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90年年底的某天，上海徐汇区某菜场（应该是乌鲁木齐中路菜场或华山路菜场）人来人往，煞是热闹。
曾经上海的菜市场供应一直跟不上迅猛的人口发展，但经过1980年代后期那届市政府的认真努力，市民的菜篮子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菜篮子是解决了，但菜市场的服务却成了问题，买菜的要看卖菜的脸色，搞得市民怨声载道。
当时菜市场都是国企单位，里面卖菜的也是国企员工，虽然大多数员工服务态度还算过得去，但也有自觉高人一等的，脸难看，话难讲。
脸难看也就算了，毕竟卖菜卖鱼卖肉的你也不可能要求他素质高到哪里去，但有人故意缺斤短两更加要命。
80年代的菜场
本来菜场员工卖的是公家的菜，多了剩下也没用，但有的人却动起小脑筋，卖一斤鱼、一斤肉故意少称半两，一天鱼肉卖下来可以给自己留下十多斤的“回扣”，家里就此天天免费吃鱼吃肉。
这个风气绝不可长，因为有一个摊位这样搞了马上就会“传染”到左右的摊位，进而污染整个菜市场，那市场秩序就完蛋了。
话说当年在肉类摊档有位复姓端木的阿姨，按说端木这个姓里出了不少著名文化人，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名端木赐）现代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端木梦锡等。
但这个阿姨的做派很显然与姓氏不符，不仅带头缺斤短两，而且即使被顾客发现了也拒不改正，反而三天两头和顾客吵架，在菜市场里恶名昭著。
菜市场的领导也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但估计这位端木阿姨是有点背景的，加上为人凶悍，因此领导也懒得给自己找不痛快，眼睁眼闭只当她是空气。
菜场一幕
这一日，菜场里突然传来消息，说有位“大领导”要到菜场检查工作，但具体时间未定，众人闻言不由得一凛，唯有端木阿姨我行我素，毫不收敛。
过了几天，传说中的“大领导”始终没来，也没有什么消息，因此大家本来提着的心也就慢慢放下来了。
后来又有人传说，说本来是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叶公琦要来，但不知为啥一直没来。
作为直辖市，上海市人大主任作为“四套班子”之一的领头人，级别和市委书记、市长、政协主席一样，都是正部级，属于上海四个级别最高的领导之一。
12月28日早上菜场开门时，有个头发花白，圆脸戴一副粗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带点书生气的老年人拿个菜篮子走进菜场。
老先生长这样
他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不断打听菜价，菜篮子里却没有放多少东西，后来终于兜到了肉类摊档。
老先生和端木阿姨四目相对了片刻，见肉摊冷冷清清，和其他地方的热闹景象大不相同，不由得咳嗽一声，说道：“你这里的生意不大好嘛！”
端木阿姨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没生意么人轻松呀！你懂伐？”
老先生推了推眼镜，似乎对阿姨的回答不太满意，随后又似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你们这个菜场斩客行为有吗？现在市政府要抓这种现象啦！”
这让端木阿姨当场炸了毛：你个糟老头子又不是市里领导，问东问西管这么多干嘛？她愤愤地把手里的切肉刀“通”地往砧板上一剁，然后就爆起了粗口。
菜场肉摊
“娘个戳X！不就是前两天讲叶公琦要来嘛！如果真来了，要到我面前买肉，我管他什么叶公鸡叶雌鸡，我一刀下去，照斩不误！”
这里要科普一下，“娘个戳X！”和“戳娘个X”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最常见的那句国骂，而“叶公琦”的当地话发音类似于“叶公鸡”，这个没啥文化的阿姨自然是把“公鸡”和“母鸡”当成一回事了。
老先生一时语塞：见过不讲道理的，没有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他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离开了摊位。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原来这个老先生就是叶公琦本人，只不过他觉得如果大举考察不一定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所以并没有事先通知菜市场，也没有带什么随行人员。
我估计菜场领导如果知道自己下面的人居然敢跟正部级领导这样不客气地说话，还泰然自若地承认自己宰客，大概率会吓尿。
叶公琦
至于这个端木阿姨的结果虽然没有见于权威媒体，但自然是可想而知了，所谓扣奖金还算好的，最轻的处分也是调离菜场。
但是“我当年对正部级领导爆过粗口”这种事情，估计讲出来也足够端木阿姨吹一辈子了。
