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
欧洲人的噩梦说起来其实是蒙古人的杰作。1347年，蒙古大军开始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由于卡法的守军抵抗非常顽强，蒙古人顿兵城下。恼羞成怒的蒙古人用投石机将尸体抛入城中，让卡法城内的军民感染上瘟疫。
由于当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城市里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大街小巷污秽遍地，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这种环境，简直是细菌传播的天堂。鼠疫就在这种环境下迅速传播开来。
几百年后，中国东北也爆发了鼠疫。1910年，鼠疫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很快延及哈尔滨，危及东北全境，疫情严重，蔓延迅速，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最危险的时候，鼠疫有向关内传播的情况。
当时只是清朝灭亡的前一年，但是垂死的帝国，“腐朽”的大清王朝却创造了奇迹，成功地遏制了这场可怕的鼠疫。因为他们找对了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伍连德。
年仅31岁的伍连德，是剑桥医学博士，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1910年12月24日，他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的第一个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但在当时中国，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
这是一场恐怖的鼠疫！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
经过走访调查，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传人的情况。而且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但是，这个理论在当年太过石破天惊。法国的鼠疫权威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仅仅按传统理论进行防护，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首先是确定传染源。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还是尸体处理，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
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在无法深埋的情况下，只剩下了一条路，烧！伍连德反复做工作，在朝廷圣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连德亲眼见证之下，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同时，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
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东北。
最后是保护易感人群。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好转。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开始减少。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1910年鼠疫能够得到控制，首先离不开当时相对先进的医疗手段，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方被发现，而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如鼠类)由蚤叮咬传染给人，这个经由鼠类、蚤类传染的途径也在1898年才知道。其次，不得不感慨天佑中华，伍连德博士的贡献挽救了东北，遏制了鼠疫。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即将覆亡的大清帝国，在这次鼠疫事件中应对还算及时、有力。
参考：《欧洲中世纪大瘟疫》、《1910年鼠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