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经济上的难题太多了，而且都非常矛盾。
首先，是经济的高增长时代结束了。近十年经济增速是一个收缩的趋势，两位数的增长结束了，接下来是保９、保８、保７、保６、保５，２０２２年受疫情冲击，勉强守住了３％，从周期性来说，这一切似乎也都很正常，没有哪一种经济模式能永远保持高增长，像自然规律一样，潮起潮落。
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呢？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发生，将定义着未来经济的主题，
第一是投资效率的递减
中国近十年一直是通过投资拉动，阻止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
但是，这种投资拉动的模式，并不是市场需求刺激起来的，而是为了ＧＤＰ而ＧＤＰ；各地方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主要是投资长期项目，并不是以效益为核心价值；从而出现了效率递减。过去拉动一元ＧＤＰ，需要投下去３元钱；现在拉动一元ＧＤＰ，需要投下去９元钱，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结束了。
如果巨量的投资缺少效益，大量的流动性锁死在了长期项目中，甚至成了异质资产，并以负债的形式固化了。那么，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的模式，也就临近边际了。
所以，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这个政策一直要延续到２０３５年；要彻底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
问题也就在这了，中国经济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需求不足。我们为什么会出现需求不足，难道中国十四亿还缺少需求吗？没错，是真的缺少，缺少的是有效需求；我有住豪宅的需求，前提是要财务自由，这才是有效需求．
第二是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的实质是消费不足。
由于外部形势的日益复杂化，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外贸这驾马车失速了，很多企业失去了订单，大面积的破产在所难免。
外需不足又彻底暴露了中国这个超大市场的内在矛盾。
这就是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过低了，老百姓的收入没有与经济的增速同步发展，消费对ＧＤＰ的贡献至少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了２０百分点。我们过去受益于ＷＴＯ，通过外贸这只后备箱，把中国制造强大的产能输出去了。现在外需不足，自身的弱点立即暴露的淋漓尽致，产能过剩具有必然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不能融入全球化，将长期陷入产能过剩的修复过程，那将是一个慢活。
产能过剩是通缩的表现，这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是典型的经济衰退迹象，一旦发生，就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因为产能过剩这枚铜币的另一面，是主要消费群体收入不足，这种收入不足，意味着在财政、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中，长期存在着不平衡。
要化解这种层垒下来的不平衡，必须极大地提高二次分配，完善全民共享的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了十倍。大树压弯了十年，岂是短暂的岁月可以修复？我们现在的水平，是英国五十年前的水平。
提高居民收入的另一个渠道是增加就业岗位。
按黄奇帆的说法，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四亿就业岗位，即增加四亿中等收入群体；这恰好与目前遭遇到的产能过剩是矛盾的，二十年内做不到。
产能过剩意味着优胜劣汰，一场民营经济的大洗牌开始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不仅如此，各地公务员，国企也在降薪，从而，构成一种恶循环的可能性；失业率越高，民民第一次分配收入也越低，产能过剩也将深陷其中。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又如何增加四亿就业岗位？又如何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又如何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境？
于是，专家们把上目光转向了财政。
这多少有点想当然了，财政所面临的问题也很烧脑，可以说是矛盾中的矛盾。
第三是地方财政的债务的叠加
财政又是什么情况？
财政的开支，是按三个方面的来源制定的，这就是：税收＋土地出让金＋融资‘；其中，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天赐资源，占了地方财政收入５０％。
２０２１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为８万亿元，如此巨大的土地出让金，其实是地租，因为中国是土地全民所有制。按复旦的网红教授张维为的说法，正因为是全民所有，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很富有，土地、矿山、资源都是人民的，这得多富有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全民所有是国家产权，全体老百姓是零产权；所以，你买房子，地租还是要交的，这就是土地出让金，很巨大，王建林说，占了房价的６０％。
有了这笔巨大的土地出让金，中国城市繁荣了起来，一、二线城市更是财大气粗，随便一座地区级的行政大楼，放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大上的。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已经过低了，这决定了中国的十四亿人的超大市场，并不像我们自己想像的那么大，它的消费能力，还是低于只有三亿人的美利坚；另一方面，房子又成了中国经济深重的压力，土地出让金在房价中的占比过高，房价与居民收入水平，完全不成比例，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吸虹了老百姓７０％的流动性，当然刺激不起来消费。
问题已经清楚了，中国又如何走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局？
当然是要提高居民收入，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明确的。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什么是底线？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生命线，借用一句表达方式：在未来的岁月了，提高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不是选择，是必须。
问题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靠企业，不太实际。既然是产能过剩，对未来的就业与收入就缺少预期，去年青年失业率三创新高，七月份高达２１．６％，是被我们唱衰的日本与美国同期的三倍，八月份干脆不再公布了。
不能指望企业，就只能指望财政。
很多专家提出直接给老百姓发钞，但是，从来也没得到政策的响应。任泽平建议给二胎发补贴，一年两千亿，这对财政来说，是一个很小的量级，结果被封嘴两周。
为什么？
因为财政也很困难，２０２３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只有４万亿，与２０２１年比，妥妥地一个腰斩，全国地方财政集体入不敷出，又如何发钞？现实是正在发行特别国债，用长债化短债，这方面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于是，就要问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主题到底是什么？是民生、还是财政？
也许都不是，在新的一年里，很可能政策全力推动的还是房地产，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