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古代游牧民族的眼中，这马匹的地位就如同今日的跑车，他们象征着无尽的力量与自由，若有人胆敢侵犯这份荣耀，必然将遭受残酷的制裁，但在康熙盛世之时，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奇事，这皇帝竟然亲自出面为几名盗马贼求情，试图保全他们的性命，那这不禁让人困惑了，为何康熙帝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为何他们能够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盗走数百匹战马，还能瞒过所有看守的人呢，
回溯到康熙20年，当时的蒙古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战马失窃案，有五名胆识过人的盗马贼，那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将那些受严密看守的数百匹战马盗走，按照当时的律法，这些盗马贼不仅将身首异处，而且他们的家产，妻子儿女，也都将成为失主的私有物，然而当这些盗马贼被捉拿归案后，迎接他们的并非残酷的屠刀，而是康熙帝为他们说的一句求情之语，其实呢，这背后所隐藏的原因，远比表面所见要复杂的多，这其中既有康熙帝的智慧与权谋，也有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要揭开这一切的真相，还需我们深入历史的迷雾，探寻那些被时光掩盖的秘密，一切都要从案情谈起，
蒙古原本没有内外之分。清朝建立后，征服了一些蒙古部落，有些部落选择了臣服，而非抵抗。这些被征服的蒙古部落被称为内蒙古，而臣服的部落则被称为外蒙古。内蒙古被分为 24 个部，编为 49 个旗；外蒙古则被分为四部，编为 86 旗。
为了对内外蒙古进行有效的管理，清朝实行了会盟制度。由数个旗聚集而成的盟，每个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他们无权发兵，也不能直接干涉内部事务，无权向各级发布命令，只是对盟内进行监督，有责任随时告发叛逆行为，并派遣官员参加并监督会盟。
为了便于管理，也尊重蒙古习俗，清政府编订了《蒙古条例》209 条。涉及蒙古的案件，原则上在蒙古使用蒙古法律，在内地适用大清法律，但特殊情况下由皇帝裁决。
早在皇太极时期，由于蒙古是马背上的民族，马匹对蒙古人民非常重要，所以制定了严厉的条例：凡是偷盗蒙古马匹者一律处死。康熙帝继承祖制，修订蒙古律历，规定凡是偷盗他人马匹、牛羊等牲畜，一人偷盗，一人牵连；二人偷盗，二人牵连；三人偷盗，三人牵连。人多的，为首的二人将被处决，其妻子将被送给失主。这种刑罚确实严厉，盗马贼的数量有所减少。
在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前旗，有一个名叫阿必大的人。他曾跟随蒙古八旗参与统一战争，转战至山东、河南等地。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本旗。因为结识的人多，便开始倒卖马匹。
当时，内地缺少马匹，特别是蒙古作战马匹价格高昂。若从蒙古运至内地，获利丰厚。因此，阿必大便开始从事盗马贼的勾当。盗马贼也分 369 等，一般的盗马贼往往无法顺利偷走马匹，因为马有灵性，认的主人就不会跟陌生人走。如果马匹挣扎撕咬，往往会惊动主人，盗马贼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捉住。而厉害的盗马贼不仅熟悉马性，还会使用迷药，总能让马乖乖地跟着走。蒙古马多以群养，群中有头马，若是能控制住头马，其余的马也会跟着头马走。
阿必大就是个厉害的盗马贼，他时常盗马且从未失手。马匹被偷后，马主肯定会拼命寻找，因此，快速销赃并结成团伙是盗马贼发财并确保安全的选择。阿必大盗来的马匹有多条销赃渠道，他们将马匹贩卖到山西、河南、东北等地。由于阿碧大建立了销售网络，参与的人多，不仅开销增大，而且需要大量的马匹。小偷小摸无法满足需求，也无法承担开销。因此，要干大生意，就需要有成群的战马。
然而，偷盗成群的战马并非易事。朝廷有军马场，有官军看守，一旦被发现，可能会遭受惩罚。因此，偷盗军马场的马匹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偷盗蒙古贵族的马群。但这非常危险，因为贵族都有自己的卫队，尽管他们没有官军那么警惕，但他们也都是精壮的勇士，熟悉地形，能辨方向，寻找线索，他们会跟随痕迹追踪盗马贼。因此，一般的盗马贼不会冒险去偷贵族家的马匹。
而阿碧大等人想要干大生意，就必须冒险。他们盗马技艺高超，曾成功偷盗过蒙古小贵族几十匹的小马群。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次他们准备偷更大的马群。阿比大等人决定去扎萨克马场探查一番，发现这马场的防卫比较松懈，只有四五户牧民和十几个骑兵守卫。阿碧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与团伙商议对策。
