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一天，梁益建在门诊室接待了一个三口之家。
两个大人神情憔悴，眼底满是绝望。
小女孩脸色苍白，鼻子上插着氧气管。
虽然被大人搀扶着，但明显能看出她的身体向右倾斜。
凭借多年的骨科经验，梁益建知道，这种倾斜不仅是因为体力不支；
更深层的原因，是脊柱畸形。
极重度脊柱侧弯患者
“梁医生，我们已经走遍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
这里，是我们能找的最后一个地方，请您给我们一个希望吧。
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您能帮孩子治疗，我们无怨无悔。”
一个大男人说完这些话，已经是几度哽咽。
梁益建虽然行医多年，但始终保持着一颗敏感的心。
对于病患与家属的沉痛，他总能将心比心，感同身受。
安慰了两个大人几句，他开始给小女孩做细致的检查。
随着检查的进行，梁益建的心也一点一点地往下坠。
小女孩脊柱畸形大概130度，在全世界脊柱领域内，这都属于禁忌症。
一旦手术，患者不是瘫痪就是死亡。
现在，家属虽然口口声声说“无怨无悔”；
但真出了事情，到时候他们是一告一个准。
可是，如果不治，小女孩因为极重度脊柱畸形，导致肺部极度衰竭。
如今已经不能自主呼吸，只能靠着氧气续命。
能活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治，还是不治？
面对这个选择题的，是骨科医生梁益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
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呢？
当时的梁医生，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1964年，梁益建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他是家里的老小，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加上母亲，全家七口人，都靠着父亲上班的那点死工资过活。
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但好在母亲总能东挪西凑，让孩子们吃饱喝足。
随着哥哥姐姐们慢慢长大，能帮家里干点活了；
梁益建总能从父母亲欣慰的笑容中，体会到一种幸福：
一种“一家人相亲相爱，欢声笑语时常围绕在身边”的小小幸福。
梁益建一家七口，左一为梁益建
如果没有在采煤过程中，频频发生的事故，梁益建可能不会那么早就考虑将来要做什么。
即便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在，不时还会有矿难的新闻搅动人的心弦；
更别说，环境和技术都相对落后的七、八十年代。
是的，他的父亲是一名拿命挣钱的采煤工，靠着挖煤来养家糊口。
梁益建一直记得，父亲遭遇过很多次矿难。
可以说，每次矿难发生后，家里愉快的气氛就会消失一阵子。
取而代之的，是后怕，是一家人对父亲安全的担忧。
最初几次，或许是上天眷顾，父亲总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虽然会受伤，有时候甚至需要住院，但终归都能康复。
然而，人生中并没有永远的好运。
那一次矿难，因为肋骨断裂，导致胸腔畸形，父亲就再也没有正常呼吸过。
梁益建从小就有很强的感受力和同理心，总能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
那次事故发生后，面对自己敬着、爱着的父亲，更是如此。
每次听见父亲因为疼痛，即便极力忍耐，却还是不由自主的呻吟时，他也会觉得痛苦万分。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像千万条小虫一样，噬咬着他的心。
“看见父亲饱受疼痛的折磨，而我作为儿子，却无法帮助父亲减轻痛苦。
那种心情，是一种撕心裂肺的难受。”
即便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梁益建还是会泪流满面，难受得语无伦次。
当时的他，总是想着，如果有人能把父亲的病治好，那该多好呀！
可是，当时真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让自己来做这样的人吧。
从那以后，他立志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梁益建明白，如果不努力，梦想就只能成为空想。
为了考上心仪的医科大学，他开始拼命地学习：
早上，他比别人早起半个多小时背书；
课间，除了必要的上厕所外，他总是留在座位上记笔记；
中午，别的同学午睡或者聊天，他留在教室里做题，有时候做得都忘了吃饭时间；
晚上，他总是学习到深夜。寝室熄灯了，他就趁宿舍管理员睡着后，偷偷到走廊外的路灯下学习。
眼看他的眼睛近视得越来越厉害，身体也越来越瘦弱。
母亲不得不提醒他，如果身体垮了，即便考上大学，梦想还是实现不了，梁益建这才“收敛”了一些。
十年寒窗苦读，高考成绩出来后，他如愿考上医科大学。
左一为梁益建
通过老师的介绍，梁益建才知道，医学是最尖端的学科之一，需要学习的专业课程多达50多门。
医学本科为5年制，他需要用4年的时间学习书本知识。
剩下的1年时间，会前往医院的各个科室轮转实习。
即便有的同学已经锁定自己的专攻方向，就像梁益建自己，他的目标就是骨科。
但因为各科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将基本功练扎实，才能在专攻某个领域的时候，做到事半功倍。
另外，老师还强调，在现代医学中，不得不承认，西医在某些方面确实领先国内很多。
为了能够跟进时代，他还必须学好英语，以便查阅国外最新的文献期刊和相关资料，了解国际上的医学动态。
听了老师的分析，梁益建在学习上，总是保证专业课和英语课齐头并进，这也为他将来出国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能多积攒一些临床经验，本科毕业之后，梁益建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读研究生、考博士，而是进了一家医院，做起了医生。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间，他深刻体会到，要想当一名医生，不仅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还需要有责任心和强大的心灵。
没有强健的体魄，无法应对医院里不规则的作息时间；
没有责任心，就做不到为病人负责，很容易发生医疗事故；
