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浩
Ho Tam
拉斐尔·戈尔德切恩
Rafael Goldchain
■ Ho Tam，2010年
摄影：Ho Tam
拉斐尔·戈尔德切恩生于智利圣地亚哥，20世纪70年代初移居以色列耶路撒冷，1976年后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一家医院当摄影师。1983到1990年间，他开始在拉美国家拍摄一系列个人作品——创作地点包括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古巴。作为在拉丁美洲、以色列和加拿大生活过的犹太人，戈尔德切恩的作品以其自我身份的认知为起点，探讨了自我认知与家族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戈尔德切恩现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谢尔丹理工学院应用摄影系。
《家族肖像》部分幕后制作过程
在20世纪初的种族迫害和灭绝之下，许多犹太家庭被迫拆散分离，从自己的家园流亡到世界各地。许多人在二战时期的大屠杀中丧生，也有一些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家族成员们失散于不同的国度，不得不在异乡的土地上各自开始生活。由于这期间频繁的逃亡和搬迁，几乎没有找到家族成员的资料、记录或照片的可能性。
《家族肖像》就是戈尔德切恩为追寻他的家族历史而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摄影师访谈
Ho Tam：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摄影创作者？如何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黛安娜：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就教我摄影，把他对摄影的激情传给了我。后来我20岁出头从大学理科毕业后，便转向了摄影这一行。其中缘由是我对20世纪那些伟大的新闻摄影作品非常着迷，同时对制作图片有着浓厚兴趣。
拉斐尔·戈尔德切
自画像如 Don Marcos Jose Goldchain Liberman
1999
Ho Tam：你创作的主题是什么？
戈尔德切恩：身为艺术家，我们只能就自身经历、自我认知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尽力发出清晰有力的声音。目前我的创作与自我认知有关——我是谁以及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这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家族肖像》系列的主题就是重新评估家族的历史和价值，进而定义我们今天的身份。人们的家庭联系可能因为战争、贫困、灾难等特殊原因变得支离破碎，这个原因于我便是“二战”时期的大屠杀。我没有任何与祖辈有关的私人物品，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了，留下来的只有一个个名字和我身体里的基因。但我可以和我的亲人建立联系，因为我知道他们就在我体内。通过艺术创作，我重新联络他们，让他们在今日再度出场。你可以说我的主题是追根溯源、期待联系。想象一下这情景，我将来自不同时空的家人汇聚一堂，同他们交谈。
拉斐尔·戈尔德切
自画像如 Leizer Goldszajn
2000
“如果说摄影可以留住转瞬即逝的往昔，那么‘家庭肖像’就是一组逆行于时间的作品，它通过今日的构想去追忆已经消逝了的岁月。这个系列替代了戈尔德切恩从未拥有过的家庭相册，而令人惊奇的是，出现在这个相册中的家人实际上只有戈尔德切恩自己。”
Ho Tam：能否谈谈你的灵感来源？
戈尔德切恩：我的作品来自于生活中的经历，我通过艺术这种形式对其进行探究。有时我到工作室做一些创作上的尝试，有时则整天背着相机留意看到的景象，看能否转化为摄影作品。这能使我更清醒地意识到我想探求什么，这种想法因何而来。在此基础上我会扩展这个主题，进一步探索由此衍生的其它问题。我没有给自己设定条条框框，除了一点——一旦在创作中选中一种视觉语言，我就会坚持这种语言逻辑以求达到统一的视觉效果。
拉斐尔·戈尔德切
《家族肖像》草图和笔记
Ho Tam：你认为好照片的要素是什么？
戈尔德切恩：摄影是一种视觉语言。要是一张照片能用一种强势、清晰、直白并具有吸引力的方式与人交流，那就是好作品。当然，就像数不胜数的小说家和文学作品一样，摄影作品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图片爆炸的时代。图片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能以视觉这种直接的方式与观者建立联系。图片成为了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货币，有其自身价值，是可交易的商品，摄影艺术家也因此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艺术图品的原因是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强大，人们需要借助图片这个媒介来丰富生活、了解彼此，如同我们需要更多的书来扩展想象力、增大词汇量一样。我们都为此狂热，这就是意义所在。
