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湖南一位名叫周炎光的老人在家中意外翻出了一张泛黄的借条，这张借条看起来颇具年代感，一看就知道存在的时间不短了，但所幸的是借条保存还算完整，基本内容都还可以分辨，借条上落款的时间是1945年3月，距当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而再往旁边看，周炎光吓了一跳，在日期旁边落款人那个位置，赫然写着五个大字“八路军 贺龙”。
借条
如果单纯只是贺龙一个名字，周炎光或许觉得是重名了，但加上八路军3个字，那应该错不了，十有八九就是那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开国元帅了，而借条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借爱国人士周连池先生大米陸拾肆斗、大肥猪壹条、银元肆佰贰拾块、铜钱伍佰块、小钱十贯，祖国统一时来中央。”
借条里表述的情况似乎是贺龙元帅率领的八路军队伍向一位爱国人士借了一些补给和钱财，其中包括大米、猪肉以及420块银元，而这位周连池先生就是周炎光的父亲，至于结尾的那句“祖国统一时来中央”，豪气万丈，应该就是出自贺龙元帅之口。
藏在族谱中的借条
周连池先生早已去世，但周炎光老人回忆，关于这张借条，父亲其实早有嘱托，只是当时的他并没有弄清那份嘱托的含义。
周家当年家境富裕，是地主家庭，土地改革时期，周家的土地被没收，他家的族谱也一直保存在本村的周秋保手里，1980年，周秋保因病去世，周连池才默默取回自家家谱，但没有对外声张，9年后，周连池临终前嘱咐儿子周炎光，说族谱中有一张条子，让他日后务必“解决”一下。
当时的周炎光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没有心思去想这件事，后面就慢慢淡忘了，直至2003年，他在翻阅族谱时，发现双页封面里有一团黑色的东西，这一瞬间，他脑中如闪电划过，一下记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周炎光赶紧找来小刀，将双页封面拆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发现是一张借条，他这才知道，五十多年前，父亲曾向八路军借出420块银元。
为了证实这件事情，周炎光将这张借条拿到了上级部门进行鉴定。而这张借条的事情也随之传播了开来，众人好奇之下也不免产生了许多质疑，质疑这张欠条的真假，并指出了许多疑点。
欠条上的简体字
有人说欠条上的字体有问题，欠条上有繁体字，也有简体字，但简体字是建国后才由政府确定推广使用的，欠条上的落款时间是1945年，当时还未建国，哪来的简体字呢？
然而这种质疑是经不起推敲的，简体字作为国家通用文字的法定地位，确实是新中国建立后才确定的，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两年后，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并于1964年制定出了一个《简化字总表》，这是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公布并成功得到贯彻实施的简体字方案和字表，而我们现在通用的字表，是1986年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2000年10月31日，《文字法》通过，次年元旦正式施行，确立了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文字的法定地位。
《简化字总表》
不过有些人不知道的是，早在这些之前，简体字其实早就在民间出现并使用了。
我国著名的文字改革学家叶籁士对《简化字总表》2274个简化字中比较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其中解放区和建国后出现的是101个，其余420字都是解放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
简化汉字由来已久，我国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由篆书变为隶书、楷书，而简体字就是楷书的简化，秦汉时期是汉字大变动的时期，楷书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而简体字也随之诞生。
而在近代，我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源于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当时参加太平天国的大都是社会底层民众，为了提高识字率，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都是使用的简体字，甚至连玉玺都是简体字，而他们使用的一百多个简体字中，有80%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
太平天国玉玺
此外，在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大家能记住的似乎只有白话文运动，但其实在当时，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文字简化运动，只不过没有像前者一样为人熟知。
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虽然后来因为争议被收回，但也确实表明，简体字的应用在当时其实已经很普及了。
因此，在1945年的欠条上出现简体字，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而是完全有可能并且合情合理的。
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还有人问，八路军有自己的纪律，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又怎么会欠别人的钱呢？
八路军确实有自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1927年10月24日，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荆竹山，下一步就是前往井冈山，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顺利开展工作，在荆竹山雷打石上，毛主席给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这就是后来贯彻全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很多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呢？这件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事为什么会作为红军的一条铁律呢？
原来，当时部队在遂川大汾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被打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非常疲惫，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块红薯地，大家没有多想，一涌而上，七手八脚挖出红薯，胡乱地揩一揩泥巴，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
