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廖汉生坐镇南京军区,最终做出了重要贡献,稳住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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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局乍现

1975年2月,廖汉生正式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

出发前,叶帅和邓公就已经同他说明,南京军区情况的复杂性。

邓公更是直言:“华东问题复杂,其中浙江问题尤其多,而南京军区一直无能为力。”

而刚重新工作不久的廖汉生依旧毅然领命。

且他不但自己去南京上任,连家也一起搬了去,他的老伴白林那时候脚骨骨折,廖汉生就将她背着一起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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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京后,廖汉生还是老脾气,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如果其他人不讲,他就一定要讲出来。

往后不到一年间,廖汉生的全力配合叶帅和邓公整顿军队,顺利解决了南京军区的干部配备和部队调动问题。

在南京军区管辖范围内情况最为复杂的浙江省军区进行宣讲时,廖汉生更是无所畏惧,直接把话挑明了说:“不管你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现在……我相信广大干部、群众都是好的,我们军队尤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坚决服从命令。在座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贯彻,工作上要互相支持,不能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也正是在廖汉生亲自操刀对南京军区领导作风以及部队作风进行的整顿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南京军区自上而下被调动起来,一些复杂问题得到解决。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北京方面却突传噩耗,并伴随着出现了新的变数。

1976年1月,廖汉生带领军区工作队沿长江经镇江、江阴、沙洲、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一线,勘察地形,视察部队。

正当廖汉生在无锡驻军营区稍作停留,准备继续出发的时候,惊闻: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廖汉生当时即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中,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但已经隐约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

果不其然,总理逝世仅1个月后,1976年2月8日晚,廖汉生就接到了时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宝奇打来的电话。

李宝奇在电话中向廖汉生谈了参加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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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奇

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上海市一些人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了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邓小平所主导的全面整顿。

此前总理在世时,力主邓小平复出,甚至拖着病体为邓小平复出铺路,看到邓小平在1975年着手全面整顿取得的成就甚为欣慰,甚至曾在生前最后阶段进手术室前拉着邓小平的手,用着最大的力气说道:“小平同志,这一年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这番话说的意义明显,周恩来总理旗帜鲜明地对邓小平工作作出了肯定。

而总理逝世后,一些人还是坐不住了,发起了对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批评。

而远在南京军区的廖汉生一接到上海警备区报告的情况,当即向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十天后,廖汉生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去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

19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廖汉车径直步入。

与众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从起名开始,就显得不寻常,因为这次会议叫做“十二省市负责同志打招呼会议”。

由中央政治局召集,参加者为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12省、市、自治区和沈阳、北京、济南、南京4大军区及所属军区的老、中、青负责同志,还有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

中央政治局委员更是集体到会。

但是在一众与会人群中,却独独不见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身影。

此时,由上海一些人一开始在上海市委党员大会上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调子已经传到了北京,打招呼会议进行期间,批评邓小平的调子始终降不下来。

而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民意,很快就招致了人们的不满。

一方面,人们对一些人批评邓小平的种种做法越来越看不下去,另一方面,人们也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再加上清明临近,人们的情绪达到一个临界值。

南京街头与长江大桥上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些群众自发张贴的标语,点名或不点名地指向那一帮人。

从上海开往北京的一趟列车,在途经南京的时候,车厢上面被人们刷上了长长的标语,然后火车直接将标语带到了全国跑。

也就是因为这个标语的事情,廖汉生当天晚上就接到中央军委的电话,询问他南京的情况,他当即将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进行了如实反映。

第二天上午,江苏省委常委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就召开会议,传达4月1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要求对贴标语的事情进行彻底追查。

而这还没有完,不到两周后,4月14日,廖汉生和丁盛以及江苏省委彭冲、杨广立4人被同时召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