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陈独秀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之一，并说在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是我们的总司令。
1918年秋，毛泽东因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第一次到北京，认识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刻地影响了年轻的毛泽东。
1920 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陈独秀除对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外，还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建党计划。这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是真诚相见的，无话不说的。正是这一次接触，陈独秀对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深刻的影响。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陈独秀立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党，同时寄给他一些进步的书报。
毛泽东接到信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还多次向远在巴黎的蔡和森等人，介绍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情况。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很信赖，并极力推崇他。在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的工作，认为比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做得好。
由于湖南工作完成得出色，加上陈独秀的推崇，毛泽东于1923年5月奉命调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样，他与陈独秀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者，一起承担了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
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始于1925年底。1926年春，毛泽东因病离沪回湘开展农民运动，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
然而，陈独秀则过分夸大了农民落后性的一面，并拒绝在党报上刊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另外，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毛、陈之间也发生了分歧。为此，在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他们开始分道扬镳。
尽管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在大革命后期发生了分歧，但陈独秀不但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而且还赞扬毛泽东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接着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陈独秀对此深表赞扬。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对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我党领导下工作。毛泽东也一直未忘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陈独秀出狱以后，毛泽东曾邀陈独秀到延安工作，后来由于康生从中作梗，诬蔑陈独秀是日本特务，要求陈交代自己的托派罪行，此事才不了了之。1941年，陈独秀客死重庆江津。
1945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是正确的。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认为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在某些方面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