这蒙古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清朝限制内地人与蒙古人交往，禁止汉人到蒙古地区做生意，即便旗与旗之间也有所限制。因此，游牧部落除了在会盟大会时进行交易外，平常都很少能见到外人。蒙古人非常热情好客，如果有人路过，他们都会热情款待。蒙古人喜欢喝酒，所以阿必大等人商议，利用蒙古人的好客心理，以探亲的名义，带着米面茶、盐以及马奶酒等物品，经过扎萨克的马场街口。他们打算说路途遥远，傍晚难以前行，请求马场的人留宿。马场的人肯定会设宴款待，然后趁机将他们灌醉，趁着酒意正浓时将他们全部杀死，再赶走马群。
然而，其他人并不赞同这个计划，他们认为，他们的目的是得到马群，而并非杀人。为了一个马群而杀几十个人，有失人道。更何况，万一有人没喝醉，结果将难以预料。因此，他们反对阿碧大的杀人计划。
阿碧大原本打算杀人灭口，强行夺取马匹。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同伴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得逞。这时，有一个人从山西回来，带回了许多蒙汗药和解药。他认为可以将蒙汗药和奶酒混在一起，在喝酒前先喝下解药，这样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喝，而他们也不会察觉到。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开始准备行动。
阿必达等人在黄昏时来到马场请求住宿，马场的人果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阿毕大等人提议，他们正好有上好的马奶酒在车上，不如将马奶酒拿来共享。马场的人并未察觉到他们的意图，频频与他们喝酒。最终，他们都被迷晕了。
看到马场的人都倒地不起，阿碧大等人驱赶马群向贩卖窝点前进。第二天，马场牧民和骑兵醒来后，发现马群和客人都不见了，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他们急忙向扎萨克禀报，扎萨克非常生气，先是鞭打了骑兵小头目 20 下，然后责令他带领骑兵一定要找回马匹，否则让他们赔偿。
扎萨克不放心小头目离开后，又派了 50 名骑兵，跟随数百匹马，所留的痕迹是很明显的。骑兵领命之后，便顺着马群留下的痕迹追赶过去。马群行走与骑兵追赶完全不同，马群要一路吃草，需要驱赶，很难统一行动。那十几个人驱赶数百匹马，真是顾东顾不上西。众骑兵追赶了一日一夜，终于追上了马群。
见着扎萨克的骑兵追赶过来，阿毕达等人便分散成几个组，将马匹向不同的方向赶，试图以弃卒保车的方式带走大部分马匹。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四散而逃的方式，正好有利于骑兵分别追捕。阿必达等人并不是训练有素的骑兵们的对手，他们当即被杀死数人，其余的人则全部被活捉。骑兵押着盗马贼驱赶着马群返回，将阿必达等人交给扎萨克处理。
阿必达等人曾拒捕扎萨克的骑兵，完全可以将他们斩杀，而不负任何责任。然而，他们如今已被擒获，扎萨克只能按照蒙古的法律规定对他们进行处罚。扎萨克拥有一般刑罚权，但死刑必须上报，由皇帝核准。
根据蒙古法律，阿必达等人是团伙盗马贼，可以将他们中的两名首犯斩首，其余的人盗窃马匹数量众多，且在追捕过程中拒捕，罪行极其严重，理应受到严厉的处罚，因此建议将他们全部斩首。理藩院按照蒙古律例，建议将阿必大等五人的家产和妻子给予施马的人，并准备上奏皇帝。
康熙帝批示说，人命关天，死刑应该慎重考虑。他认为阿必达等人已经将家产和妻子赔偿给失马的人，如果再将他们全部斩首，就显得过于轻视人命了。因此，他提出，如果将他们作为奴隶给予失马的人，这样失马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劳动力，这在法律上也是合理的。
康熙大帝深知人命的尊贵，尊重人的生存权利，这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他不仅摒弃了满洲的陈旧观念，还接纳了中国传统的尊重生命的理念。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他总是把保护生命放在首要位置，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这种尊重生命的理念，不仅逐渐融入了大清的各项政策与法律中，还逐渐推广到了边远的地区，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康熙帝的这一理念，也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雍正、乾隆等皇帝相继修订蒙古法律，最终废除了盗马贼的死刑，以财产处罚取而代之。这体现了法律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证，可以明得失。中国古代奇案，咱们下回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