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沂源县烈士陵园展室里，展出着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里边几个正在开枪射击的士兵身影不很清晰，但正是这张照片见证着沂源抗日军民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石桥伏击战。也正是在这场战斗中，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丧命的一长串日本将官名单，留下了最后一个名字：吉川资陆军少将。
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又称“大陆打通作战”，我国称“豫湘桂会战”。战役的前半期被日方称作“扣号作战”，又称“京汉作战”；后半期则是“拓号作战”，又称“湘桂作战”。
日军的“扣号作战”动用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部队。日军驻山东的第十二军指挥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七、一一零师团及第三装甲师团等部队担任主攻，从河南中牟突破黄河防线；驻山西的第一军担任助攻，派部队从山西中条山的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后牵制中方的增援部队并切断陇海线。
根据日方当时的《进攻兵力与后方兵力对比表》，华北方面军总兵力137个大队中，参加“扣号作战”的进攻兵力为67个大队，留守华北的后方兵力为70个大队。
日军第十二军军部及作战兵力的五分之四被抽调参加”扣号作战“，仅留下了第五十九师团改为方面军直辖，负责山东全省的“治安”。虽然新编了独立步兵第一旅团（驻兖州）、独立第四旅团（驻济南，后调河南新乡）及其他临时编组的部队，但是日军在山东的兵力仅2.5万余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山东“连续发动以攻歼大股伪军和拔除深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开始了反攻的前奏”。至1944年底，“山东八路军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已然望见了胜利的曙光。
此际正在中国沿海寻找反攻日本本土基地的美军也将视线投向了山东，以致随后调任日军第四十三军参谋长的寒川吉溢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将是未来主要的登陆点……之所以如此，乃因具有海岸与半岛地区的山东已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
1945年3月12日，日本大本营下令组建第四十三军，此为日本为防御美军在中国山东沿海登陆而组建的军级作战单位，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4月10日，该军军部在济南组建，军下辖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一旅团、第9独立警备队、第11独立警备队、第12独立警备队等部。
原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升任军司令官，藤田茂接任师团长。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组建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为步兵四联队制师团，下辖第五十三、第五十四旅团。该师团属于抗战爆发后日军第二批组建的师团，战斗力要强于以原常设师团的后备部队及退伍老兵组成的100打头的第一批扩军组建的师团。
藤田茂
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原驻山东省泰安，接日本大本营命令于4月6日移驻济南，编入第四十三军作战序列。原五十三旅团旅团长田坂八十八于3月31日调离，接任者为吉川资陆军少将。
为了在预计中即将到来的抗美军登陆作战中免除后顾之忧，日军于4月25日匆忙发动了代号为“秀岭一号作战”的大扫荡，总兵力达十万，是1942年大扫荡的两倍，作战目标是彻底摧垮我抗日根据地，恢复1942年大扫荡后的态势。
日军对山东全区的大扫荡以鲁中、滨海为重点，拼凑出三万人马，扫荡的主力为第五十九师团，其第五十三旅团的作战地域在沂源地区。