毛主席赶上来后，看到这一情景，他很生气，向在场的几位干部问道：“你们经过了老表的同意没有？”连长曾士峨难为情地摇摇头，小声地说没有。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军阀的队伍，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的利益呢？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和旧军队有什么区别？”听了毛主席的批评，战士们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最后大家凑了6吊钱，用纸包好，又用一块布裹了一层，埋在了红薯地边上。
从此就有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条纪律，后面慢慢就修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尽管如此，但这不代表八路军不会向群众借东西，大家不要忘了，在“八项注意”中，就有一条是“借东西要还”，可见八路军并不反对向群众借东西，但前提是要归还。
木板借条
实际上，很多时候，尤其是红军时期，面对多方敌人的围剿，战士们的处境有时候会非常艰苦，从而不得不向群众筹借一些物资。
长征时期，刚进入藏区时，红军将士们就发现，当地的藏民要么逃走，要么在国民党的抹黑宣传下对红军抱有敌意，1935年7月，一支红军部队来到了毛尔盖，准备休整一番，顺便筹备一些粮食，哪知到了一看，当地的群众由于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全都跑了。
无奈之下，红军战士只能到田里，将藏民的粮食收割下来，上至朱德元帅，下至炊事员，全都动手割麦，不过在收割粮食时，红军们有着严格的规定，不能破坏庄稼，为了给予藏民们补偿，红军们还写下“借条”留在藏民的土地上。
红军留下的“借条”
这种借条是木板做成的，红军会将自己收割的数量以及收割的原因写在木板上，然后将其插在田地中。当地藏民可以凭借这种木板，前往红军队伍中获取应得的报酬。
因此，贺龙元帅带领的部队陷入困境，向群众筹借一些物资也就并不奇怪了，况且人民军队人民爱，当时的人民群众心向八路军，看到他们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流血牺牲，于心不忍，于是有很多爱国人士给战士们送食物和钱，一开始战士们都坚决不收，后来只能打下借条，承诺战争结束后一定会悉数奉还，周炎光这张欠条上对于周连池的称呼也是“爱国人士周莲池先生”，极有可能当时也是周连池先生主动要对贺龙元帅的部队提供帮助。
终得真相
当然了，除了质疑声，很多人对于这张欠条的真实性还是持相信的态度，并指出，在欠条的署名处，有两个印章，一个是贺龙元帅，另一个是属于一个叫做“陈菊生”的人的。
陈菊生是谁呢？在贺龙作为师长的八路军第120师各级干部名单中，决死2纵第六团的团长就是陈菊生。
这个印章，无疑也为欠条的真实性加了分。
贺龙元帅
周炎光将欠条拿出来后，上级部门非常重视，开始想办法确认欠条的真实性，湖南省收藏协会专门对此进行了鉴定，结果发现，借条采用的是解放前记账的契格纸，墨迹和印章都是旧迹，年代上是吻合的。
至于内容，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当事人也都不在了，要想确认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几经辗转，周炎光找到了一位名叫向轩的战士，这位战士可不简单，7岁参加红军，9岁长征，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
更主要的是，向轩的母亲是贺龙元帅的五妹贺满姑，在母亲和大姨贺英相继牺牲后，向轩找到了舅舅贺龙，并一直跟随在身边，贺龙担任120师师长的时候，向轩是120师司令部的通信员，因此对于当时贺龙部队上的事肯定是有印象的。
老红军向轩
周炎光找到向轩时，他已经是个接近九十岁的老人了，这位老红军知道了周炎光的来意后，接过借条看了下，旋即肯定地表示确有其事，借条是真的。
据向轩所说，陈菊生是当时的后勤部长，借条是他借贺龙元帅的名义签订的，不存在造假的可能。
虽然跟人们猜测的关于陈菊生的身份有些许的出入，但总算是证明了欠条的真实性，这让周炎光非常高兴，尽管因为地主家庭家里的土地被没收了，但这张欠条足以证明，父亲周连池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
虽然当时的周家家境非常好，但420块银元对他们来说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能把它借给八路军，足以说明了周连池老先生的拳拳之心。
银元的购买力
现在大家对于银元在当时的价值和购买力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这么说吧，作为民国时的通用货币，相对于国民党后期发行的贬值迅速的“金圆券”和“法币”，银元其实算是相当坚挺的，也是当时的民众都比较认可的货币。
要知道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乱时代，什么才是民众最关心的？当然是一口吃的。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战时更是至理名言，由于战争，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当兵的当兵，打仗的打仗，反正种地的是越来越少，粮食也就越来越贵，在那个时代，粮食就是妥妥的硬通货，跟现在的粮食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就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一枚银元在当时依然可以买几十斤大米，买十来斤上好的猪肉。
而当时在饭店当学徒，一年才能拿到8块银元，那些提着脑袋在战场上讨饭吃的军阀士兵，每月的工资也才5块银元，可想而知其珍贵程度，据说鲁迅先生在北京买了一栋四合院，总共的花费是多少呢？3500块银元！皇城根的四合院，称得上是寸土寸金，价值就不用再多赘述，由此也可见银元在当时强大的购买力。
这还是在京津这种大城市，在这些地方，银元的购买力其实算是相对较低的，在一些落后地区，3、4块银元就能买一垧地，相当于3亩，再加几块就能买一头牛，一个三口之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有了。
因此，可想而知，420块银元在当时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了，何况还有那些大米、猪肉、铜钱等，借条的时间是1945年3月，当时抗日战争还没结束，作为普通百姓，随时可能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周连池先生愿意将这些物资和钱财借给八路军，是以自己的方式为这场抗击侵略的战争贡献着力量，这也足见其爱国之心和高风亮节。
确定了借条的真实性后，相关部门马上根据经过计算后的汇率，将420块银元兑换成了人民币，多少呢？足足五万块钱。周炎光老人本来只是想证明借条的真实性，没想到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竟然真的收到了这笔“欠款”，万分感动的老人连称：“八路军是讲信用的，讲信用的！”
一支军队只有取得了人民的拥戴，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历史总结的教训，也是我军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路线，而这张几十年前的借条，就像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见证了在那个国家存亡的时刻，军民一心共克时艰的鱼水之情。