没有强大的心灵，在遇到治疗难题时，可能就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
幸而，梁益建觉得，经过多年的锤炼，在这几个方面，他交出了一份令自己还算满意的答卷。
就在众人觉得他事业也趋于稳定，不会再折腾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件令大家大跌眼镜的事情。
2003年，已经39岁的梁益建骨科研究生毕业。
经过推荐，他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深造，师从世界脊柱协会主席汉森袁教授。
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2008年前夕，梁益建获得神经学博士学位。
梁益建与汉森袁
像梁益建这样的人才，在全世界都深受欢迎。
当时，美国很多企业和医院都对他伸出橄榄枝，但他还是坚持回到祖国的怀抱。
他说，自己要为穷人治病。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离不开儿时的经历。
父亲瘫痪在床之后，家里的生计每况愈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每次梁益建生病的时候，母亲总摸着他的额头，满怀愧疚地，一边流泪一边说道：
“你生病了，妈妈真的很心疼，很想给你看病。
但是，妈妈没能力，家里确实没有钱。妈妈没办法呀。”
梁益建接受采访
那时候，他下定决心，自己不仅要当一名医生，还要当一名给穷人看病的医生。
就在梁益建回国后，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他却遇到了一个难题，也就是文章开篇发生的那一幕。
通过详谈，梁益建了解到，那对夫妇都是人民教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他能感觉得到，看着女儿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样，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只能靠氧气续命。
这对父母的心就如同上了刑场，被一刀一刀凌迟一样，只恨不能替孩子遭罪。
他也能想象得到，为了女儿的病，他们不知道被多少家医院拒之门外，被多少医生下了死亡通牒。
他甚至还了解，在这一刻，这对夫妇绝对会为了女儿，而豁出一切。
毕竟，那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呀！
一般来说，脊柱侧弯40度以下，可以借助专门支具外固定进行矫正治疗；
40度以上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需要考虑手术治疗。
而超过130度，在全世界，都没有成功治愈的先例，属于禁忌症。
那些不收治小女孩的医院和医生，在操作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透过这对夫妇看孩子的目光，他甚至能够看见当初的自己，也是这般绝望而无助地看着病床上的父亲。
那时候，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其实，拒绝收治禁忌症患者的事情，每年在各大医院或多或少都会发生。
因为收治禁忌症患者，最后因为治疗效果不佳，反而背上官司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有网友讲过一个身边的故事。
有个孩子患有肿瘤，因为风险太大，所有医生都不敢动手术。
孩子的父亲眼看孩子不治也会死，还不如赌一把。
他书面承诺自己知道风险，不管结果如何，一定不追究医院的责任。
一般医生都知道，这种话也就是说说而已。
最后如果真的出事了，出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该闹还会闹。
只有一名医生，出于爱心与人道主义，答应给孩子做手术。
手术过程中一切顺利，但是，孩子仍旧没有挺过来。
孩子的父亲最后将医生告上法庭，说她医死了自己的孩子。
可是，经过调查，手术过程全部符合规范，没有任何错误，因此并没有对这位医生予以处罚。
孩子的父亲却不依不饶，在医院门前拉横幅，骂医生庸医误人。
这名医生最后被迫辞职，不知去向。
这种事情，作为同行，梁益建肯定知道。
梁益建和同事们
可是，他却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他说：“再难治的病，我也要治。如果我不闯，每个人都不做，他们（患者）就没有了希望。”
梁益建的情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曾说的那句名言：
“此后如竟没有火炬，我便是唯一的光。”
眼看家长做手术的态度非常坚决，在内心深处，他已经答应了这对夫妇。
不过，他还是跟他们说，给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
他并没有说明，自己考虑的不是做不做手术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手术，怎么能在保住孩子生命的同时，将孩子的病治好；
并且确保，让孩子的肺功能恢复到，可以健康地活下去的程度。
因为小女孩的病情涉及到内科，整整一个星期，他与内科专家多次讨论手术的可行性方案。
梁益建
最后，虽然没有任何胜算，他还是决定拼一拼。
他想，既然一次手术难度太大，成功率不高，何不将一个大手术，分成多个手术来进行呢。
虽然大致方案制定了下来，但具体实施起来，难度却世间罕有。
毕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前无古人的一次手术治疗。
为了能及时解决治疗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梁益建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做好随叫随到的准备。
接下来，一场硬仗等着他来打。
因为是第一次做脊柱畸形领域里，130度的极重度畸形禁忌手术。
治疗过程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梁益建总能凭借他过硬的医学知识，解决这些麻烦。
他一直记得天坛医院的王忠诚院士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向病人学的。”
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治疗过程中，不怕有问题，反而要找问题，总结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小女孩一共做了四次大手术，几十次小手术，前后历时8个月。
