宜专门化和主题化，正如壶子之“不正”亦使季咸无法执之为算计的对象。
“天壤”之为“善者机”，正如《易·系辞传》所谓“继之者善也”之“善”，说的是“一阴一阳”之间须臾不息的天道运化。《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谓此也。“自强”并非与人竞争的“强者之强”，而是象文王那样“纯亦不已”的自强之强（王船山《周易内传·乾卦》）。“天壤”之动，亦不过天机自发而已，无一毫与人争竞之强，无一点发乎胸臆之私。所以，“天壤”之动恰恰是“机发于踵”，源出于紧贴大地的脚踵。由此可见，“天壤”发机之动与“地文”未发之静，原本只是一个即动即静、生天生地的道，而这正是壶子示相的第三层“鲵桓之审为渊”所要道说的事情。
“鲵桓”即大鱼盘桓、首尾相接之象。首尾相接，即首尾之别消融于前后相续之际、终始端倪之中。倪元璐《兒易》曾以此象解乾卦之“用九见群龙无首”：“首尾无端，终则又始，乾乾惕惕，莫知所底，安得息乎？莫强于龙见无首，故知不息也。文王曰元亨利贞。元亨利者，自强也；贞者，不息也。”。通常意见认为“群龙无首”是乾之退隐，但倪元璐恰恰从中见到乾之所以自强不息的本原。《庄子·应帝王》的鲵桓之渊和中央浑沌之帝，皆有此象。“自强”之“自”见乎盘桓和浑沌的自转，“不息”见乎其自转之终始相续、圆转无穷。
如果说鲵桓之渊是地文和天壤的合一，那么“未始出吾宗”则是鲵桓之渊的同出而异名。地文是未发之机，天壤是已发之机，鲵桓之渊则是已发未发之衡，“未始出吾宗”则是已发未发之倪。衡则已发而犹未发，倪则未发而犹已发，故虽“未始出吾宗”而能与物委蛇，“不知其谁何”而能应物而动、因物而静矣。
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不只是归家，而且是归向“未始学”之浑沌无知。“为其妻爨”，雌雄之谓也，一阴一阳之谓也。“食豕如食人”，无名人之谓也。“纷而封哉”，纷动而封藏，“一以是终”，终而如始，永未终也。古人逝矣，其道微矣，而行者代不绝人。《诗》云：“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经·绿衣》），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