Ho Tam：从事摄影创作（爱好）是否令你有所改变？
戈尔德切恩：摄影使我的生活有了目的，有了意义。
拉斐尔·戈尔德切
自画像如 Roize Krangold
2007
Ho Tam：你是否觉得别人对你的作品有误解？
戈尔德切恩：每个观众都会把他的个人经验带入到对作品的理解之中。例如，《家族肖像》系列的主题是关于家庭和历史，然而当摄影家观看时他们会将作品同摄影史联系起来，而戏剧界的人恐怕只看到照片中主角的表演。这取决于观者的身份。
拉斐尔·戈尔德切
自画像如 Zyndel Baumfeld
1999
“在创作过程中，戈尔德切恩对远近亲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查询探索，去了解先辈的历史，并四处搜集波兰和东欧20世纪初至二战前后的资料，然后加入自己的想像，构造出一个个家族成员的肖像。最后他走入影棚，通过化妆、服饰、道具以及后期制作，重新演绎每个已故的家人。所以，作品本身也是对先人的悼念。"
Ho Tam：除了摄影你还做些什么？
戈尔德切恩：我会弹吉他，最近常拉小提琴。我喜欢听音乐，因为音乐跟我的工作和艺术创作无关。
拉斐尔·戈尔德切
自画像如 Don Moises Rubinstein Krongold
2000
“戈尔德切恩的外祖父是这个系列的首个创作对象。戈尔德切恩的父母来自东欧的犹太家庭，后来全家流亡到拉丁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我们在照片中看到了一个面露愁容、手持报纸包裹的中年男子，这正是戈尔德切恩对他外祖父的记忆：‘一个好好的犹太人，成长在波兰，却不得不流落到世界的另一端生活。在那个语言和生活方式全然不同的地方，他无法找到工作，只能挨家挨户串门推销衬衫谋生。我很清楚地记得他那忧郁的面容和每天早上抱着的报纸包裹，里面装着要推销的衬衫。’"
Ho Tam：你如何看待商业摄影？
戈尔德切恩：许多商业摄影家的作品很有趣。随着时间流逝，某些作品的商业功能逐渐丧失，但随之它们又被过滤到视觉文化的国度，被当做一种文化符号对待。例如，四五十年代为《时尚》、《时尚芭莎》拍的作品，在当时看无疑是商业摄影，如今却被重新估价，视为珍贵的文化作品。
我不觉得商业摄影和艺术摄影之间泾渭分明。人们得考虑商业摄影图片的社会用途。某些作品的商业效用期一过就无人问津，而有些作品则会超越其商业功能持久流传下来。这取决于作品的时效性、主题及其社会用途，有些还取决于摄影家。很多时候，产品的照片比产品本身要伟大。
好照片就是好照片，你无法因它是商业摄影而否认这一点。在文化生产中，不同的理念就像河流一样相遇碰撞。有反对者说所有的产品都是纯粹的商品，这种生产行为是在助长消费主义，把人类带向地狱，因为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导致了环境恶化、全球变暖，最终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其中有些产品则是迄今人类创造的最高端、最精致的物品。当我们给它们拍照时，实际上是在庆祝文明的又一标志性生产。照片的作用就是把产品的巧夺天工之处清晰有序地表达了出来。
拉斐尔·戈尔德切
自画像如 Maka Ryten
1999
Ho Tam：你现在使用什么摄影器材？
戈尔德切恩：最近我用得最多的是尼康D3S。幸运的是在学院里我能借到高端数码相机，包括22万像素的。用4X5相机拍照很累人，也很费钱，但大幅印刷品的效果的确不同凡响。
拉斐尔·戈尔德切
《家族肖像》草图和笔记
“我开始拍自己的肖像时，意识到照片里不能有色彩。这是为了使作品看上去更像古老的肖像画，更能说明我的创作理念——使观众明白照片中所表现的和所代表的人物，也就是演员和被演的角色关系。换句话说，观众可能被愚弄了，以为这是某人的真实肖像，照片中的人曾真实存在过，随后才意识到这是一张现代拍的照片，原来是一个人在扮演另一个人。在这个系列中，色彩对主题是个干扰，一旦除去色彩，我所寻找的所有美感都开始显现——作品变得更难以琢磨，更有弹性，更为丰富，更像过去的肖像画。同时也更有说服力， 更像过去的某个摄影师拍下的某个很久之前存在过的人。
人为何物，如何在照片中体现人的存在，我们如何把自己置身 于照片中，如何看待和想象照片里的人——我执迷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
Ho Tam：你工作时间长吗？
戈尔德切恩：我所知不多，但我的作品《家族肖像》曾在中国的书刊上刊载过，我觉得公众对此反响还不错。据我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的传统，尊敬长者，看重亲情关系——而在西方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个。
全文完
图文转载自《前线——国际摄影艺术家访谈》编著 （加）谭浩、 策划编辑 曲扬毅， 现代出版社 ， 2011.7
编辑：leon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