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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介布衣，是历史领域创作者，长期从事历史题材类写作和研究，著有多部宋史类佳作。
临安劫（15）：皇帝死后变王爷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一个人闹出的动静再大，只要他还活着，我们便不好对其妄加评判，因为你不知道他后来还会做出什么事。浪子也有回头日，忠良亦可变叛臣，人性之复杂，远在我们想象之外。
人性如此，真相亦然。某件事情发生了，单凭主观直觉急哄哄地加以论断，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细节呈现出来，更多的内幕暴露出来，我们才猛然发现，原来事情的真相与我们最初的判断截然相反。
如北宋末年的张邦昌，因为当了几天的傀儡皇帝，世人便目其为大汉奸、卖国贼，恨不能生食其肉夜寝其皮。但如果你知道他是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北宋群臣内定位“背锅侠”，如何忍辱负重为了保全汴京数十万生灵而甘受骂名，你便会发现，对彼时彼地的汴京百姓来说，他非但不是汉奸，甚至可称之为救星。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感于此，在诗中写道：“事定犹须待阖棺。”一个人只有死掉了之后，对他的评价才能最终确定，此即所谓盖棺定论之谓也。
当然，所谓盖棺定论，也不见得就完全可信。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往往会抬出不同的“证据”，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大家都是聪明人，对此心知肚明，无需多说。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
完颜永济死了，是时候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一个评价了，这个艰难的任务，落在了金宣宗完颜珣的身上。
对于自己这位惨死的叔叔，完颜珣可谓尽到了侄子所能做的全部，起码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他亲自到卫王府完颜永济的灵前进行祭奠，站在那里哭声甚哀。
有关人员提醒他，身为尊贵的皇帝，按礼制规定，他应该坐在座位上哭（旧礼当坐哭）。可完颜珣根本不讲究这一套，他命人撤去座位，俯身于灵前悲泣，极尽哀伤。
哭完之后，他专门下达诏令，要有关部门将完颜永济“以礼改葬”。
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该如何给完颜永济定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完颜永济的历史地位，更关系到金宣宗完颜珣继位的合法性。
我们可以先把事情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胡沙虎杀死了完颜永济——胡沙虎迎立完颜珣——完颜珣继位登基称帝。
基于此，我们还可以反推出另一个逻辑链条，要想使完颜珣的继位具有合法性，就得证明胡沙虎是对的；要证明胡沙虎是对的，那完颜永济就必须是错的。
按照地位决定正误的政治规矩，既然完颜珣是现在的皇帝，那他自然就代表了绝对正确，毋庸赘言，完颜永济自然就是绝对错误。
错误就要有错误的代价。对完颜永济而言，错误的代价是相当严重的，他被从皇帝的花名册中勾去，反映到礼制上，便是他没有庙号。他无法在死后被称为金某宗，因为那是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的哀荣，而他，不是皇帝。
不是皇帝，那是什么呢？为此，大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作为政变的最大“功臣”，纥石烈胡沙虎最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因为迎立完颜珣的“定策之功”，此时胡沙虎已被任命为太师、尚书令、元帅，封泽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建议直接将完颜永济废为庶人，以示其恶于天下百姓。
在大金历史上，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当年完颜亮在统军伐宋的过程中，也突遭政变，被人杀死于军中，死后不仅被废为庶人，还得了一个极其贬义的谥号“炀”。
胡沙虎建议将完颜永济废为庶人，可见其极力想将完颜永济贬得一无是处，最好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对此建议，连必须在政治上和完颜永济站在对立面的完颜珣都感到不近人情。他知道，要维护自己皇位的正当性，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位皇叔打倒，但要打得如此彻底，着实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内心里，他其实是对完颜永济是充满同情的。所以，他没有接受胡沙虎的建议，只是说“朕徐思之”。
但这事也不能总拖着，过了几天，完颜珣召开了一次朝会，专题讨论完颜永济死后的政治级别问题。
胡沙虎及其同党仍然坚持要将其废为庶人，为此，他们还煞费苦心地运用小学语文技巧作了一个类比：“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大位以私己乎？”
如果用阅读理解的答题套路来分析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该句通过鲜明的类比，使完颜永济之恶跃然纸上，深刻表达了作者对完颜永济的痛恨之情。
当然，这只是胡沙虎及其同党的答案。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朝臣，则主张将完颜永济降为王爷。说到底，在大家的心目中，完颜永济绝非当初的完颜亮可比。完颜亮之恶，人所共知，至今鲜有为其翻案者。而完颜永济则不然，他虽然能力有限，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但也绝非大奸大恶之人。这一点，从曾经侍奉过完颜永济的大臣贾益谦的态度便可以看出。
金宣宗兴定五年（公元1221年），尚书省上奏，打算将完颜永济的事迹按照完颜亮《海陵庶人实录》的规制纂集成书，但因为战乱原因，完颜永济时期的各种史料已经散佚殆尽，这让负责编写的史官大为头疼。
