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世纪末以来，奥斯曼帝国的建国神话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在这个颇具奇幻色彩的故事中，帝国的创业者奥斯曼一世梦见自己纳月入怀，随后一棵参天大树从肚脐处勃然而出，并快速生长直至笼罩整个世界，树荫之下，群山连绵，川流不息。这表明，奥斯曼帝国自创立之初就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其百年基业正是建立在对庞大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把握上——树木、河流、粮食、淤泥等自然元素构成了帝国统治力量的来源，而瘟疫、干旱、水灾、气候变化等自然变迁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阿兰·米哈伊尔这本《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即通过选取近500年来奥斯曼帝国治下最为重要的埃及行省进行个案考察，揭示自然与权力在帝国发展历程中的深度缠结关系，并以此观照奥斯曼帝国史在全球史中的地位。
《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
，［美］阿兰·米哈伊尔 著
，白贤达 译，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本书将关注点聚焦于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自然资源管理机制的运作方式。通过巧妙运用埃及的乡村法庭记录，作者展示了奥斯曼政府与埃及农民如何就水资源分配、水利设施的管理与维修进行协商并达成妥协，以此说明在灌溉问题上地方利益与帝国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以及农民在整个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简而言之，埃及农民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了解和经验决定了他们才是埃及农村自然资源管理的主角，帝国能维持其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尊重地方经验，与这些农民达成妥协的结果。与此同时，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内部最大的产粮省份，也是最大的木材消费省份。本书分别从粮食出口和木材进口两个方面，来考察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和运输体系，并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的流通路线不仅仅是由"边缘"到"中心"，而是沿着一张横跨整个帝国的复杂网络自由流动。因此，在奥斯曼统治埃及的前两个世纪，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对木材和食物的运输能力、当地农民的经验性知识和劳动、地中海周边各省的物产资源以及灌溉网络的正常运转而得以维持其统治。
1783年冰岛拉基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迁，扰乱了来自印度洋的季风，加重了肆虐于埃及大地上的自然灾害与瘟疫，从而加速了埃及脱离帝国统治的进程。与此同时，由于灾害与瘟疫的影响，作为近代早期埃及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动物大批死亡，畜力比重的减少促使人力弥补其空缺，从而成为埃及的主要劳动力资源，加速了埃及的劳动方式转型——农民的地方性知识不再被尊重，反而在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建设中被异化为工程项目登记表上空洞的数字；埃及的灌溉系统管理方式也不再高效和可持续。随着穆罕默德·阿里政府对埃及社会控制的加深，其对埃及的自然环境和在该环境中工作的农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灌溉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食物，修建更多大规模工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埃及农民被规训成了新埃及帝国的臣民。
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图源：视觉中国
从学术谱系上看，本书是一次可贵的尝试，米哈伊尔试图通过环境史的角度来审视奥斯曼与中东的历史，因此他无疑是一位开拓性的学者。在本书中，他通过引述"中心—辐条"模式（hub-and-spoke）对奥斯曼研究中的陈词滥调——"中心—边缘"范式进行了回顾与批判。作者认为，一个帝国可以有多个中心与边缘，同一个行省本身可能既是中心又是边缘，这取决于观察的角度不同，因此各个行省间也有着紧密的互动，而非必须要通过中心才能完成。
埃及本身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同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边缘与中心而存在。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时，埃及将粮食运往汉志地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横跨北非和红海的商业贸易网络的一部分，这些贸易网络独立于伊斯坦布尔而存在，埃及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同时，埃及又接受远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央的统治，并缴纳粮食和赋税，在奥斯曼帝国的自然管理框架中运作。因此，相对于伊斯坦布尔而言，埃及无疑又是作为边缘存在的。
此外，我们还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与年鉴学派对话的影子。无论是费尔南·布罗代尔还是后来的勒华拉杜里，气候史都是其历史书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正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区域案例分析进行全球气候研究，以弥补气候史宏大叙事的缺陷。
事实上，帝国省份或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借用环境史的方法能够摆脱地理空间对思维的禁锢，从而发现区域间的流动、影响和相互渗透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动因。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各种要素在其中通过资源交换而相互依赖、彼此联结、牵制共生，共同将帝国打造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任何局部的变化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释放出强大的历史动能。
作者：董世康
文：董世康 图：视觉中国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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