山东军区在取得春季反攻胜利的基础上，编制了五六七3个月的夏季攻势作战计划，以期在山东战场上拉开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序幕。根据日军增兵山东的大形势，以及我根据地周边据点日军兵力集结，综合各方面传回的情报，司令员罗荣桓决定暂停夏季攻势迅速转入反“扫荡”。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罗舜初，指挥第1、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部队，实行坚壁清野，并配合坚决的狙击战，地雷战，日军行动十分艰难。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为了督促部队前进，吉川资少将亲自到前沿的111大队督战。当时，111大队已经攻下一个八路军死守的“荒村”，正在向前搜索攻击。
日本战地记者写道：“皇军作战英勇，士气高昂，很快肃清了前面道路上企图阻击的大队八路军。大队的指挥官将战报汇报给将军。也许是战斗顺利，旅团长十分高兴，指示部队迅速前进，以便天黑前和另一支皇军会合，并和部下们在村中合影。合影完毕，大队的指挥官向将军敬礼告别，就在他的手要放下还没有放下的瞬间，村中枪声骤起，旅团长一头栽倒在地······”
上前搀扶的大队副官冈田也被打倒，日军组织还击，控制局面后再看旅团长，头部已经中了三枪。
日军记者最后写道：“在旅团长的精神鼓舞下，皇军勇往直前，横扫前方的八路，顺利和友军会合。入夜，熊熊篝火之畔，垂死的旅团长突然直起身来，转向东方皇居的方向，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合掌瞑目而逝。一众忠心的部下垂泪为旅团长的冥福祈祷······”
通过日方记者的描述，打死吉川资旅团长的是被击败后躲藏在村中的八路军散兵游勇。日方刻意隐瞒了遭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袭击，日军被击败，而其旅团长大人则是被八路军在正面战斗中击毙这一让”皇军“丢脸的事实。
昔日的战场旧址
根据战斗亲历者刘佐的回忆：
【鲁中军区二团奉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命令，从夏季攻势集结地沂水（县）诸葛、东里店一带，日夜兼程立即返回鲁山根据地。队伍返回序列为三营、二营、团部、一营。我当时任三营营长。
5月6日，我带领三营趁夜沿沂（水）博（山）公路向石桥、悦庄方向西返。二团给予三营的任务是：查明情况，与敌遭遇时不要蛮战，掩护团主力向石桥以东大安顶山一带转移......
7日凌晨2时许，侦察班在石桥以西3公里处突然与敌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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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夜暗，双方都没叫口令。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方侦察兵机警地抓了对方一个士兵的帽子，而对方竟然没有吭声。【我们的侦察兵一摸帽子上有帽徽，就明白了对方是伪军，便立即向我作了报告。】
这个时候非常考验一位指挥员的临机应变能力。刘佐判断当时敌情不明，又是夜暗，而我军后续部队还没有到位，不适宜仓促地与敌作战。于是，他指挥部队【摆脱了敌人，迅速向大安顶山地带转移。同时，我一面布置警戒，一面派出侦察班长曹科志和通讯员张振芝下山进一步查明敌情。】
在大安顶山坡的树林里，刘佐和教导员张锡正召集连干部开了一个简短的敌情分析会。开会仅十几分钟，曹科志和张振芝便【拧着一个敌人的便衣侦探回来了。】审问得知，敌并未发现我方行动，仍继续向石桥方向移动。刘佐借着手电筒的微光查看地图后判定，我军在石桥设伏最为有利，正好攻敌不备。三营的营连干部迅速定下了在石桥北山345.6高地伏击敌人的方案，同时上报团部。
战斗的过程并不复杂，大致经过如下：
5月7日5时前，七连进至345.6高地南坡，八、九连进至北坡，一个排担任警戒，防止敌人迂回。
很快就由远及近传来了马蹄声，晨雾中敌军的行军队列蠕动而行。前面是日军的斥候，放过后不久，【敌先头部队已进至石桥，飞尘起扬，敌几十匹乘骑也奔驰至石桥西北河滩的开阔地带，距我设伏地约二百米。】
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刘佐一望便知这是敌军的指挥人员，随即下令——打！
三营挑选的十几名特等射手最先开火，紧接着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和数百名战士的步枪射出的子弹组成密集的火网向敌群覆盖。敌军人仰马翻，受惊的战马横冲直撞，又撞伤踩踏了后面不少敌人。