经过多方打听，他们得知贾益谦“尝事卫王，宜知其事”，于是便专程去拜访，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完颜永济的第一手资料。
当得知朝廷要将完颜永济与完颜亮归为一类时，贾益谦说了一段颇为“不上道”的话。
他告诉史官，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卫王了（知卫王莫如我）。我也清楚，如果能在这时说几句卫王的坏话，极力贬低他，就能获得高官厚禄，如当年对待完颜亮一样，“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但我还是要说，“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他虽非圣主，但在当时局势下的表现，已比普通帝王要强得多（中材不及者多矣）。
说完，贾益谦长舒一口气：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卫王，如果你们要对我的话加以篡改来证明卫王的罪恶（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我又何惜一死呢？
当时距完颜永济死亡已经八年之久，金宣宗也已经执政八年，贾益谦完全没必要为了一个死掉的老主子去得罪新主子，他之所以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为完颜永济说话，只能说明完颜永济确实没有那么不堪。
事实上，不仅贾益谦如此认为，相当大一部分朝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之所以敢与权势如日中天的胡沙虎唱反调，不是他们不怕死，只是因为他们要对得起死去的老皇帝，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完颜永济才没有像完颜亮一样被废为庶人。
一边是权臣意见，一边是大众舆论，到底该听谁的，成了金宣宗最头疼的事。他将自己的困境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方：譬如问路，一百个人说往东，十个人说往西，问路之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岂能以人数多寡来认定对错呢？
我们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问题是，少数人说的，就一定是真理吗？显然不是。事实上，少数人赞成而大多数人反对的，一般都是错的。
金宣宗的困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建议，最终的主意还要他自己来拿。这个责任，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
经过再三权衡后，金宣宗采取了大多数人都会采取的办法：折中。完颜永济降封为东海郡侯，介于王爷与庶人之间。这是最不是办法的办法，或者说，这是当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折中，历来是当权者最喜欢采用的政治手腕，因其操作简便、效果快速，大到国家，小到单位，领导们无不对这一手段喜爱有加。
当然，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折中也不例外。运用好了，这是照顾全面、调和各方，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运用不好，那可是既得罪了这个，又得罪了那个，大家谁也不领情，最终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所以，关键还是分寸，还是火候。
事实证明，金宣宗对火候的把握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方案出台后，大家都没有再继续争论，起码从表面上看，领导的决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
三年之后的贞祐四年，面对蒙古军队的步步紧逼，颠沛流离中的金宣宗终于感受到了完颜永济曾经的艰难与痛苦，他一下子理解了这位皇叔曾经的处境之难。在同理心的驱使下，金宣宗下诏追复完颜永济为卫王，并将其谥号定位“绍”，这就是卫绍王称呼的由来。
至此，完颜永济在礼制上彻底失去了皇帝的地位，以卫王的身份被永远定格在了史书之中。
与这些虚名相比，他那些活着的家人所承受的痛苦，则要具体得多。他的妻子徒单氏被削除皇后尊号，他的家人则被禁锢，“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即便是后来蒙古军队打来，金宣宗仓皇迁都南逃，针对完颜永济家属的禁锢依然没有解除。直到大金灭亡的前两年，即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禁锢令才取消，但因为战乱原因，完颜永济的后人已不知所踪。
一代皇帝，落得如此下场，让人唏嘘，也让人警醒。
任你权势熏天又如何？任你腰缠万贯又如何？功名利禄，富贵荣华，香妻美妾，到头来，终不过骨灰一盒，黄土一捧，墓穴一方，荒草一丛。
如此而已。也仅此而已。
当然，这只是我等小民的自我安慰，或经历大起大落之后才会有的人生感悟，对于那些如日中天的权臣或野心勃勃的悍将来说，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富，才是他们寤寐求之的人生价值。
呼云唤雨，只手遮天，生杀予夺，皆由我手。为此，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此，他们可以颠倒黑白；为此，他们可以泯灭人性。
胡沙虎便是此类人中的杰出代表。
太师，尚书令，元帅，泽王。这些称号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普通人几辈子也梦不到的天花板。胡沙虎却一下子都有了，已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然而，他就像童话中那头贪吃的猪一样，得到的越多，胃口越大，当所有人都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灭亡也就随之而来了。
解决完了死人完颜永济的问题，金宣宗终于开始着手解决另一个问题：活人纥石烈胡沙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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