而每次大手术，差不多都需要十几个小时。
有时候，做完手术，梁益建累得不想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当即就睡在了手术室外面的小板凳上。
休息中的梁益建
在这8个月中，梁益建将自己的生活，与小女孩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凌晨两、三点，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只要小女孩身体有异样，他便立即前去处理。
庆幸的是，女孩康复得非常好，出院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上学、生活。
可以说，梁益建一战成名。
此后，很多被北京上海广州的大医院拒收的患者，都慕名前来找他治疗。
虽然，他形容自己每次做手术，“就像在川藏线的悬崖边开车”，但他还是来者不拒。
他说：“我没办法见死不救。”
据统计，这些年梁益建参与的脊柱畸形手术，达3000多例。
他亲自主刀的有2000多例，仅在2017年，他就收治了420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
梁益建和患者家属
这些患者的手术里面，很多都突破了国际公认的三大禁区：
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矫正；
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髓畸形无法矫正；
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无法矫正。
可以说，梁益建在极重度脊柱畸形领域，已经站在世界的最前沿，许多海内外的脊柱外科专家，都自叹不如。
为了造福整个医学界，他将自己从手术中闯出来的经验，编撰成书，公布于众。
很多患者因为长时间“弯腰驼背”，食道、气道、血管、脊髓、神经都比脊柱短。
如果一次性矫正的话，这些体内器官就会拉断。
所以，治疗周期长，患者往往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都需要住在医院。
他不仅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收治病人，还研发了一套矫形牵引设备，帮助病患将器官慢慢拉长，来匹配脊柱矫形之后的长度。
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带上设备的患者为“天线宝宝”。
梁益建帮患者调整牵引设备
天线宝宝们住院期间，梁益建还自掏腰包请人来教他们唱歌。
既帮助患者放松心情，又增强了他们的肺活量，以便达到手术的要求。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
有一次，他接到一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名叫刘任富。
刘任富的脊柱折叠严重，即便人站起来，头却还是朝地。
吃下去的东西都会反流到食道里面，导致他患有胃溃疡和食道炎。
又因为不能正常站立，长时间五脏六腑没有归位，致使器官衰竭。
因此，他还伴有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心脏供血不足、全身骨质疏松、重度贫血等症状。
而刘任富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站起身抬起头，看一看周围一直以来，帮助他的那些人的脸。
梁益建感动于他这个小小的奢望，下定决心一定要治好他。
了解到刘任富家庭贫穷，根本出不起治疗费用，而自己也没有什么积蓄，他便向刘仁富要了家庭地址。
并保证，一年之后，等他筹到钱，就来接他做手术。
刘任富想，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肯定是这个医生想打发走自己的借口。
可是，一年之后，梁益建真的开车到村里，对他说，自己已经筹到十几万块钱，够给他做手术了。
原本，因为不想拖累父母，刘任富已经做好了结束生命的准备。
可梁益建，却为他带来生的希望。
事后他才知道，自从对他许诺之后，梁益建就将他的信息输进手机里。
平时看见亲朋好友，就会找他们募捐，不拘泥于多少。
梁益建筹款
就这样，整整一年时间，他愣是筹到了刘任富的医疗费用。
手术成功之后，刘任富终于不用再弯腰了，可以直立了。
他的身高从1.1米涨到1.78米，他还学会了理发，如今养活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大音希声，大爱无言，而爱却可以传递。
面对记者的采访，刘任富甚至说出：
“如果有需要，我愿意用我的命，换梁医生的命。
因为，还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病人，需要梁医生。”
刘任富与梁益建
一直以来，梁益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贫穷患者的资助治疗。
他深知很多患者家境都不好，总是四处走访查询。
一旦发现有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就会主动为他们筹集治疗费，并为他们治疗。
前前后后，他为200多名患者筹集了880万元。
直到2014年，有一个慈善基金会找到他，愿意与他合作，共同为患者提供帮助，他才停止了募捐。
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他不为自己的繁忙而烦忧；
反而担心自己会在疲惫时，对患者不经意间的眼神、动作或者语言，影响到患者的心情。
成名之后，初心仍在，难怪人们说他像一束光。
敬畏每一个生命的同时，用精湛的医术，治愈患者的身体；
用理解和宽慰的爱心，滋润患者的心灵。
其实，梁益建的所作所为，很多都已经超出一个医生的本职。
可以说，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做这一切。
而这也正是感动患者，被患者称为再生父母，被评为“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原因所在。
“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写到：
自诩小医生，却站上医学的巅峰；
四处奔走募捐善良，打开那些被折叠的人生；
你用两根支架，矫正患者的脊梁，一根是妙手，一根是仁心。
他当得起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描述的“大医”二字：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