恰在这时，大泉区区中队长李秀江带队赶来参战，民兵们看到鬼子被痛击，高兴地在阵地的四周高呼：“鬼子跑不了啦！打啊！”
敌军遭突然袭击，被打得团团转，毫无招架之力。在这一片混乱中，吉川资少将中枪落马。旅团长和多名日军指挥官被击毙，更加剧了日军的混乱。不过日军毕竟训练有素，短暂的慌乱后，部分日军重新集结，置伪军不顾，拼命抢占石桥村，仓促组织防御。伪军除死伤、投降者外，大部分溃不成军，流散于石桥以西丘陵地带。
左一为鲁中二团团长，开国少将陈奇
三营打响的时候，鲁中二团主力已进至石桥以南地区，团长陈奇遂令二营控制西南山（332高地），一营进至错石附近监视敌人。
陈奇原来给首任团长吴瑞林（抗美援朝时第四十二军军长）当副团长，1942年接任团长。多年的征战让他伤病缠身，1946年病倒，1948年任胶东新五师师长，1949年任95师师长，率部从山东南下入闽途径南京时再次病倒咳血，1956年病逝。
三营伏击成功后，陈奇亲到前沿观察。此时，退入石桥村的日军正在紧急拆毁民房、构建工事，销毁损坏的电台、枪支。二团首长判断，敌立足未稳，应予以攻歼。随即部署二营由石桥西南主攻，一营由石桥东侧助攻，三营转为团预备队担任石桥北侧警戒，消灭伏击战漏网之敌。
黄昏时分，一、二营秘密接近石桥，突然发起攻击。二营很快突入村内，与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日军不敌，残部逃出石桥村，逃到公路以西一个小高地和薛家官庄，固守待援。
早上被伏击溃散之敌，部分逃入西北丘陵地带，凭借林立的巨石负隅顽抗。三营随之对残敌发起了清剿。
沂源县是日军”三光“政策的重点区域，全县抗战时有十几万乡亲被杀，首恶者就是日军这个第五十三旅团，老百姓与日寇有着血海深仇。听说八路军打鬼子，周围四十多个村庄的民兵和男女老少扛着土枪、红缨枪，有的拿着菜刀、棍棒纷纷赶来助战。有的抓俘虏，有的牵骡马，有的缴战利品，有的割死马肉为部队做饭，有的抬担架转送我方伤员。仅李秀江带着的区中队就缴获步枪30多支。
5月8日，日军援军逼近，二团撤出战斗。
经过1天的战斗，歼灭日军20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旅团长1名、大队长1名、中队长2名、小队长4名），毙伤伪军400多人，缴获战马62匹及大批枪支弹药。战后，鲁中军区二团受到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石桥镇的英雄广场
石桥伏击战非常精彩，既有偶然性，也有指挥艺术，充分展示了鲁中军区老二团官兵的战斗技巧、战斗作风和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
日军之所以在此次战斗被痛打，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5月7日凌晨2点当三营侦察班遭遇敌军时，双方其实都已对对方有所怀疑，而我侦察兵抓了对方一顶帽子后，有理由怀疑其实这股伪军已知悉遇到了八路军，只是因为害怕而一声不吭。
二、日军改变了夜伏昼行的行军规律，而且沿途不袭村庄，不扰居民，行动诡秘，日夜兼程向沂源进犯。前面的那股伪军应该是探路打前站的，只是伪军们没敢报告，使我伏击达成了突然性。
三、日军指挥官吉川资刚刚上任，此前没有与八路军作战的经历，还不知道八路的厉害。
吉川资为何选择亲率400余日军和600余伪军采取这样一反常态的行动？其原因大概与他本人的”天无组“经历有关。
吉川资，1890年12月30日生于日本山口县，1912年5月28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步兵科，同年12月24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但是未能考入日本陆军大学。
日本陆军中，士官分为曹长、军曹、伍长，相当于上士、中士、下士，对于普通士兵（一等兵、二等兵）来说，晋升的天花板为曹长，可以担任小队长（少尉）的助手。
对于日本陆士毕业的，其天花板一般就是大佐联队长。至于日本陆大毕业的，不仅晋升快，而且上不封顶。
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都有一个毕业徽章，很像日本历史上的”天保钱“而被叫”天保钱章“，因而在日军内部，有了”天保组“之称，没上过陆大的则被称为”天无组“。
