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日前，关于若干汉字读音的争论在网上骤然爆发，不由得使人心生疑窦，汉字的读音究竟是如何确定的？从此前的《南腔北调|究竟多少方言与中华民国国语失之交臂》一文里，我们已经知道，从晚清末年开始，历经民国一代，直到解放之后，虽然名称从“国语”改成了“普通话”，但北京话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地位始终未变。
虽然如此，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历来是五方杂处，居民繁杂。其内部语音自然也不会纯粹一致。就像著名语音学家赵元任说是江苏常州人，其实生在天津，一年后搬到北京，幼年时一直在京津冀一带迁来搬去。他自己说“小时候儿说的是一种北边话，老说法儿管他叫官话”，“我们的腔调都还是京腔，所以觉着别处的口音都侉。”但这种“京腔”跟老北京们的言语又不太一样。赵元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家里人管纯粹的北京话叫做“老妈子的话”，可以说是相当地鄙夷了。
“老妈子的话”的语言声望自然不高，毕竟在受过传统音韵学训练的文人学者的意识中，“官话”才是正统的读书音。所以在1920年12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通过训令正式公布的《国音字典》里就认为北京的“一隅之土音”不能定为国音。这部字典自公布至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前一直被作为“老国音”的根据。
“老国音”里保存了北京音系里已经消失的“尖团（“剑”不等于“箭”）”与“入声（“假”不等于“甲”，后者的入声调按南京话念，相当于把普通话第一声念得短而促）”。为此在当时就被诟病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著名作家林语堂就曾抨击，“现在的国音……此等东拉西凑四川领子南京袖子之标准音，实际上抵不过京音之魔力，不但将来永无实现的希望，就是在目前也是不适用于翻检的。”
一语成谶。上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京音”与“国音”的论战，“老国音”最终被打入冷宫，废弃“入声”与“尖团”的“新国音”取而代之。1926年10月，《增修国音字典》的12大册稿本基本审订完成。该字典修订的总原则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国音常用字汇》在序言里明确指出，“以北平地方音为国音之标准”。
虽然这句话后面还跟着“所谓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字字必遵其土音”；但实际操作里倒是有些矫枉过正的嫌疑：很多汉字的读音都选用了北京土话中的习惯读音。譬如， “芣蓝（一种植物）”的“蓝”与“甘蓝”里的“蓝”本来就一样，只是因为北京土音读la（轻声），就给蓝字增加了一个“又读”，给全国各地的“国语、国音”的教学和推行，平添了许多麻烦。
精通语言学的赵元任，是中西学界公认的大师
另外一个更加著名、乃至直到当代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和”字。赵元任说，早期北京话做并列连词的“和”“在平常语言里有两种说法：hàn跟hài”，“在北京话里头，没有说hé当‘跟、同、与、及’讲的。”《国音常用字汇》的“和”就据此收了一个“hàn”的读音，还用小字注明了“（连词，语音）”，说明是一个北京话口语音。这个地地道道的北京音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漂洋过海去了台湾，成了所谓台湾腔“国语”的标志，今天在CCTV4频道里还经常能够听见台湾嘉宾如此发音。这不光是因为《国音常用字汇》收有这个读音，还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而在广播电台播讲国语发音和国语课本的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齐铁恨先生自己就是北京人，在家里习惯将“和”念作“hàn”。“他的话就是法律，怎么教就都怎么念了”，所以台湾人学的“国语”也就有样学样了。后来，连董同龢也感叹，“也太迁就北平土音了”。
从清末民初开始蓬勃发展的“国语运动”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日趋动荡而告一段落。直到国民党当局败逃海岛一隅，“国音”里仍旧留有大量异读（一字多音）。进一步“审音”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新生的共和国去完成了。
新时期“审音”的依据，仍旧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虽然解放初期有人提出比北京话更适合做语音标准的是北京西城区话，认为它是“我国若干方言集中融合后的胜利者”。但是很显然，这一语出惊人的观点没有什么依据，因此应者寥寥。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第二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建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会由丁西林、丁声树、老舍、罗常培、吴文棋、吴晓铃、周有光、周祖谟、高名凯、陆志韦、陆宗达、欧阳予倩、齐越、魏建功、徐世荣等15人组成，罗常培为召集人。具体的审音原则，内有这么几条：“以现在的北京语音作标准。但在北京话中某个词的异读有分歧时，加以规范；对过分“土”的读音，也予以审定”；“根据北京音系定音，并非每字都照北京话的读法。不合发展规律的就要审订。如已非常通行，即可采用。如既不合发展规律，不通行于北方话的，即不采用，而按一般发展规律定音。”这次审音工作于1956年底开始，到1962年，分三批发表《审音表》。
80年代时，又一次新建的“审音委员会”，由王力先生为召集人。他的想法是“能依照语音发展规律，就能照顾全国方言，有助于普通话的推广。”1985年12月2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本表为准。”至此，现有的汉字读音体系基本成型。
所谓“审音”，对于汉字大体就是制定（更改）读音，或是在“异读”中做选择两途。前者，有如“癌”的读音。这本是个医学专门字，在鸦片战争之前出版的字书（包括《康熙字典》）中都不曾收录此字。但“癌”有个异体字，“嵒”。《说文解字》记载：“嵒，山巖也”。“巖”即 “岩”字，医学古籍中认为“癌”是一种质地坚硬且形状不规则的疮疡肿瘤，与 “岩”有相似之处，故而有的医籍中直接用“岩”通假“癌”。但这样就带来一桩麻烦事儿：“癌”与“炎”变成同音字了。病人耳中，“胃炎”听成“胃癌”，岂不是恐怖异常。虑及这一问题，1962年修订版《新华字典》参考苏州、上海一带吴方言发音（[?ε]），将“癌”改读ái音（因北京话ng不能做声母）。如此一来，“胃炎”与“胃癌”就不会再混为一谈。可以说是人工干预自然语言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至于在“异读”中做选择，主要是因为汉语的音系从上古到中古再到近现代发生了极大变化。这种历史音变是导致汉字出现“异读”的主要原因。比如“塞”字在北京话一共有三个读音：sāi、sè、sài。sāi / sà看似i只是声调的不同，差别很小，其实历史源流差得很远。在上古“塞”只有入声一读；到中古一分为二：入声韵为“苏则切”。另分化出去“先代切”，折合今音为sài，指、边塞的塞。以《中原音韵》为标志，由于入声在元代以后的北京话里消失，这个读作“苏则切”的“塞”再次分化为sāi、sè二读，前者是华北-东北官话的特征，后者则是中原、江淮（南京）官话的影响。审音的作用，就是规定了“塞”在什么词里读sāi，什么时候又是sè。
归根结底，既然汉字读音从古到今一直在变化，譬如疑是凝的声旁，但两者读音不同（“疑”变“凝”未变），“尔”是“你”的本字，但字音比保守的口语音跑得太快，所以才根据口语音新创了一个“你”字……强令其从今往后不再变化似乎也不太现实。“审音”终究无法脱离“约定俗成”。出生于北京的语言学家，先后参加过50年代与80年代两次汉字审音工作的徐世荣晚年指出，“新的语音问题，仍会在普通话的推广、教学、应用中随时产生。
我个人以为最好每隔一段时间（比方说每隔十年），即进行一次清理，使“有声”的活语言、新词语，在孳乳中循一定规范发展……”，亦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