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安徽农村工作八年之后，开国中将郑维山终于回到了北京，他以为自己很快就投入到革命建设工作中去，弥补之前这段被耽搁的时光。
但他在北京的招待所住了几个月，依然没有等到组织上对他的安排。
眼看连生活都快没有着落了，他只得想办法去寻求帮助，而他求助的对象，就是自己曾经的老首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徐向前。
又过了一段时间，仍在等待的郑维山听说徐向前生病住院了，心中十分担忧，于是打电话问能否去医院探病。
没想到，病床上的徐向前听完秘书的汇报后，原本和气的脸突然变得有些恼怒起来，他一边面朝床里侧躺下，一边挥手说道：“不见。”
秘书有些诧异，自徐帅住院以来，他并没有拒绝老朋友和同事的探望；相反，他们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舒畅，身体上的疼痛也显得不那么强烈了。
而郑维山是曾经跟随徐向前多年的老部下，两人情谊深厚，按理说是不会拒绝相见的啊？
徐向前慧眼识“人才”郑维山好学成猛将
徐向前和郑维山之间的情谊始于土地革命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徐向前是郑维山的第一任“伯乐”。
郑维山生于湖北麻城——大别山下的红色革命摇篮，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受父亲等人的影响，他从小就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不到10岁，他就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给地下党送信，站岗放哨等。
1930年，15岁的他实现了自己心中的一个愿望：他带领七十多名赤卫队员，加入了英勇的红军队伍。
更令他感到兴奋的是：虽然当时的他因为年龄不大个头小，负责分配队伍的老兵对他不那么“满意”。
但他的较真劲，却引起了旁边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正是徐向前——时任红一军副军长。
徐向前不爱说话，喜欢默默观察，他觉得这个小战士一看就胆子大，还有点人小鬼大的机灵劲，就让他做了自己的传令兵。
后来，还将他调到了红四军总部，负责通信工作。
事实证明，徐向前没有看走眼。在紧张的战局下，通信工作往往比较繁杂。
尤其在时间紧张、通讯设备不发达的情况下，许多命令完全要靠口头传达。
但郑维山从来没有让徐向前失望过，他心细如发，有着良好的记忆力和清晰的表达能力，总是能快速且准确地将命令传达到位。
而且，郑维山善于学习，他很快就通过观察和主动请教，从徐向前等领导身上学习到专业的军事知识，为之后参与作战指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30年起，他参加了花园、双桥等战斗，鄂豫皖苏前三次反“围剿”战争，后来又随主力西征，参加了反敌三路围攻作战……
在一次次战斗中，他迅速成长起来，不到20岁就成为一名猛将，威震川陕，被任命为红9军27师政委。
不到一年，他又被任命为第88师政委，这个师是由30军三个已拥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组成，它们称号分别是：“能攻钢军”团、“夜老虎”团和“能守钢军”团，可见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第88师是红四方面军当之无愧的主力、精锐部队，后来曾参加了许多大战、险战、硬战。
郑维山带兵，擅长猛打、狠追，在长征途中多次出色完成了重要任务。
他的亮眼战绩远不止如此，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郑维山的经历让人惊叹：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两次率领部队迎接红军兄弟会师。
长征结束后，88师随30军强渡黄河，执行“宁夏计划”，打通与苏联的物援通道。
“宁夏计划”被迫放弃后，随30军被编入西路军，于1936年深秋向新疆进发，以争取接应苏联的外援。
不管是作为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还是身为先锋队88师政委的郑维山，临行前应该都没有想到：西路军即将要面对的，是一场血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场面。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郑维山乞讨回延安
1936年10月，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抵达甘肃省西北部时，不料被反动军阀“马家军”重重包围，敌我差距巨大，西路军仅有2万人，而“马家军”足足有7万多人。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西路军同马家军鏖战四个多月，伤敌2万多人。
但西路军在这一带没有根据地，后方无依托，在零下三十几度的恶劣天气下，既无御寒的衣物，也无饱腹的食物，更没有枪支弹药的补给。
马家军则不断调来援兵，对西路军穷追猛赶。
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土匪恶霸，凶狠残暴，西路军孤军奋战，很快就弹尽粮绝，部队仅剩3000多人，兵败已成定局。
1937年3月中旬，按照西路军军政委的会议安排，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回去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人马，则分三路向祁连山进行游击行动，全力突围。
徐向前本想留下来稳定军心，和战友们共同进退，奈何他目标太大，留下来并不利于其他人分部行动，只得先行离开，多年后，他曾说这个决定让自己抱憾终生。
而作为西路军的先锋部队，88师在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的领导下，士兵们个个英勇作战，表现出色。
1937年1月，西路军被“马家军”重重围困，军长董振棠壮烈牺牲。
关键时刻，郑维山主动请缨，带领部队迎击“马家军”最精锐的兵力，在严重缺乏弹药的情况下，和凶残的“马家军”多次进行白刃战，将敌人的进攻一一击退。
但整个战况还是越来越严峻了，必须得想办法突围，尽量保存实力。
1937年3月7日，得知“马家军”已暂时撤回兵力，郑维山等认为：这是一个突围的好时机！
于是，他率领265团和268团，掩护总部安全撤离，随后，心系战友的他再次回到战场，寻找被围困的263团。
他从火海中找到了身受重伤的师长熊厚发，不过，在突围的过程中，仅剩的部队再次被打散，郑维山的手臂等多处位置都受了伤。