吉川资作为一名“无天组”军人来说，他的官运实际是不怎么好的。很明显的一个比较，1945年他再次来华时，一看顶头上司竟然是老熟人细川忠康中将师团长，他在陆士的校友。只不过细川后来考上了炮校和陆大，进步快。不久后组建第四十三军，细川又升任司令官，把吉川君甩得更远了。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先天缺陷，日军的天无组军官反而在作战中更大胆、更勇猛、更狠辣、更凶残，希图依靠战功弥补学历上的不足，从而为晋升打开通道。在黄土岭战斗中被击毙的阿部规秀也属于天无组，他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冒进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全面抗战爆发的头两年，吉川资在日本军校任军事教官。1939年3月9日，任第三十三师团兵器部长，同年8月1日晋升大佐，随师团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作为师团司令部的机关官员，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并未获得领兵作战的机会。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取得围歼中国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及第74师的战果后（张自忠在此战殉国），与第十三师团北上，会同第三师团将穷追第三师团的中国军队主力合围于枣阳一线。
张自忠
张自忠用他的牺牲吸引日军主力，换来了左翼我军的有利战机。可惜国军战力不行，而日军又是精锐的第三师团，等等原因作用下，竟然未能将日军第三师团围歼，反而被其吸引进入陷阱。
5月19日，日军三个师团发起突击，仅一个上午，中国军队各部均力不能支。第五战区至此方知中计，忙令各军后撤，日军展开追击。
5月21日，第三十九师团在偷渡白河时遭西岸中国军队伏击，第233联队长神崎哲次郎以下300余人毙命。当晚，日军第十一军下令各师团停止追击。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神崎哲次郎
5月23日，吉川资任步兵第233联队长，获得领兵的实权，而其前任神崎哲次郎是他陆军士官学校晚两期的学弟，也是位天无组。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
当时，会战已进行了二十多天，日军伤亡惨重，弹药物资几乎耗尽。这种情况下，前线的日军将领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日本大本营的高官产生了意见分歧：后方的高官们想结束会战，而前方的将领则准备不顾疲劳和减员打下去。最终，日军的这次下克上再次获得成功，以6个汽车中队紧急调运1000多吨军需品到前线。
5月31日19时30分，第三十九师团不顾上级的命令，实施炮火急袭一个半小时，而后以吉川资的第233联队为突击队，于21时35分从宜城以北的王集强渡襄河（汉水上游部分亦称为襄河）成功。邻近的第三师团也只好提前于24时在襄阳东南渡河。拂晓前，两个师团的战斗部队大部渡过汉水。攻陷襄阳、宜城后，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于6月12日攻占宜昌。
吉川资
日军占领宜昌后，派出了小部队占领外围，以巩固宜昌安全。其中一个大队尾追国民党第十八军至石牌，完成了任务即停止了追击。然而就是因日军这次保障行动未再向前一步，却给了某些人编造所谓“二战最大的一场白刃战——石牌保卫战“这个谎言的机会。
日军占领宜昌的当天，第十一军给各师团下达指示：“已达到此次作战目的，现决定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尔后之机动。”6月15日22时，正式下达了撤回襄河东岸的命令。
恰好在6月12日这一天，德军占领巴黎。6月15日的日本御前会议上，天皇圣喻：是否可确保宜昌？于是，从东京到南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再到第十一军，待到命令传到前线时已是6月17日，日军撤出宜昌的部队中走在最后的第十三师团已距离宜昌52公里。前线日军接令后即转向，于6月17日下午再次占领宜昌。刚刚吹嘘宜昌大捷还不到半天，胡琏的第十八军又仓皇逃出宜昌。
宜昌沦陷对大后方威胁甚大，从9月30日至10月11日，国民党第六战区集中了14个师的兵力反攻宜昌。第三十九师团派出吉川资率第233联队，穿越中国军队防线，进至宜昌外围，袭击国民党军第9师、新编第33师、第76师等部，协助第十三师团防御宜昌，致使国军的这次反攻失败。
好不容易当上联队长的吉川资率领部队参加了宜昌作战、汉水作战和长沙会战。在担任联队长的三年时间里吉川论战功不小，但陆军省不知怎的没有提拔他当旅团长，而是在1943年3月把他调回日本当了常驻九州大学特务机关长，继任者吉武安正大佐比吉川在陆士整整小了9期，但人家是陆大的高材生。
1945年1月，吉川资再次参加侵华战争，3月接替田坂八十八就任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新任师团长藤田茂骑兵出身，未有指挥步兵部队的经历，在陆士比吉川资高了一届，虽然也属于天无组，但是他曾当过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侍从武官，因而官运还算可以。