201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了一次“中国消费者保护运动30年消费维权贡献人物”评选，最终选出了20名为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做出独特的贡献的个人（此外还有10个单位法人）。
在这20人名单中，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会长叶公琦名列第3位。
叶公琦1929年生，江苏吴县人，15岁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当年他年纪虽轻，但思路清楚，办事机灵，因此很快就被组织安排来到泰兴的戴家集地下交通站。
地下交通站内景
在叶公琦等人的掩护下，大批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通过地下交通线由长江北岸的龙窝码头进入口岸，在戴家集短暂停留数日，再经海安县向北，最终到达盐阜根据地。
1948年底，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示威的学生运动领袖和其他民主进步人士转移至解放区，时年19岁的交通员叶公琦已经单独主管一条线路了。
他负责的是从上海经镇江到苏北的线路，这条线路护送了最多的进步民主人士，包括音乐指挥家司徒汉。
和司徒汉碰头之后，叶公琦和他商定，由司徒汉扮做米商，他则扮做“米商”的“表弟”，二人带上假身份证，司徒汉跟着“表弟”坐火车到达镇江，再改乘轮船渡江。
一路上国民党军警检查很严，上了轮船之后警察又来盘查，司徒汉只是个文人，没见过什么大阵仗，他看见警察挨个检查身份证心里不由得忐忑。
警察检查过路人员
可是一扭头，看到“表弟”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司徒汉也镇定下来，翻阅起《粮食日报》，成功地蒙混过关。
二人从镇江上岸后，两人在约定的茶馆里等来了接头的同志。完成交接后，叶公琦又赶回上海护送下一位同志。
解放后，叶公琦先是在区党委工作，随后转入工业系统，再后来又先后担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上海市分管经贸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
1985年江老到上海主持工作，曾专门向叶公琦咨询意见：“上海的老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叶公琦不假思索地说：“上海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菜篮子，就是每天都要吃的副食品。”随后他兼任市蔬菜领导小组组长，由此拉开了持续四五年之久的菜篮子改革序幕。
晚年叶公琦
叶公琦领导全市商贸主管部门按照“两头放开”的工作思路，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供需问题。
他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基金，由市属企业按职工人数每人出几元钱，汇集成一笔副食品发展基金解决“菜篮子工程”经费问题。
经过几次调研，市政府得出结论：全市的副食品短缺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种群退化，一头奶牛的产奶量只有人家的一半。
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源头那就好办了，随后市政府安排经费大量引进奶牛、猪、鸡等的优良品种，再加大养殖规模，向农业大省学习先进经验，改进设备，一个人可以养2000只鸡，一年可以养五到六批，实现规模化生产。
此外，商贸部门还注意和农业院校配合加强农业科研工作，不仅培育冬季矮脚青菜、青浦茭白等优良品种，还推行地膜、小棚、大棚的种菜方式，提高蔬菜的成长率。
繁荣的菜场
配套蔬菜种植基地，市商贸委还建立了一批规模化生产的豆制品工厂，每到冬季、夏季蔬菜紧缺的时候，就供应豆制品、黄豆芽、绿豆芽。
1985年时，全市的肉、油、菜、蛋等副食品都是凭票证购买的，到了80年代末期这些副食品票证都不用了，副食品放开供应。
可以说叶公琦为上海的菜篮子建设投入了大量心血，也难怪他会这样重视全市的菜市场问题。
1988年4月，叶公琦从副市长升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的主任，此后连任市人大主任十年之久。
他在任期间，市人大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并曾多次组织人大代表到上海各地的市场、商场专题检查，并出台了《产品质量监督条例》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
2014年，叶公琦（左一）等人参观轻工业展览会
从市人大退下来以后，叶公琦又担任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会长，他余热未熄，继续为全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做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