在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他被几个当地人救了，在这几个小伙子的掩护下，他躲过了马家军的搜捕，后来，他靠着千里行乞，才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的将士们，或战死、或失散、或被马家军俘虏后残忍对待。
据后来统计，仅有不到500人回到部队，郑维山在乞讨回延安的漫长路途中，每次想起88师及西路军的战友们，都忍不住失声痛哭，他也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十二年后，郑维山奉命随西北野战军进入大西北，在兰州战役里，西野官兵带着为西路军报仇的满腔热血，再一次与马家军顽强战斗！
最终，解放军以死伤近8千人的代价，歼灭马家军4万多人，将马步芳经营多年的势力一网打尽，告慰了西路军上万将士的英灵。
而在此战中，正是郑维山带领的63军成功攻占了豆家山阵地，打开了兰州的大门。
郑维山蒙冤遇难题 徐向前奔走助平反
建国以后，郑维山担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指挥了开城保卫战等多场战斗。
从土地革命到抗美援朝，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称得上是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他在统帅们心目中的评价也很高，李先念说他 “能打大仗，能打硬仗”。
聂荣臻夸他 “打仗心细如绣花”，毛主席对他的称赞则是“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务，直到1971年，他在动乱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幽禁长达8年。
1979年，他们一家人终于回到了北京，住在破旧的旅馆里等待组织的安排，却迟迟没有等来确切的消息。
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全家人的生活还需要依赖从安徽寄过来的粮票，可以说十分困难。
眼下能够指望的也就只有曾经的老战友了，不得已之下，他提笔给徐帅写了一封信，告知了自己的窘况。
徐向前不久后就收到了求助信，当他得知老部下如今的情况，徐向前万分重视。
同时，他心里也清楚，当下这个非常时期，有这种情况的也不止郑维山一人。
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找总政治部，于是他就将信转到了总政治部，希望总政治部帮忙落实，尽快解决郑维山目前的困难。
只是，徐向前大概也没有料到，这个问题竟然被一拖再拖，直到他生病住进了301医院，都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他觉得自己有愧于郑维山的请求，所以，当听到郑维山想来探望他时，更是觉得自己没脸见他。
于是，这才有了文章开头发生的那一幕。
气呼呼的徐向前在病床上翻了个身，发现秘书还站在门口，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明白自己刚才所说的气话让秘书有些犯迷糊了，他缓缓地坐起身来，叹了一口气，说道：“不是不想见他！我现在哪有脸见他？”
电话这头的郑维山听完秘书的转述，起初有点疑惑，没多久他就反应过来了：老首长指的是给自己落实待遇和工作的事情。
其实，他已渐渐明白：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朝一日就能办成的，自己也做好了还要等上个一年半载的心理准备。
没想到，老首长反倒因为记挂此事，而心情不畅快，郑维山觉得自己真是给徐向前找麻烦了。
他急忙说道：“我明白，这事本就不归老首长管，也是没有办法了，才厚着脸皮请他帮忙打招呼，给他添麻烦了！”
又请秘书转告：当务之急是老首长要保重身体，千万不能因为操心他的事情而影响心情，不利于身体恢复。
徐向前听完他的话后，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了。
想到自己这个老部下，小小年纪就给自己当传令兵，后来凭着努力，一步步地成长为共和国的“铁血战将”。
他身经百战，从枪林弹雨中一路走过来，从前，爬雪山、过草地、在战场上……吃不上饭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如今呢？
他越想心情就越急切，一出院，他就亲自给总政治部的主任韦国清打了一个电话，态度非常强烈。
韦国清再三表示，实在是因为事情太多，并不是有意推诿。
在他的过问下，郑维山终于恢复了待遇，生活上的困难得到了解决，后来，在徐向前的奔走下，郑维山获得平反，恢复军职，2年后他到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
徐向前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当郑维山再一次登门拜访他时，他没有再拒绝。
两位阔别多年的老战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见面后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郑维山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时候，邓小平曾对他说过：“你去，我是放心的。”
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大西北，第一次，他随西路军在这里和“马家军”殊死作战，亲眼见证上万战友魂断祁连山下；第二次，他随西野军攻占兰州，歼灭“马家军”，解放大西北；这一次，他则带着建设任务而来，不仅要巩固大西北的边防，还要通过绿化等让大西北焕发出勃勃生机。
晚年，他因病不得不长期住院接受化疗。在病情恶化时，他曾要求回一趟家，为的是写一份遗嘱。
在遗嘱中，他要求：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并将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
不过，没过多久，他又交代：要将遗体捐献，交医院解剖，同时让孩子们把骨灰撒在老家后面的大山上就可以了，免得给军区找麻烦。
在他让儿子代笔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我于1930年参加共产党，到现在已经有70年了，如今能看到强盛的中国，看到港澳回归，亲自参加祖国50周年大典，已经十分欣慰了。唯一遗憾的是没能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下，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