吉川资作为天无组军人，这次好不容易当上了旅团长，急于立功表现。他此前三年的作战经历面对的又是国民党军，却不知八路与那些国民党军不一样。难怪他会选择那样一种近乎冒险的行动方式，其目的就是想出其不意地深入根据地袭击我军。
吉川资毙命后，5月17日，日本陆军省追赠吉川资二级功勋章一枚，并追晋陆军中将。他获得的另一项殊荣是成为了抗战期间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最后一名日本将官。而日军的这次大扫荡匆匆开始，在我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仅仅二十多天后又匆匆结束，成为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的最后一次大扫荡。
很长一段时间，军史中关于是否在石桥战斗中击毙日军旅团长？被击毙的日军旅团长到底是何人？对于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
1991年出版的《八路军回忆史料》第三卷，收录了署名为黎玉、林浩、景晓村、李耀文的文章《横扫日伪军的最后一战——忆山东战场的大反攻》。文中说：“据此，山东军区决定推迟执行五、六、七3个月作战计划，迅速将主力隐蔽集结于主要交通要道两侧……经与敌20余天的周旋和奋战，歼日伪军5000余人，日军第五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吉川资被击伤，后毙命。”
该文写于1990年4月，第一次出现了吉川资的名字。不过写的是将其击伤，之后伤重毙命。
关于此战的最初报道是1945年5月29日的《大众日报》，标题是《鲁中我军反“扫荡”胜利结束打死敌寇旅团长一名》：【窜入我鲁中腹地扫荡敌伪，在我内外线军民夹击下，已于本月十七日分头由岸堤、沂汶向东、西两个方向撤退，……当千余敌人在××旅团长(番号尚未查清)率领下沿沂博公路南犯时，于石桥一带遭我主力伏击。我军向敌指挥部队猛扑，将敌冲散，我战士随即进入紧张之追击战，和敌展开白刃刺杀战斗，当场将敌旅团长击毙，此外尚击毙敌小钱大队长，佐滕、成山田两个中队长及四个小队长。敌兵死伤共一百余，伪军死伤亦达百余，缴获长枪三十余支，短枪五支，战马四十一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此乃我鲁中部队优秀的反扫荡战斗之一。】
从报道可看出，当时对所犯来敌的部队番号尚不明确，敌旅团长姓甚名谁，其被击毙的具体时间也未说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击毙了一名旅团长级别的军官。
1945年6月3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头版刊登了《山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反击敌寇五月“扫荡”的经过及战果》一文（现存山东省博物馆）。
文中写道：【当获得敌人在淄、博、泰、新、莱及临朐等地集结兵力之情报后，即判明敌人‘扫荡’企图，迅速进入备战】，【调整各种军事力量，实行紧急反‘扫荡’动员，以严阵以待之姿势准备打击进犯之敌】。
【该敌于七日晨，由敌某旅团长率领沿沂博路南下至石桥附近入我圈套，遭我猛烈突然袭击，我选择敌人指挥部发起果敢冲击，敌狼狈退却，我复猛追，当发生激烈的白刃扑搏，约半小时我连克四个山头，当场将敌某旅团长击毙（以后在朱位村得敌日记载‘七日石桥遭遇旅团长战死’云云，同时俘获之伪军亦有此口供，但姓名尚待查）及毙小针大队长一，佐藤成、山田中队长二，小队长四，以下五十余，伤敌四十余，毙伤伪军六十余，俘伪六十余，缴获长短枪卅余支，战马四十一匹，其他物品甚多。】
这篇报道比第一篇详细了许多，从缴获的日军日军和俘虏的伪军口供中确认击毙了日军一名旅团长，但是又注明“但姓名尚待查”。
7月7日《大众日报》的报道《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公布抗战第八周年光辉战绩》，其中明确提出：【击毙敌五四旅团长田板(田坂八十八)，大队长小钱、滕田、大佐田宏，中队长左(佐)滕、成山田、松本、里见、村社、高清一，顾问长泽健治，高桥以下三七二○名……】这一次，敌军番号和击毙的旅团长名字有了，但是全都错了。
7月27日，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的李作鹏在《大众日报》发表长文《抗战第八周年山东我军对敌攻势作战概况》：【综合全省一年来主要战绩如下……毙伤日军约七千名，(其中有敌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旅团长一名，系于五月七日鲁中之石桥战斗中被击毙)……下列部队番号在我痛击下，全部或大部或一部已失去战斗能力：计日军方面，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长战死；草野大队大部被歼所余无几……】痛击的日军番号更正了，然敌旅团长名字仍然阙如。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因战时情况复杂，情报不够及时，另一方面，与日军那段时间布防调动和人事任命频繁有关。
日军第四十三军是以第五十九师团为骨干新组建的一个军，其第四十七师团此时正在雪峰山苦战，6月27日方调入四十三军，而这时第五十九师团又被调往了朝鲜。原第五十三旅团长田坂八十八于3月底调往台湾，新接任者即为吉川资，而吉川资上任不久的第一战就被击毙。
日军短时间内的人事变动，未能被我情报部门及时掌握。这使得很多回忆文章中采用了“田板(应为田坂)”这个名字，也难怪后来以讹传讹，提到此次战斗时都认为石桥战斗击毙的是日军田坂旅团长。
1979年，时任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司令员的刘佐，接到沂源县委的来信，请求他以石桥伏击战的指挥者与参与者的身份，撰写有关石桥之战的回忆录，他撰写了名为《石桥之战》的回忆文章。文章中，刘佐采用的仍然是最初的说法——三营伏击的是日军第五十四旅团，击中的是五十四旅团旅团长田坂八十八(此时日军第五十四旅团旅团长是长岛勤)。直到2007年刘佐去世，他都不知道，他们击毙的其实是日军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吉川资。
烟（台）威（海）警备区司令员刘佐重返当年石桥战斗遗址
2012年纪念鲁中军区成立70周年，在潍坊举行了一个研讨会，有人专门到日本的档案馆查阅资料，才知道当时被击毙的是日军第五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名叫吉川资。
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恶，不仅是三光政策的首要执行者，也是日军对华实施细菌战的急先锋。
令人唏嘘的是，原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1945年12月27日以日军第四十三军军长、签降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济南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虽然旋即被关押，但随着国内战场形势的变化，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竟然对细川忠康等战犯做出不予起诉，无罪释放后遣返回国。
吉川资的前任田坂八十八，与时任师团长的细川忠康为1943年鲁西细菌战具体实施者。日军第五十三旅团在馆陶和临清之间的尖冢镇附近掘开卫河大堤，致七县受灾，两万多人被淹死，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日军在731部队石井四郎的亲自指导下，向泛滥的河水中投放霍乱细菌，使得霍乱在鲁西北十八县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蔓延，是日军五次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细菌战。
然而，在台湾投降的田坂八十八虽在台湾受审，但也逃脱了制裁被遣返回国。
日本投降后，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咸兴向苏军投降，师团长藤田茂、吉川资的继任者他的师弟上坂胜（也是位”无天组“）、五十四旅团长长岛勤被苏军关押。1950年7月，藤田茂等日本战犯被移交我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上坂胜笔供原文（部分）
1956年6月，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长岛勤有期徒刑16年，藤田茂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而在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时指挥一一零师团163联队制造了“北疃惨案”的上坂胜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